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五代的佛教讲唱文学

唐五代是佛教盛行的时期,也是佛教讲唱文学广泛流行的时期。佛教观念借助于包括讲唱在内的多种宣传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在敦煌所出讲唱文学写本中佛教讲唱文学作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但怎样看待这部分作品的价值,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有人认为它们“根本谈不上人民性”,称之为宗教文学而予以简单的     

敦煌变文的名与实

针对人们对敦煌变文研究中的名实指称不明,对其概念的使用存在着扩大外延、缩小外延、一名两实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应当根据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为“敦煌变文”正名,并以“(敦煌)变文”指称广义的变文,以“(敦煌)纯变文”指称狭义的变文。     

宝卷叙录(二)

宝卷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讲唱文学,流传极广,影响巨大。至今在江苏、浙江、山西、河北及甘肃河西走廊等地农村中,仍受农民欢迎。这种讲唱文学形式如何起源、发展,尚有许多不清楚的问题。笔者在《宝卷叙录(一)》中提出:“宝卷为继承唐代变文、宋代讲经传统而形成的讲唱形式,但是到目前人们尚未发现它们之间直接嬗变的资料,因为现存宝卷最早是明代的作品。”现在情况有了进展。刊于元代前期的《红罗宝卷》被发现了;郑振铎先生所说的元末明初抄本《目连宝卷》可以确认,它的形式较前者更为简古,产生时代可能早于前者;笔     

敦煌讲唱文学中的道教文化

敦煌讲唱文学中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道教文化是其中之一。敦煌讲唱文学中的道教文化与敦煌地区源远流长的道教发展史有密切关系。敦煌讲唱文学中的道教文化主要表现为描写仙人、仙境、仙游、道士的法术施行及仙凡相通。敦煌讲唱文学中蕴涵着的道教文化反映了唐代对道教的尊崇以及佛、儒、道三教之间相互斗争、相互融合的关系。     

《双恩记》变文简介

《双恩记》变文是敦煌写本,很长,约于一九七三年,由苏联劫藏者整理印行。听说不久,法国汉学家保罗·戴密微对苏联整理的意见提出许多问题;不久,台湾省学者潘重规也曾有文讨论及此。——此三文我都未见,而对变文的故事如何,“双恩”含义究竟如何,多年来心向往之。它在国际“敦煌学”内已热过一阵,在国内则始终是冷的,不应当。国内有了第一代的《敦煌变文集》已二十多年,内容依然停滞在七十八篇,且多不是变文,早该有第二代的东西问世了,而至今寂然。旁观敦煌歌辞总集,已由第一代一六四首,到第二代五四五首,到第三代     

也谈敦煌写本《董永》(拟名)

敦煌写本S·2204《董永》(拟名。下略“拟名”二字),自发现以来,国内学者有所讨论,但多涉及董永故事的演变以及这故事所受佛教故事影响等方面。而对写本中一些关涉全局之词语及称谓则无恰当解释;对篇章的脉络甚少论及;尤其是对“文义”的“不衔接处”迄无具体分析,因而在该写本的文体归属上,致有“变文”、“词文”、“民间俗曲”或“故事诗”、“七字唱本”等诸多不统一的名称。     

敦煌变文词语札记

敦煌变文是盛行于唐五代时期的一种说唱夹杂的特殊文学体裁。它们以当时流行的最为通俗的口语写成,其中出现了大量的口语词汇,表现了变文词汇系统的特点。这方面的研究前辈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最突出的是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被公认为目前敦煌变文词汇研究的权威性著作,为变文的词汇研究开创了局面,树立了楷模。本文就变文阅读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字、词的意义做一些     

