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住宅物业矛盾社会化综合治理机制研究——基于1500份调查问卷分析

造成当前住宅物业管理矛盾纠纷难以解决的原因,既有社会客观性,也有行业特殊性.业主（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政府部门在社区治理中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代表3方不同的利益主体,应将社区管理与物业管理有效地融合起来,形成业委会、居委会、物业公司“三位一体”的社会导向型物业管理模式,3方进行合作,各司其职,有效促进小区物业的健康发展.     

业主整合何以影响维权冲突治理——一个来自长沙市的案例研究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和住房商品化改革,城市业主维权冲突频发。本文基于社会整合理论,运用案例分析法,探究业主整合与冲突治理的关系。研究发现:业主整合与冲突治理之间并非遵循直接的因果逻辑,还需政府作为催生性因素的介入。这深刻反映了业主维权冲突治理对权威的高度依赖。政府有其利益动机,维稳压力差异下的政府对业主维权采取区分性的策略。业主整合的核心是个人利益驱动,离开利益驱动业主整合难以持续。私利驱动的业主,自治困境中的业委会,高度依赖权威的业主维权,无法代表"公民社会的先声"。     

“引领型自治”：城市小区物业治理的新框架

当前城市小区的物业治理普遍采取“协商型自治”,由业主自行组织业委会并聘请物业公司代为管理。该治理模式在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导致城市小区物业治理的混乱。“引领型自治”强调基层党组织的元治理功能,优化业主团体和业委会的自治能力,同时充分引入法律政策的支持,从而能够有效匹配城市小区物业治理的属性。“引领型自治”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城市治理的本质,更好地理解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中国治理大框架。     

共青团青年动员发展轨迹解析

1949--1977年,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在有计划地动员中经历了迅速增长、缓慢停滞和恢复发展三个阶段．团员人数从90万人增长到4700多万,这一组织也发展成为全国青年的组织核心和青年运动的领导核心。这一时期共青团青年动员的成功策略主要表现为动员政策、动员结构和动员方式三个方面。在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的社会氛围下,团员不仅是政治身份的标签,还是稀缺的政治资源,对青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共青团通过建立从中央到基层、层次分明、覆盖全国的动员结构,结成了完善的动员网络;通过采用自上而下的政治宣传教育,保证了动员渠道的畅通和动员力的实现。     

城市治理视域下中美业委会成立流程比较研究——兼论业委会成立难问题

业委会成立难问题主要存在"维权工具说""利益相关说"和"权力意识说"三种解释路径,现有研究很少从业主组织成立流程视角进行剖析。根据环境-组织-行为三维视角构建一个宏观-中观-微观的诊断性分析框架,以寻找业委会成立难的根源所在。通过中美业主组织流程比较研究发现,影响业委会成立的核心是植根于宏观环境中的业委会的目标设定,其在整个业委会成立流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支配着包括筹备、选举、交接和备案等多个环节。从该视角出发,业委会成立难的问题应该从业委会目标替换、模式切换和流程再造三方面进行优化和改善。     

当代中国城市业主的法权抗争——关于业主维权活动的一个分析框架

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现象,城市业主维权运动主要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并给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政治生态带来重大影响。本文试图基于对城市业主维权抗争实践的观察和研究,提出法权抗争这一分析范式,并将之具体化为上访维权、诉讼维权和立法维权三个基本类型;在此分析架构下,本文将为当代中国城市业主维权研究提供一个初步的描述类型学。     

业委会是麻烦制造者?

业委会是搞事的吗?近些年来在调研时见到与社区相关的政府人员时,我经常会劝他们多考虑一下业委会的作用,但总是立马就被拒绝了。"业委会那帮人",他们摆手说,"就是搞事的"。上海的一个区政府人员则告诉我说:"业委会人的与居委会的人不同,都是有私心的。"我想,如果政府部门可以选择的话,是宁肯不要业委会这一组织的。在他们看来,社区由居委会和物业管理可能更有秩序。这其实不只是政府部门的意见,甚至很多业主也这样看。总之,社会上颇有一种观点:业委会就是搞事的。一个小区好像只要一成立业委会麻烦事就接踵而至:换物业、与开发商打官司等等不一而足。这也是业     

业主集体维权存在的四大误区

城市社区业主维权是伴随我国住房商品化改革而出现的新兴社会现象。住房商品化改革使房产成为当前国内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的最大私有财产,大多还是老百姓倾其家庭所有,并依靠贷款购置。“成家立业”是中国人传统的人生理想,而“住房”就是“家”的具体物质形态。因此,作为房屋产权的拥有者,业主的维权意识十分强烈。业主维权的对象,往往是房地产开发商、物业服务公司、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和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居委会。现阶段,对房地产开发及其相关行业进行监管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而某些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受利益集团的影响,不能公正、有效地履行自己的监管职能。     

权利贫困视角下的业主维权研究——以广州Q社区为例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和新型小区的增加,业主与物管的纠纷不断增多并呈现复杂化的态势,业主维权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权利贫困的视角探究业主维权面临的问题:包括经济权利贫困、政治权利贫困、社会权利贫困,建议通过赋权增能,提升业主的维权能力,更好地维护业主权益。     

