作为事件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关于言志、公安派、小品文的论争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把文学分为载道、言志派,并以二派的起伏描述中国文学史的变迁.钱钟书、朱光潜等批评者认为,周作人的言志、载道,区分在于文学内容之思想与情感;实则,周作人依据即兴与赋得的为己与为人之不同.针对周氏新文学运动是明末公安、竟陵派复兴之观念,阿英、陈子展、许杰等批评者或者把新文学看作载道文学以截断其与明末言志派文学之联系,或者从社会经济方面说明新文学发生之因.周作人与批评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小品文是言志,抑或载道.周作人舍弃"人的文学"中的人类主义和人道主义,独尊个人主义,把革命文学看作载道/遵命文学,从而从"叛徒"走向"隐士";而鲁迅、阿英等左翼文人提倡小品文的战斗性,意识到干预时代和社会之可能性,从而徘徊于"十字街头".     

胡先骕与哈罗德·阿克顿译《东坡诗九首》

20世纪初,学衡派与新文化派观点对立,以《学衡》与《新青年》为平台展开激烈论战.1939年,学衡派主将胡先骕与英国汉学家哈罗德·阿克顿在《天下月刊》合译《东坡诗九首》,以精湛的译笔向世界呈现了中国文学经典之作.阿克顿欣赏中国古典文学之美,并立志与胡先骕等中国学人向西方翻译中国文学经典,他对比古诗与新诗的创作成就,反对新文学在创作中尽弃文学传统.而陷于"南北之争""二胡之战"的胡先骕,则认为新文学脱胎于古典文学,他以《学衡》《天下月刊》为阵地发声,力证新文学对古典文学应取传承借鉴的态度.胡先骕与阿克顿对苏轼诗的合译,以古韵为鉴、古今并举,旨在提出新文学与传统文学互鉴共存的发展观.     

中国现代文学视野中的“古典主义”阐释

古典主义在中国研究论题的拓展性探究将不可避免地触及三方面内容:一是一个被遮蔽了的研究论题:古典主义在中国;二是古典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新月派文学创作之现象分析;三是以"现实主义"解读"古典主义"的局限。事实上,展开"古典主义在中国"论题研究的视境,不仅可以勘探性定位、指述与审视古典主义与儒家传统学说的内在偶合性的思想蕴涵,而且足以使人们透过古典主义与现代中国20世纪文艺创作现象之新视点勾勒、总汇与披露而获得一种理性启示的思想张力。     

宏阔视域的建构 新人耳目的考论——读《袁宏道与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研究》

袁宏道在尘封三百余年之后的20世纪前期重见天日,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无疑具有开创之功,但周氏对公安派文学之近代化价值的判断主要建立在明代性灵派与复古派的二元对立认识基础之上。周质平《公安派的文学批评及其发展》(1986年)批评了以"载道"与"言志"划分七子与三袁的做法,并质疑林语堂、刘大杰等人过誉袁宏道的行为。那么,性灵派与复古派关系如何?性灵说与王学关系怎样?性灵派文学的近代化价值何在?若想就这些问题     

中国20世纪现代主义与现代派小说回顾

２０世纪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伴随着对外国现代派文学的引进与新文学一起成长，在大陆中断后却在台湾、香港盛极一时，世纪末又在大陆重新出现繁荣。中国现代派小说在成长中形成了与西方现代派小说不全相同的新景观，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     

20世纪中国文学革命的现代性冲突与阶段性特征

20世纪中国文学革命的内在动力是文学现代性、政治现代性和经济现代性的冲突。此一冲突决定着文学革命不同阶段的特征。概言之,90年代以前的文学革命由政治化的新文学工具论和美学化的新文学自主论之冲突所推动,90年代以后的文学革命由市场化的新文学消费论和先锋性的新文学自主论之冲突所推动,此间还包括80年代中后期先锋实验派文学自主论与文学保守主义之间的冲突。     

印度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透析

现代主义小说是印度20世纪文学中的重要构成,其发生、发展大致经历过三个阶段,各时期的创作成就分别以泰戈尔、阿葛叶与布特代沃·巴苏和"新小说派"作家群作为代表.泰戈尔实现了印度小说叙事手段的现代性转型;阿葛叶和巴苏为印地语、孟加拉语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中后期出现并得到繁荣发展的"新小说派"借鉴、吸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法,融合本土小说叙事基因,强化现代性诉求,坚持立异标新,对印度文学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生命的瞩望:走近真实--海派小品散文比较谈

海派小品散文是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文学的时代生命意象,本文试图把海派小品散文归入现代散文的大视野中,就"个体与自我"、"个体与社会"的问题,与闲适派及太白派作比,去把握海派小品散文的文学生命的真实存在.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

中国新文学与现代文学不是等同的概念.新文学始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而现代文学则始于20世纪初,因为从20世纪初至1917年文学革命以前的文学中已经出现了与新文学的主要特征相通的因素.与此相关,本文对于把1840年至五四运动前夕的文学作为"近代文学"的文学史分期法也提出了商榷.     

徐志摩章士钊关于信念的论争述评

徐志摩与章士钊关于信念的论争,是五四文学革命中新文学派与《甲寅》派论战的组成部分,是桐城派文学与新文学对立的反映。从思想根源上说,新文学派与章士钊的分歧在于双方社会变革思想的不同。前者属于激进型,后者则是渐进型。章士钊的社会变革思想,虽不无可取之处,但总起来看,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这决定了他必然失败的结局。     

周作人附逆期间散文论略

周作人自1939年担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起至1945年“八·一五”日寇无条件投降时止,六年附逆期间共创作散文430余篇.在周作人及其散文研究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为着彰显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贡献,而有意回避或淡化周氏附逆期间诸多散文所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与错误;二是既已认定周作人是汉奸,曾为日本法西斯及汉奸汪精卫之流歌功颂德,就对周氏文学思想、散文创作不加分析地一笔勾销.当下第一种倾向尤为严重.本文依据知人论世、知世论文原则,将周氏附逆期间散文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既实事求是地揭露周文的主要问题与错误,又对部分佳作予以肯定性评析,从而展示出它们与周氏其他人生阶段散文的不同特点.     

