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蔡禀蔡亶墓志考释

志主蔡禀、蔡兄弟二人 ,《宋史》无传。蔡禀志文可校勘张方平《乐全集》中《宣德郎行监察御史判三司度支勾院骑都尉赐绯鱼袋蔡君墓志铭并序》一文 ;蔡志文可补佚刘敞《公是集》。两方墓志还关涉到多位北宋名臣及其事迹 ,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     

《艺文类聚》纸背文书所见明代山西巡抚及巡按考释

上海图书馆藏《艺文类聚》纸背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至万历二年(1574年)山西藩王宗禄文书,记载了巡抚山西都御史孟、杨、万、王,巡按山西御史陈、宋、饶、桂监察王府宗禄发放事宜。通过文书与传世文献的结合,明确了嘉隆万年间巡抚山西都御史与巡按山西御史具体为何人。山西藩王宗禄文书为新发现的第一手资料,提供了明代山西巡抚都御史、巡按御史监察山西藩王宗禄发放的细节性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其一,为明代巡抚都御史与巡按御史监察职能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其二,为巡抚都御史、巡按御史等监察官的个案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     

朱子与张栻“《仁说》之辩”书信序次详考

近年来,关于朱子和张栻的仁说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对于朱子与张栻《仁说》及相关论辩书信的考证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通过对他们书信的考证,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朱子《克斋记》初稿先于《仁说》初稿,朱子《仁说》初稿约作于壬辰二月或三月;朱子分别在壬辰十月或十一月和壬辰十二月两次修改《克斋记》,于癸巳五月或六月最终定稿;朱子约在癸巳五月或六月修改《仁说》、在癸巳八月或九月对《仁说》进行最终定稿,《仁说图》当作于《仁说》定稿之后,约作于癸巳冬;张栻《仁说》初稿约作于癸巳五月或六月,约最终定稿于癸巳十月或十一月;朱子和张栻关于朱子《仁说》初稿的辩论约发生于壬辰二月至壬辰十二月;张栻《仁说》初稿约在癸巳五月或六月作成后,朱子作《答张敬夫论仁说》第四十八书讨论张栻的《仁说》初稿。     

唐代御史活动与判文文体的成熟

御史活动对唐代判文文体的成熟具有促进之功:(一)御史在唐代判文写作中具有引领作用。一些御史本来工文,又有司法实践,他们倾力于判文写作,这类"how to"类著作对一般士子学习判文制作实际上起到了引领作用,张鷟《龙筋凤髓判》是典型代表。(二)唐代司法审判程序对判文结构的影响。御史的司法实践,有助于他们提高营构判文叙事结构的能力。(三)御史的"法律思维"对判文修辞的影响。唐代判文写作中的情感取向、注重修辞、伦理感染等,是传统法律思维模式在判文制作中具体而生动的体现。     

清编《唐文拾遗》卷二系年、作者厘正三则

近期校勘《唐文拾遗》(以下简称《拾遗》,发现卷二《玄宗文》今人系年及原辑者误收他人文章以致讹误者三则。现据有关史料、史历,厘正如次。一、《授颜真卿监察御史制》载《拾遗》卷二第10页。日本学者池田温编《唐代诏敕目录》(三秦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253页,系年为“玄宗中”。所引出处为“四颜真卿17.la”(即《四部丛刊》本《颜鲁公文集》17页1栏)。按该书此页为《颜鲁公文集》卷三《表》下,所载《谢赠官表》并无此制。经查是书后附其门客因(殷)亮撰《颜鲁公行状》98页载:“天宝元年秋,扶风郡太守崔琇举博学文词秀逸,玄宗御勤政楼,策试上第,以其年授京兆府礼泉县尉。黜陟史户部侍郎王珙以清白名闻,授通直郎、长安尉。六载,迁监察御史。制云:‘文学擅于登科……’”此制与《拾遗》字句小异。又据是书第90页载宋人留元刚所编《颜鲁公年谱》天宝六载下载:“公年39,正月迁监察御史。”据以上史料即可判定玄宗此制撰于天宝六年正月。《唐代诏敕目录》系于“玄宗中”,失之。     

试论明代作家林章的两部文人剧

明代作家林章性格豪宕,一生坎坷却又充满传奇色彩.在人生的两次低谷中,林章写就了戏曲作品《观灯记》与《青虬记》.前者是落第文士的“寄兴宣情”,后者则表达了“蒙冤在狱”的困厄之感.这两部文人剧共同描摹了一幅明中叶文人士子群像,在剧作的构思结撰、戏曲语言等方面都非常有特点,充分展现了作者的才情与气节.     

《镜花缘》和《山海经》

《镜花缘》是就《山海经》所记海外人光怪陆离的形体特征 ,进行荒诞文学性的演绎。写作方式有解说式、映照式两类。旨意都是嘲谑现实社会中的丑陋习俗 ,但艺术性却有高低差异。博学家作小说 ,赖博学以成 ,又受博学之害。     

吕祖谦是否著有《吕氏读书记》——由《四库全书总目》王世贞《读书后》提要说起

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吕氏读书记》题名相似,各书目对《吕氏读书记》记载较少,已有记载之间也存有矛盾,这给吕氏作品整理及研究带来诸多不便.通过对书目、序跋及网络资料查询,可以确定《吕氏家塾读诗记》与《吕氏读书记》是吕祖谦两部完全不同的作品,《吕氏读书记》今疑已亡佚.     

论《搜神记》到《搜神后记》神仙故事的演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两部志怪小说《搜神记》与《搜神后记》受道教思想的濡染,都记述了许多关于神仙题材的故事,《搜神后记》在承袭《搜神记》神仙故事模式的基础上,除了少数相类的故事之外,还增加了对神仙异境的具体描绘,视角从虚幻崇高的神性上稍稍移开,更多观照人性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从而促进神仙故事向着世俗化、人...     