系统严实 创获良多——郭在贻等《敦煌变文集校议》读后

我国训诂学界卓有成就的新一代专家、杭州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博士导师郭在贻先生生前和他的助手张涌泉、黄征合撰的《敦煌变文集校议》,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敦煌语言文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列为浙江省社科“七五”规划重点项目,最近由岳麓书社以繁体手书分精、平两种规格影印出版.该书专门研究《敦煌变文集》的校勘问题,是继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以后校勘学方面的又一重要著作.它不但是敦煌变文研究的必备参考书,而且对其他写本古籍的校理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的出版,对国内外瞩目的敦煌学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也谈“变相”、“变文”的“变”

关于燉煌文艺中“变相”、“变文”的“变”字意义,过去曾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例如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说:“所谓变文之变,当是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变相是变佛经为图相之意.”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旧版)说:“变者即佛经演变之意,与俗文之通俗化之义相同.”孙楷第认为“变当非常解”,“歌咏奇异事物的本子就叫作变文.”此外还有人把“变”字当作梵文的音译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认为以“变”为文体变化或演变的解释是用“变”字的普通义来解释“变文”、“变相”中“变”字的特指义,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不一定切当.“变”当非常解,有点儿接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时代性再议:以韵文体制的考察为中心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西游"故事演变过程中的重要文本,关于其时代性,历来学者从小说史、语言学等立场多有研究。本文简略回顾既往主要观点,着重对该文本中的韵文体制进行梳理,并比照敦煌变文类讲唱文学及宋元说话伎艺的特征,结合其所透露的宗教倾向,提示此类文学文本呈现的历史时代的多层性。     

敦煌写本《茶酒论》与唐人的饮茶饮酒

一、煌敦写本《茶酒论》敦煌写本《茶酒论》见于伯2718、伯3910、伯2972、伯2875、斯5774、斯406六个卷子。其中伯2718前题“乡贡进士王敷撰”,同卷还录有王梵志诗九十一首。王重民先生以此为原卷,参以它卷校录于《敦煌变文集》(卷三)。对《茶酒论》的内容,郑振铎先生概括为:“茶和酒在争论着:两个谁有功勋?茶先说其可贵,酒乃继而自夸其力,反复辨难,终乃各举其‘过’。‘两个政(正)争人我,不知水在旁边’。水乃出来和解道:茶酒要不得水,将成为什么形容呢?水对于万物,功绩最大,但他并不言功,茶酒又何必争功呢?‘从今已后,切须和同,     

俄藏敦煌文献《新集文词九经抄》 写本缀合与研究

《新集文词九经抄》是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一种蒙学读本,是具有家训及书抄性类书的特殊教材。学术界对保存在英藏、法藏敦煌文献中的《新庥文词九经抄》写本做了研究,但是保存于俄藏敦煌文献中的《新集文词九经抄》却很少有人涉及。俄藏敦煌文献中保存有八个卷号写本,其中六个误定成《百行章》,本文经过对这些写本的抄写字体、内容等研究,认为是一卷《新集文词九比抄》分裂所致,可以拼接缀合为三块,与英法藏本不能互为渊源底本,出自张氏归义军初期的改煌文士之手。     

敦煌孟姜女变文与招魂祭祀

在敦煌变文、曲子词等俗文学写本中,孟姜女不仅是杞梁之妻,同时也是众多无祀亡魂的司祭者。敦煌伯希和5039号残卷变文中,长城下众髑髅与孟姜女的对话,既承接了自庄子以来的髑髅文学传统,也反映了唐代招魂祭祀、安抚孤魂的信仰习俗;变文末尾,孟姜女宣读了一篇具有通用文书性质的祭文,以酒食祭飨孤魂。"丈夫远征不归的悲哀"固然是孟姜女故事在唐代突变的时代背景,杞梁之类的孤魂救度也是推动故事传播变异的原动力之一。敦煌孟姜女变文是从招魂仪式向祭祀演剧进化的一种中间形态。孟姜女的祭司身份在乡村祭祀演剧中至今尚有遗存。     

