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文学语言空间的开创——兼与清末民初文学语言的关系

在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系统发生了裂变,文学语言呈现出多元杂糅发展的局面.在胡适等人的理论倡导下,现代白话一统成为新文学唯一的文学语言基础.同时,白话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大的发展,呈现出相当的欧化倾向,兼收并蓄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具有表现力的中国现代民族书写体系.清末民初与五四时期文学语言建构产生了明显的区别空间,由此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五四文学中文体、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特质.     

清末民初(1898～1919)儿童文学翻译鸟瞰

清末民初,是文学翻译发端和大盛的时期,以中国人作为主体的儿童文学的翻译也肇始于此。目前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在中国是处于边缘的位置,尤其是清末民初这一阶段,缺乏比较宏观的研究。     

论清末民初(1895-1916)陕西的庙产兴学运动

清末民初时期,陕西庙产兴学运动的持续发展,是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在清末,各地征用的重点是祀典以外的民间神庙;西安光复后,各地征用的范围扩大到了所有庙宇,对佛教寺院的冲击尤为严重.为了应对这场灾难,陕西佛教人士组织了现代性社团,采用多种合法手段维护自身利益,收到了明显效果.     

从“天演”到“进化”——清末民初进化论观念的生成与传播

进化论观念是中国近代思想体系中重要的思想资源,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以及思想观念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变异观”为进化论在中国的生成提供丰饶的思想土壤,严复等维新士人对“evolution”的“天演”式翻译,无疑为后来的日式进化现在中国的生成与传播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同时清末民初的历史教科书也是传播日式进化论观念的重要媒介.通过历史教科书的广泛传播,这种进化观逐渐从中国精美群体传递到普通民众,深深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与历史的认知,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新石头记》与清末民初的文化变迁

清末小说家吴趼人,他的《新石头记》借用了《石头记》(《红楼梦》)中的人物,而核心的情节是写贾宝玉等人“与二十世纪相见”.面对欧风美雨,传统的文化人如何回应西方的挑战?中国怎样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吴趼人试图回答的问题.他一方面提出了“中体西用”的答案,另一方面又对这个答案将信将疑,新文化人“全盘西化”的立场已呼之欲出.从《新石头记》的新人格理想看清末民初的文化转型,我们对时代精神的变迁可以获得较为亲切的感受.     

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以广州地区为例的个案研究

文章是对清末民初广州地区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关系的一项研究。在清末,清皇朝在广州地区的社会控制系统日渐衰落,当革命高潮到来时,早已风雨飘摇的清朝统治顷刻瓦解。革命党人掌握政权后,作了很大努力,希望把政府的权威贯彻到各个乡村、街区。但他们既无力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控制系统,又不能修复和重建旧的社会控制系统,所以,在“二次革命”中也迅速失败了。清朝广东政府未能维持其统治秩序,其重要原因是官吏的腐败和士绅的衰落。而革命党人不能建立新的秩序,其重要原因是同盟会在政权问题上缺乏理论和干部准备,而且,革命党人在城乡各阶级、各阶层的居民中都没有找到自己政权的支持力量。文章还认为,由于广州地区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广州地区的情况当有一定典型性。     

清末民初的共和选择——以“国家与社会”为视域

西方意义下的共和是什么?清末民初为什么会选择共和?近代历史表明他们在寻求国家与公民治理模式的探索中,虽然不断地学习和借鉴了西方共和主义,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共和精神的断章取义,以寻求强国自救的道路。因此,共和选择的基础应该在国家与社会、公民之间实现互动善治,而不是简单的国家至上或者自由至上。     

探索区域文化概貌的努力--读《清末民初的陕北社会》

案头摆放着《清末民初的陕北社会》(秦燕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2 0 0 0年 3月出版 ) ,与过去看到的这类书主要是凭借文献资料进行研究有所不同 ,此书作者更多地运用了田野调查的方法。翻阅该书 ,我们犹如被拽回到时空的隧道 ,置身于陕北的黄土高坡之上 ,徜徉在那千沟万壑之间 ,倾听着那撕破青天的高歌与富有乡野气息的小调 ,同时也感受着那个年代里民族的重负、社会的滞后与百姓的伤悲。清末民初的中国进到了一个急剧代谢的过程 ,因其关乎到中国现代化的走向和社会新模式的初步形成而倍受学术界的关注 ,但遗憾的是 ,这类研究多紧盯中国南方以…     

清末民初的民族问题与边疆危机——以蒙古、西藏、新疆地区为例

清末民初,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步伐大大加速,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它们利用民族、边疆问题,挑拨中央与地方关系,散布分裂主义,策划“独立”,以达到其侵吞中国边疆领土和分裂肢解中国的目的。共同的命运,促使中国各族人民空前地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领土完整,构成了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政治纽带的坚实基础。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凝聚力日益增强,这是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一致的必然结果;中华民族精神得到进一步升华、提炼,并成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抵御外侮,共创中华各民族新纪元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共同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者是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并始终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历史运行的主轴。     

浅析清末民初宜昌商会与政权集团的合作关系——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

宜昌商会在清末民初的政权更迭中,不断顺应时势,选择与先后当政宜昌地方的革命党政权、袁世凯政权、王占元集团合作。而其合作处境则经历了从扬眉吐气到感恩戴德再到含恨忍痛的渐次变化。宜昌商会在强权面前越来越显柔懦的心态与行为变化,浸透着宜昌商会对政治权力庇佑的强烈渴望,深切反映着宜昌社会力量的发育成长始终受制于国家政权力量的现实,折射出借国家政权自上而下催生出来的幼弱的新型民间社团商会在自身成长过程中,始终难以离开国家襁褓的历史定律。     