业主维权运动与城市基层治理的转型——基于B市的实证研究

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运动,业主维权的兴起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住房商品化改革的结构性产物.基于B市社区民族志调查,本文重点探讨和解析业主维权的抗争谱系及其对城市基层治理转型带来的制度影响和效果,认为业主维权的基本类型包括依法抗争、以法抗争、弈法抗争,这三种抗争类型不仅代表了业主面对法律时的三种不同位置和运用法律的三种不同方式和策略,而且也意味着三种不同的法与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结构关系.这种坚持法律中心性的维权抗争实践的大量集聚和累积,不仅促进了公民知识的生产,而且有效推动了基层政府的治理转型.业主抗争模型的提出,有助于推进和深化对当代中国城市抗争政治的理解.     

对西方法律与社会运动理论谱系的解读与反思

法律和社会运动相结合的研究是跨学科领域研究的新课题,这样的研究是基于社会运动理论与法律过程相结合的具有关联性的主题研究,体现了法律和社会运动理论之间存在的关系。根据西方的法律动员框架和情感崩溃理论的综合特点,社会的运动理论和情感崩溃理论具有时代发展的特性。因此,关于社会运动理论与法律间的关系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对于社会的管理和建设方面有理论指导作用。     

行动力与制度限制:都市运动中的中产阶层

本研究以社会运动理论为基本视角,通过对目前中国城市中普遍出现的中产阶层市民组织化维权运动之现状及问题的描述和分析,探讨市民组织化、行动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国家—社会关系的演变路径作出说明。作者认为城市中产阶层在房产物业纠纷的维权运动中表现出了相应的权利意识和行动力,而对市民自主组织的政治/法律限制已构成市民组织化表达行动和社会发育的制度瓶颈。     

灾害救助需创新社会动员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的救灾动员实践表明，灾害救助社会动员的内容与手段、强度与效果。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我们期望的灾害救助社会动员模式是：由行政动员机制向社会自身的动员机制转变，政府、民间组织、个体公民通过制度化的社会动员机制和参与平台，实现面对自然灾害的协同治理。     

社会交换视角下草根环保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动员机制

运用社会交换理论分析草根环保组织绿眼睛的志愿者动员机制时发现,绿眼睛"自我管理、参与、尊重、平等和友爱"的组织文化是绿眼睛获得认可的前提条件,为加深志愿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情谊所开展的各种活动是绿眼睛动员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绿眼睛环保活动满足了志愿者多元化的发展需求则是其动员机制的核心。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可以借鉴绿眼睛独特的基于社会交换的志愿者动员机制,为组织发展与开展活动提供所需要的人力资源。     

物业纠纷信访缘何增多

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兴起以及居民置业需求的不断高涨,物业服务也蓬勃发展起来,但由于相关管理制度和规则并未完善,业主与业委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甚至房地产主管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时有发生并愈演愈烈。     

埃及社会运动中的机会结构、水平网络与架构共鸣

本文源于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埃及2005年与2011年发生的两次致力于推翻穆巴拉克政府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受够了运动与一二五运动——为什么会带来不同的政治效应?本文以社会运动理论视角的分析发现,这两次社会运动在面临的政治机会结构、动员的水平网络方面没有明显区别,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运动架构产生的共鸣程度不同。这种差异进而影响到动员能力,最终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后果。     

业主家中被盗，物业应否承担责任

正2019年,家住某小区的业主陈某家中先后两次被盗,陈某认为,小区物业安保未尽到责任,将该小区的物业起诉至了法院。陈某虽主张物业公司在履行管理职责过程中存在过错,导致涉案房屋被盗两次造成财物损失,但是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且物业公司提供了被盗时的巡更记录、外来车辆进出登记、     

转型期志愿动员问题探析

志愿活动应是志愿者的自觉活动，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开展志愿动员有其必要性，一是由于公民志愿意识低，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转型期中国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特点，决定了志愿动员必须考虑体制内资源和体制外资源在动员中的双重影响和作用，并进行路径选择，主要是社会化动员和半社会化动员。     

机会空间的营造——以B市被拆迁居民集团行政诉讼为例

本文从西方社会运动理论、行动社会学理论及公民权和公民的勇气三条理论脉络出发,探讨了当前社会转型期都市运动的一个关键个案。围绕该集团诉讼为何在党政权力最为集中的B市出现及其出现后如何建构所需的机会空间进行自我再生产这两个问题,提出了三个观点首先,B市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所具有的特殊权力结构,是营造机会空间的一个潜在资源,而90年代以后飞速发展的城市化,则为其提供了初始动因;其次,这些客观机会结构只有经由行动者的积极建构,才能成为维权运动真正可以利用的机会空间;最后,行动者的积极建构体现为公民权利的争取、“生活智慧”的积累,以及“以法维权”的策略建构等三个方面。     

社区管理体制变局

这几年，社区的“机构”似乎越来越多。除了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外，业委会、社区工作站、社区服务站、专业社工站、物业公司等纷纷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