敦煌变文集校记录略

向达等六家辑校《敦煌变文集》,给变文的校读做了开创工作,变文由此渐近于可读。也正唯是开创工作,留下来的有待于弥缝的罅漏也就不少。徐震堮先生作《敦煌变文集校记补正》、《再补》,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我又继徐先生加以补充,综两人所得,约一千几百条。现在把涉及训诂假借或较难通晓的条目节录于下,名之为“录略”,以备读变文和治唐五代民间语言文字者参考。     

敦煌变文疑难词语考释商榷——《〈敦煌变文校注〉识读语词散记》读后

本文对赵家栋、付义琴二位先生的大作《〈敦煌变文校注〉识读语词散记》中考释的敦煌变文词语粗牞、□我、团估等提出商榷意见。这些疑难词语有的已有学者考释,有的还需存疑。     

《敦煌变文选注》校释商兑

项楚先生《敦煌变文选注》(巴蜀书社1990年版,以下简称《选注》)出版后,在学术界反响至钜,被誉为“是目前敦煌变文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笔者用心细读,受益良多。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此书在文字校释方面依然有诸多漏失之处,今摘录数例如下,以求教于项先生和专家学者。     

敦煌蒙书的写本学特征析论

敦煌蒙书写本多为7-10世纪的文献,表现出雕版印刷术之前的写本学特征.根据装帧特点,敦煌蒙书写本有册子本、卷子本两种形式;以抄写为图书复制手段,因而这类文献具有“抄手众,写本数量多”“几个文献合抄同一写卷”“抄手水平不一,抄写质量也良莠不齐”等方面的特点;以读者(主要是学郎)传抄为主要的传播方式,又有“题名有异,篇卷不一”“异文迭出”“作者身份不明确”等写本学原生态特征.也正因如此,敦煌蒙书在文献学、出版史上也有其他文献不可替代的价值.     

敦煌变文词义补笺

自敦煌石窟文献问世以来,敦煌学已渐成为国内外学者瞩目的显学,研究范围涉及文化、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变文只是其中一部分文学性较强的通俗作品。由于这部分作品经过种种艰难之后率先整理刊行,从文学和语言两方面去研究它们便得风气之先,取得成果较早,成绩较大。语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校勘和词语考释上,因为这是研读变文乃至所有敦煌文献的难点所在。单就词语考释一项而论,五十年代即有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之作,其后继踵者众、论著日多,探微发隐,各见功力。唯因变文内容十分丰富,语言情况复杂,诸家所论,容有小阙,挂万漏一,或所难免。     

《庐山远公话》的虚构及其意义

敦煌写卷《庐山远公话》讲述庐山远公的传奇故事 ,是以东晋高僧慧远为原型 ,经说话人辗转流传、不断丰富加工而形成的一个抄本。其中一部分内容以慧远生平事迹为基本线索来铺张敷衍 ,更多内容则完全不依史实而构撰 ,“话说”的性质十分明显 ,虚构的成分占主流。本文从该写本的虚构入手 ,通过对史实与虚构的比较分析 ,揭示其虚构在讲唱文学发展过程中所显现的特殊意义 ,并试图寻绎佛教以讲唱方式在中国传播的演进轨迹。     

维摩诘变相与讲经文及通俗佛经注疏之关系新证 ——以莫高窟第9号窟的阿难乞乳图的榜题为中心

莫高窟第9号窟的维摩诘变相榜题是研究变相、变文与经文关系的重要参考文献.围绕其与敦煌讲经文、通俗佛经注疏之间的关系,通过梳理、比对佛教文献及相应敦煌写卷,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莫高窟第9窟北壁东侧阿难乞乳图的这段榜题,来源于敦煌地区流行的《维摩诘经》通俗注疏中所摘抄的《乳光经》.这表明敦煌壁画中的画面场景及变相榜题,受到敦煌地区与讲唱文学相关的讲经文、通俗佛经注疏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出变相的创作常偏离了原始经文而接近了讲经文或相关的通俗注疏.这种现象展现了晚唐五代时期佛教宣讲注重通过简单故事普及佛教的发展态势,也呈现出此一时期维摩诘变相的人间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