从混沌中苏醒:清末民初身体的重新发现与再认识

清末民初,随着社会的转型和西方自然科学理论的涌入,中国传统的身心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思想界逐步形成了以身为本位的身心一元论思想,让身体由"虚"入"实",成为有血有肉的物质实体。而尚武、人种改良、新民运动等思潮,一方面希望通过改造个人身体来改造国家,另一方面也强调通过完善国家制度来解放身体,以此形成个人与国家的双向互动。但是,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身体刚从封建礼教的控制中解脱出来,旋即又陷入了被工具化的境地。     

让妇女研究为人类历史建构增添色彩——读畅引婷《建构的历史与历史的建构》

历史是一条流动的长河,既包括过往,也指向未来。通过学者们“述往思来”的理性探索及其以文字为载体的文本呈现,不仅记录、传承着历史,同时也创造着新的世界文明。那么,学者们在关注过往历史存在的过程中能给当下活着的人以及人类未来历史的建构提供怎样的启示？他／她们应该循着怎样的路径治学与为文？在对历史的认识与反思中究竟应坚守怎样的学术立场和政治立场？     

道德与情爱——论清末民初小说中女学生的“自由结婚”

"自由结婚"是清末民初婚姻变革中的醒目现象,也是彼时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多由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充任。因为"自由结婚"动辄与传统女性道德相抵触,女学界对这一问题多持保守态度。清末民初的社会小说中,只有当男女情爱提升至"仁民爱物"的高度,"爱情"方与"道德"并行不悖。而言情小说中女学生对一己情爱的大胆追求,往往引向"自由毒"的泛滥。不过,这种文学呈现的结果,主要源自小说家的刻意经营,而不是女性真实生活图景的写照。新女性在文学中的全面突围,有待于两性道德的新变和"五四"新文学的出场。     

“天演论”的祭品:塾师形象的妖魔化书写——以清末民初通俗小说为例

清末民初通俗小说创作深受“天演论”影响.为赋予“天演”思想以合理性,预示“新必代旧”是社会演进的必由之路,小说中的塾师形象呈现出突出的妖魔化特征即,形象猥琐、道德败坏、不学无术.妖魔化使塾师形象在个人修为、知识层次和社会价值多方面远远落后于新兴知识分子并注定被其取代.根本上,塾师形象妖魔化源自作家对民族危机、社会危机的焦虑不安和改良冲动,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产物.     

清末民初的革命人格与国民人格——以刘师培与陈独秀为中心

清末民初,革命派中的刘师培与陈独秀围绕革命与建设,鞭挞清而不和、和而不清、人格堕落等畸形人格,痛斥民国廉耻道丧,正义消亡。欲塑造革命理想人格,刘主张以中矫偏,使人人具个人之资格,积极入世但不媚世、崇尚自强不息和尚武精神并献身国家。而在新型国民人格中,陈提倡在理论上清算三纲之说与忠孝节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有独立自治之精神品格,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做到公与私统一;在方法上欲藉政党、修身、教育和示范等以达到预设之目的。     

清末民初日本对川渝的调查——以《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为研究范例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国力疲弱。各国列强为在博弈中占领先机,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日本由于地缘的接近以及文化上的渊源对此项活动更是心存偏执。在日"经略中国"的背景下,地处西南、环境闭塞的川渝也未能逃脱日本的深入踏查。其中,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川渝踏查规模最为宏大且"业绩"斐然,近10年的调查成果被收录在《中国省别全志》第五卷四川卷中。对四川卷的分析,不仅有助于解构日本对川渝调查的进程脉络,还可以为川渝地区的历史地理、区域史研究提供资料信息。     

论清末民初县域司法理念的变迁 ------以《塔景亭案牍》为依据

清末民初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由帝制转向民主制的社会转型期,伴随时代急剧变化,自上而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发动并践行以移植西法为取向的法律近代化之路。而当时的江苏句容县域浓厚的父母官司法意识、以和睦家族为首先司法目标等传统司法理念依然根深蒂固,法律新风带来的某些司法理念的变迁则是浅表性的。法律近代化的实现程度离不开对民间传统因素的认识和改造。     

清末大学堂教师劳动关系的发轫与特征(1898—1911)

近现代大学教师劳动关系滥觞于清朝末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列作官职”的教师身份定位奠定了大学堂教师劳动关系的基础,形成了政府介入其中的劳、资、政三方互为作用的官学相结合的社会经济关系。在《奏定大学堂章程》等法规约束下,京师大学堂教师的法律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呈现出这一时期特有的表现形态。总体而言,这段时期确定了近现代大学教师劳动关系的雏形,并呈现出试图逃离官僚化、体制化、半殖民性等藩篱的特征。     

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及其对清末民初思想界的影响

作为一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身处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其“求新知于域外”的主要途径是利用“和文汉读法”大量阅读日文论著和译著,以了解、吸收和译介近代欧美及日本的思想观念,并写下了《和文汉读法》一书. 该书不仅总结了以往中国人学习、研究日语的经验和成果,对此后日语教科书的编写及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启发并带动了大批留日学生和青年学子以梁启超为榜样,通过翻译日文书来导入、传播近代西方及日本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观念,积极开展启蒙宣传活动,从而对清末民初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科学与中国的近代化——论晚明清初到清末民初的科学思潮

科学是近代化的主题之一。晚明清初以迄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直存在着科学思潮。不仅自然科学蔚然成风,而且学者们提倡科学精神,讲求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这表明科学犹如一根红线贯穿整个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进程。但戊戌以来严格意义上的中国近代科学又是学习西方,受西方近现代文化深刻影响的结果,并不是由晚明清初以来中国自身传统孕生发展出来的。这反映出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早熟”而“难产”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