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在民族音乐发展中的历史与逻辑——基于土家族土司音乐研究

20世纪40年代,"口述史"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在西方悄然兴起。近年来,特别是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运用了"口述史"理论与方法,使得民族音乐领域中的"口述史"研究获得较大的进步与突破。学者们在重视民族音乐本体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民族音乐"口述史"实存分析研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研究成果。但是,音乐学界对"口述史"方法在具体的运用中还存在许多疑惑与误解,对"口述史"的价值、地位、特征等还认识不足。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有着独特的范畴和特点,以土家族土司音乐为例,其"口述史"研究同样有着自身的规律和法则,尤其是对土司时期反映土家族人民俗生活、仪式音乐与典型的土司音乐等实存音乐现象进行的"口述史"研究。人们运用了现代录音、录像技术,记叙了土司到普通民众在民俗、宗教、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的生活历程。如今,"口述史"将借土家族音乐更广泛、深刻地记录下土家族社会发展的历史痕迹。     

土家族土司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土家族土司文学所反映的土司时期武陵山土家族地区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土司时期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所蕴含的国家意识、中华文化认同、家国情怀和开放包容精神等思想文化内涵,为解读武陵山土家族地区世代和谐的民族关系提供了历史依据,也是土家族和中华各民族共同开疆拓土、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精神的有力例证。土家族土司文学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了土家族土司文学的时代价值,反映了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乃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融入中华多元一体的历史脉络和演进逻辑,是土家族文化研究的新发现,有助于推动各民族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     

明清时期土家族土司制度下的“三棒鼓”研究

"三棒鼓"是土家族一种古老的民族艺术形式,流行于湘鄂渝黔边邻的土家族地区,具有独特的表演风格和技法。明清时期是土家族土司统治兴盛时期,在土司制度下,"三棒鼓"在表演、内容、结构、音乐以及唱腔等方面都保持了土家族传统特色,后来又融合了土家族戏曲、民歌等素材,逐渐形成具有土家特色的说唱艺术。明清土司统治时期的文化制度为土家族"三棒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对土家族"三棒鼓"的革新、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土家族土司人名训释

在土家族土司时期,汉文献记载有大量的以土家语命名的土司人名,这些人名具有较高的语言和文化价值。对这些土司的土家语人名进行解读,有助于了解土家族人名命名的一般规律和土家族土司历史文化。     

明清时期土家族土司戏曲音乐生态生成与特征

土家族土司戏曲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是土家族文化的重要体现形式.明清时期是土家族土司戏曲兴盛时期,由于保存完整且又具有民族特色,因而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土家族土司戏曲音乐在调式音阶、旋律进行、曲式结构、唱腔等方面与其它戏曲音乐不同,有着自己的特色.     

论容美土司文学的国家认同意识

容美土司文学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美学内容,是土家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不仅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风起云涌的社会面貌,而且在皇帝景从、王朝认同、"正朔"守望、美政向往以及对于土司制度的否定等方面表现了鲜明而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通过容美土司文学研究包括国家认同感在内的民族心理方面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试论重庆土家族土司文学

重庆土家族土司文学的体裁以诗歌为大宗,散文次之,词有少量作品传世,题材较为全面,反映了重庆土家族文人文学在明清时期的水平和成就,实现了从客籍而本土的转移;重庆土家族土司文学作家亦曾结集作品,其集惜多不传。     

论明代中后期鄂西土司的反抗与明朝控制策略的调整

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爆发的鄂西土司黄中、覃壁等的反抗活动 ,形成了一个反抗、叛乱的高潮。“平叛”以后 ,明王朝对土司的政治、军事、政策有相应调整 ,进一步加强了对土家族土司的控制     

土家族文化与民俗的新解读

清代江苏无锡戏剧家、诗人顾彩访问鄂西容美土司田舜年,记下所见所闻,写成《容美纪游》。土家族学者高润身、高敬菊为之作评注,将容美古俗与现代土家族民俗作比较研究,乃土家族文化与民俗的新解读。     

元明清时期湘西土司的设置与变迁

湘西土司是南方民族地区土司特别是土家族土司的重要组成部分,级别高,数量多,与中央王朝关系密切,在中国土司制度中具有很大的典型性,是最有代表性的土司之一.通过对元明清时期湘西境内所有土司的设置与变迁进行详尽的资料梳理,对许多矛盾史料进行了考证辨析,对一些不见经传的小土司进行了史迹钩沉,第一次完整系统地展现了湘西土司的历史全貌.     

