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余的话》的话──试析瞿秋白悲剧色彩的成因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也是人们认为谜团颇多、歧见纷出的作品。《多余的话》明显流露出的瞿秋白的悲剧色彩主要是由以下原因形成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革命家双重角色价值认同的冲突是促成瞿秋白悲戚苦闷的重要原因;“位未得其所,才未尽其用”的惋叹导致了瞿秋白的哀怨情绪;而对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专制的愤懑以及村党的命运深切忧虑,则是瞿秋白情绪抑郁的直接动因。      

《红楼梦》与中国哲学——论《红楼梦》的哲学内涵

本篇侧重论述《红楼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红楼梦》哲学是“无”的哲学,是“心”的哲学（形象性的心学）,其最高的哲学境界是“无立足境,是方干净”,其哲学视角是“天眼”、“道眼”式的大观视角。其哲学方式是好与了、观与止、色与空、阴与阳、真与假、是与非相通为一的“不二法门”。《红楼梦》作为异端性诗化的心学,与儒、道、释相关而自成一格局。     

论《周易》休闲哲学的三个维度

文章从三个维度讨论《周易》的休闲哲学:从本体论的维度出发的“得休忘闲观”是《周易》休闲哲学的形上之思;着眼于功夫论的“执休用闲观”体现为《周易》休闲哲学的日常生活方式;而生存论的《周易》休闲哲学则破体用,破形上与形下之区别,谓之本然状态的“休闲正命观”。《周易》休闲哲学的这三个维度同时也是中国休闲哲学的普适维度。通过这三个维度来探讨《周易》的休闲哲学,不仅对于把握《周易》哲学之底蕴,而且对于洞悉中国休闲哲学之奥秘与发展脉络都非常重要。     

浅析《金钱》对《子夜》的"影响"

由于瞿秋白先生对反映股票交易斗争的中外名篇 ,左拉的《金钱》和茅盾的《子夜》所给予的评价 :《子夜》“带着很明显的左拉的影响” ,使这两部小说联系在一起。但是《子夜》的作者茅盾对此评价未置可否 ,并在 1962年回答读者提问时肯定地说 :“不是受左拉《金钱》的影响”。对出自作家本人的解释与读者评论产生的分歧 ,笔者从作家的创作理论、故事情节设计以及读者审美接受等方面对产生分歧的原因加以剖析。     

著作介绍

《社会工程哲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田鹏颖为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宅学博士,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与政治尊院）院长,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现兼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技与社会（STS）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工程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工程技术伦理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辽宁省哲学学会副会长、辽宁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辽宁省认知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主持国家、省部级课题10项,在人民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学术专著10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2007年入选中共辽宁省委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和辽宁省人事厅“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等。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哲学共产主义及其证成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解经历过一个从哲学共产主义到科学共产主义的演变。在《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仍停留在哲学共产主义的阶段,但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思路来证明他的哲学共产主义。《神圣家族》展示了一种“去主体性”的证成思路,放弃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中的“人的主体性”,转向了社会唯物主义(群众史观和环境决定论)。然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唯物主义环境决定论作了“自我清算”,重新回到了“人的主体性”,并且基于“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的统一”这一哲学命题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尽管《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共产主义仍然不是科学共产主义,但通过“环境与人的关系”这一理论中介,马克思在探索历史动力机制的尝试中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并且最终得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矛盾运动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     

转喻视阈下《庄子》哲学意象的概念整合解读

《庄子》哲学意象作为庄子散文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是庄子哲学概念理解的重要载体。通过分析《庄子》中“天”“人”“心”三类高频哲学意象语言涉及的心智运作,发现：“天”“人”“心”这三类《庄子》哲学意象语言背后分别涉及事物与部分之间的转喻、行为转喻、控制转喻三类转喻思维运作模式;《庄子》哲学意象概念整合过程中,《庄子》哲学意象转喻特性为语义建构提供新信息,由此促进庄子哲学思想理解。转喻路径下《庄子》哲学意象的概念整合解读有助于深入剖析庄子哲学思想形成背后的认知表征。     

论《礼运》与《中庸》在治政之道上的分野

德化与礼治通常是作为与“法治”、“刑治”相对举的概念在同一层域或相近意义上被论述的,然而,《礼运》所倡导的“以礼治人”与《中庸》所崇尚的“以德化民”却有着很大的悬隔。本文试从《礼运》之“礼治”与《中庸》之“德化”在哲学根据、现实根源与实践基点上的明显分别来管窥二者的差异,并力图通过更深层的抉发来揭示《礼运》与《中庸》在治政之道上的分野。     

吹尽狂沙始到金－－我看《多余的话》

“文革”期间,瞿秋白曾因《多余的话》而蒙受奇耻大辱。时至今日,瞿秋白头上因《多余的话》笼罩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其实,《多余的话》是作者在特殊情境下写作的一个魅力特殊的文本。联系全人,深入特定写作背景和作者的内心情怀仔细研读它,我们会受到许多启发和教益。由此看来,我们固有的评价观念存在着某种急待校正的偏颇。     

《吕氏春秋》思想新论

《吕氏春秋》的务实功利倾向一向为学界所注重,对它的哲学价值评价尚有争议。西方的哲学是以认识沦为基点的,《吕氏春秋》以“功利”的“客观实证”为其认识论的基点,是《庄子》以来引发的反思与抉择。《吕氏春秋》是思想史发展中非常关键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