论《尚书》《春秋》的记言叙事艺术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散文集，主要记言；《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专门记事。《尚书》所记之言虽然“佶屈聱牙”，但能围绕中心，分明层次，并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春秋》所记之事虽然极其简略，但初步确立了叙事散文的基本规范，叙事系统、严谨，坚持道德原则。而且，《尚书》有许多作品在记言中有叙事成分，亦有以叙事为主的作品。其叙事能根据事情发展的先后次序，条理清晰，首尾完整，富有表现力。《春秋》虽然专门叙事，但在语言运用上的艺术原则和艺术技巧却十分突出，文字表达比《尚书》有明显进步。它们不仅是先秦历史散文的两大源头，而且也是我国记言叙事文之祖。     

王维的无厘头

《集异记》里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王维和张九皋争做解头。张九皋当时的名气要比王维大得多，按照现在“跑路”的说法，王维不知靠什么途径，就拜到了当时唐玄宗的弟弟岐王李范门下．希望得到岐王的庇护和鼎助。     

辛亥革命期间《东方杂志》停刊原因之考析

《东方杂志》发行史上的第一次停刊,发生于辛亥革命期间的1911年11月15日—1912年4月1日。此次停刊,除了为避开当时扑朔迷离的政治风潮的普遍原因之外,还受商务印书馆当时所遭遇的主要困境、张元济个人的政治思想、上海报刊界与南京临时政府之争等因素的影响,而非单纯的因交通受阻或张元济个人的审时度势之举。     

韩愈阳山之贬前后历官的仕宦意义

在韩愈的仕宦历程中,阳山之贬无疑具有特别意义.韩愈前后历官监察御史、阳山县令和江陵法曹参军.御史之任展开的仕宦前景极大地鼓舞了他的从政热情;而阳山之贬改变的仕宦进程又使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规划;量移江陵法曹时因为与其长官裴均的关系,又使韩愈很快摆脱了贬谪的命运,重新入朝为官.从相应的制度观照诗人的人生思想和诗文创作,会获得比较接近历史真相的认识.     

论贾谊《惜誓》对屈原《惜诵》的接受

贾谊的《惜誓》与屈原的《惜诵》在内容主旨和艺术形式上一脉相承。贾谊在痛惜屈原怀才不遇的悲愤中,自喻受谗遭贬和时政的是非颠倒。《惜誓》在两大方面表现出对《惜诵》的接受,一是思想内容上的接受;二是艺术形式上的接受,包括艺术风格的浪漫色彩、抒情议论的巧妙融合、宏阔的结构和高远的格调等。     

唐修《晋书》取材《搜神记》原因探析

唐初重修《晋书》时从《搜神记》中大量选取材料入史，对此历代史家多有诟病。唐修《晋书》取材《搜神记》主要基于三大原因：其一，《搜神记》本身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二，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的思想统治；其三，作为蓝本的《宋书》大量采录《搜神记》。唐修《晋书》从《搜神记》取材，貌似乖悖治史原则，其背后却有深层的历史合理性．实无取材“失当”之嫌。     

四种古代岭南文献考释

三国至南朝间 ,出现了多种记述岭南的专著。遗憾的是这些著作都散失了 ,现在我们只能从类书和注释的引文中看到一些条文。而古人引书不甚规范 ,或省略作者姓名 ,或简称书名 ,或改动文字 ,令后人辨识造成困难。清代学者开始对此作了许多辑佚、考证工作 ,成绩显著 ,但仍有一些问题尚待澄清。本文就《始兴记》、《交州笺》、《交州记》和《吴时外国传》等的作者、书名问题 ,试作考订 ,企能补前人之不足。     

《初学记》引《论衡》考略

《初学记》是唐代开元年间唐玄宗命徐坚、张说等人编撰的一部较为精审的类书,从《初学记》所引《论衡》篇目和文句入手,发现《初学记》中既有明言引自《论衡》,而不见于现存《论衡》者;也有抄录《论衡》段落或者文句而又有所省简者;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异文。通过对《初学记》所引《论衡》进行考略,既校勘考证了《论衡》,又从中搜集了《论衡》的佚文。     

多情一本《石榴记》——兼论《石榴记》对汤显祖《牡丹亭》的模仿与创新

黄振《石榴记》以南宋浙东天台张幼谦、罗惜惜悲欢离合爱情故事为题材进行创作,叙写了青年男女对真挚爱情的不懈追求.剧本在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情节结构等方面以《牡丹亭》为榜样,同时又独具匠心、刻画入微,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解读王维的《使至塞上》

王维：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开元二十五年,河西节度副使战胜吐蕃,唐玄宗命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塞宣慰。监察御史是御史台的察院属下的官,正八品上,品秩很低。因此这一     

陆九渊视野中的王安石——以《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为中心

淳熙十五年(1188)正月,陆九渊写下了《荆国王文公祠堂记》。《祠堂记》通篇以议论为主,立论、驳论兼用,仅末段记述祠堂重修始末,深合"记"的文体特征。陆九渊对百年王安石地位升沉有所了解,他从大道传承谱系立论,赞扬王安石光明俊伟的人格,批评王安石不能发明本心、学之蔽而政事乖,褒中有贬,褒贬相间;并驳斥王安石乃亡国罪人的言论,认为王安石的排斥者及元祐诸君子等应承担过错和历史责任。《祠堂记》的论证逻辑,具有浓郁的陆氏学术色彩,尚本务简。在南宋尊程(洛学)贬王(新学)的文化语境中,陆九渊《祠堂记》系统而褒贬并行的评价方式,深具了解之同情,代表着知识界对王安石分而论之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