明清时期土家族地区“自立土司”研究

明清时期,鄂西南、渝东南、湘西等土家族地区都有自立土司。从产生途径看,可分为强宗大族自立、土司侵占自立和土司分化自立三种。自立土司模仿合法土司对辖区进行社会治理,与合法土司消极互动,同时对中央政府的军事征调等格外积极,部分自立土司还因各种原因得到中央政府承认。     

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主要手工业及其分布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纺织、矿冶、榨油、煮盐、制蜡、制皮革等主要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分布情况进行了探讨，认为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手工业发展主要表现在手工业产地增加、从业人员专职化和手工业技术提高等方面；从产业结构看，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手工业生产门类偏少，且发展不均衡；从分布地域看，各类手工业产地在各地分布差异明显，各地手工业门类构成差异也较为明显。     

唐崖土司覃氏世系及其征调述略

从元代起,封建中央王朝开始在土家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明代进一步发展至完备。唐崖土司是鄂西历史上以军事武功著称的几大土司之一,明季势力达到鼎盛。加强唐崖土司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研究,对深化和拓展鄂西乃至整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依据《覃氏族谱》和地方史料,对唐崖覃氏世袭及其征调进行初步梳理和讨论,以期对鄂西乃至整个武陵山区土司文化与民族文化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土王崇拜到私约归流——容美土司制度下的权威嬗变

土司时期容美土家族的原始信仰、族群意识和长官权威,在一定程度发挥着巩固土司制度的实际功能,但随着诸多因素的影响,土王对辖区子民不容质疑的权威亦因之逐渐丧失。容美土司社会制度的变迁是当地土家族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清中期轰轰烈烈的改土归流运动中的一个典型个案,体现着国家权力、民族精英以及族群三者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追溯...     

唐崖土司城的土家族文化剖析

唐崖土司城遗址包含着丰富的土家文化内涵,是土家族文化的结晶,透过唐崖土司城遗址,揭示其所包含的土家族文化,不仅有利于再现当时的土司场景,为唐崖土司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文献资料,而且对于土司文化的保护、开发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土司学的研究历程、内容及理论构建

"土司学"概念自2009年由成臻铭先生提出后,就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中国土司学研究也得到快速的发展。中国土司学研究主要涉及土司的基本概念、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土司文化、土司遗址等内容,其理论构建着重在学科理论与学科方法应用上着力。     

民间的力量:改土归流与土民社会的演变——以鄂西南容美土司为考察中心

改土归流既有土司的一面,也有土民的一面。从土民的视角来看,改土归流虽是国家力量对土司地区的变革,但这一变革并非单向,土民在改土归流过程中也并非被动的"接受者"。无论是土司阶层的改土归流还是土民阶层的改土归流,土民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能忽视来自民间的力量。在改土归流过程中,既有汉文化对土家族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也有土家族文化在汉文化强势影响下的自我传承与发展,二者并行不悖。土民社会并未彻底成为汉人社会的一部分,土家族文化也并未完全整合进汉文化当中。应多关注改土归流历史进程中土民的选择和土家族文化传承与延续之间的关系。     

重庆土家族土司国家认同原因与政治归附

我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重庆酉阳冉氏、秀山杨氏和石砫马氏、陈氏和冉氏等土家族土司曾长期存在,由于历史渊源、文教引导和职位诱惑等原因而表现出极强的国家意识,积极认同元明清等朝代表的国家正统,是中央政府在民族地区的政治代表,有力维护了土司时期重庆土家族地区的政治稳定,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巩固了民族团结和繁荣的大局,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不应分割的部分。为维持统治利益,重庆土家族土司认同新朝代表的国家正统,通过政治归附以延续土司职位和自身在民族地区的合法统治地位,既有因国势强盛而积极向化,亦在朝代更迭时认同强势政权。     

土司时期湘西土家族地区社会经济形态简论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初封建王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本文从土司时期湘西土家族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以及土地占有情况等方面分析了土司时期湘西土家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指出土司制度下的湘西土家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应该是封建领主制经济。同时指出明末清初生产发展下出现的土地私有是湘西土家族地区封建领主制经济向封建地主制经济转化的重要原因。     

“一叶障目”：土司研究的“碎片化”倾向

近年来,土司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对于“碎片化”概念内涵的澄清,有助于土司“碎片化”实质的认识。已有土司研究中,确实存在着断代性土司研究缺乏“长时段”、民族性土司研究缺乏“贯通性”、区域性土司研究缺乏“整体性”等“碎片化”倾向与表现,应引起土司学界的警觉。只要研究者立足于“总体史”,重视研究内容之间关联性探究,注重史学本位之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就可以跳出“碎片化”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