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周作人与中国纯诗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对象征主义“纯诗”的译介,是30年代“现代”诗人的中国纯诗运动的重要理论与艺术准备。他1919年所译法国象征诗人果尔蒙的《死叶》,在新文学的象征诗译作中,最早兼顾了生命质感与形式因素的完整性。之后,他不断修正自己早期的平民化艺术观,主张新诗要把现代中国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浮到心头”又“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幽微而深邃”地表述出来。周作人对象征诗艺的兴趣,是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     

颓废——晚明文学现代性研究的新视点

现代性研究的困境在于变笼统概论为专题分梳。五四以降的晚明文学现代性研究,首先视晚明文学为五四新文学的源头,继而以资本主义萌芽等话语为轴线,新时期以来则从中国文学的整体观念和美学思想方面着手,新世纪以降则从消费文化等方面考察晚明文学的现代性。梳理此研究历史和现状,借以审视其研究困境,力图从颓废面向来重视晚明文学的现代性,寻绎中国文学自身的现代性。     

现代文化视野下建筑文化的觉醒——20世纪初中国新型建筑文化观念的形成

既有的中国近代建筑历史研究长期局限于对建筑技术、建筑功能、建筑风格和建筑理论等专业层面的研究。试图从西方建筑美学的引进与建筑审美意识的觉醒、纳入艺术与美术范畴的建筑艺术、建筑文化意识的觉醒的新的建筑历史观念的萌动等不同方面,考察20世纪中国社会新型建筑文化观念的形成历程,从而为中国近代建筑历史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和视角。     

诗化戏剧与小说化戏剧——曹禺与老舍戏剧比较研究之二

“以诗写剧”是最能体现曹禺话剧创作个性的特点之一,也是他区别同时代话剧作家的显著特色,就创作主体而言,曹禺多次宣称他以“诗”写“剧”。与曹禺诗化戏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舍在他的话剧创作中也融合了别种文学体裁的特长,但不是诗而是小说。老舍创造性地把小说与戏剧这两种最为显要的现代文学文体结合起来,创立了极具个性特色的“小说化戏剧”,使成熟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话剧在特殊的政治时代,没有完全跌入低谷,在文艺家们普遍迷失自我的红色岁月依旧为中国甚至世界戏剧观众奉献出独具个性风采的“小说化戏剧”精品。     

周作人《过去的生命》中“人的文学”观的体现

在“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的重要文学命题,与此同时,周作人还创作了诗集《过去的生命》中的诗歌。《过去的生命》主要体现了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中的三方面重要内容：“人道主义为本”、“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求生意志”和“求胜意志”。     

共鉴“五四”：西学东渐、指向启蒙与政治现代性——以苏雪林、胡适与周作人的“五四”观为支点的学术考察

文章以苏雪林的《中国文学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与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三部新文学史著述为研究对象,解读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如何在不同视角下建立自己的＂五四＂观。研究表明,就＂五四＂的发生而言,苏雪林认为西方思潮对中国人生活形态的影响应是主要因素,而胡适敏锐地从古文向白话文的转换入手,认同＂语言＂革命是＂文学＂革命、＂文化＂革命之先声,周作人则更多倾向于＂言志＂这一传统诗学精神在社会变革期的反映,认为＂五四＂与明代文学革命运动如出一脉。三种不同的＂五四＂观,实际上反映了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如何用自己的眼光来审理＂五四＂这一学术命题。这反映了＂五四＂所产生的动因乃是＂启蒙性＂而不是＂革命性＂的,无论同时代人如何解读＂五四＂,其出发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启蒙＂,苏雪林对于＂五四＂发生之解读,在更高层次上囊括了胡、周二论,是相对全面的。最后,笔者进一步总结,发现＂五四＂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促进了白话文与大众传媒的普及进而导致政治现代性的转变。     

“人的文学”烛照下中国现代审美性文学的功利观——以周作人、沈从文、徐訏为例

审美和功利的矛盾是贯穿文学始终的矛盾。中国现代审美性文学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不讲功利,它们反对直接的现实功用,主张从"人"的角度实现文学内在的独特价值。这其中,20年代的周作人首树"人的文学"的大旗,30年代的沈从文、40年代的徐訏分别从两个方面实践和丰富了这一主张。     

清末民初中西文学观念的接轨

英语词literature原有学问、著述的意思,19世纪后期特指诗歌、戏剧和小说等审美性著述,形成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秉承“诗艺”传统,彰显科学与艺术、功利与审美的区分。古汉语中的“文学”意为“文章博学”,强调文章的学术内涵和经世作用。日本学者用“文学”对译literature,通过笸川种郎的《支那历朝文学史》中译本传入中国。中国学者接受了新的文学概念,观念上则形成两种主要倾向：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派注重文学的明道经世功能,将审美当作是特殊有效的手段;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派强调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审美特性和审美价值。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四问题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在走出传统、成为话语主持、体现审美启蒙、遭遇威胁四个方面凸显了自身的基本性质、特点,极具重要性。人的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标志,并将在新的世纪里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