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末诗潮的情感表现

如果说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是对诗歌创作动因之合理表述,而在汉代浓厚的诗歌氛围中又以“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对人情加以限制,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诗情的表现,那么,中国诗歌创作发展到汉末,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之文人五言诗潮的出现,则意味着诗歌艺术中人生情感的一次解放。而作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独特的文学更新力量,汉末诗潮不仅在创作上使自东汉中期以来文人之个性情感意识从潜滋暗长发展到汪洋恣肆,而且在思想观念上改变了汉儒说诗重教化之风气,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以“情”为主体的表现理论。     

曹丕文学观的思想渊源及价值取向

《典论·论文》所说“盖文章 ,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代表了曹丕对文学的基本看法 ,是曹丕文学观的理论表述。这种观念是儒家功利文学观的继承 ,但有所发展 ,其意义能引导人们给文学以更多的重视。同时曹丕还认为人生不朽的最佳途径是著书留名。曹丕著书留名的思想 ,从创作动机上激发了文人的自觉创作热情 ,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人集团与赋体创作

两汉时期的文人集团以“梁园宾客”与“邺下文士”最为著名。这两个文人集团的形成,固然与政治中心对文人的吸引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中心的主人(梁孝王与曹氏父子,特别是曹丕)不但自身爱好文艺,而且能以较为平等的宾主关系与文人相处,为文人集团的活动提供了较为自由的艺术环境。这种文人集团对文学创作,特别是赋体创作有积极的影响:它保证了审美趣味的丰富性;有利于作家艺术个性的充分展现。另外,它还成为后世纯粹的文人社团或文学流派的前奏。     

汉末文人五言诗中的思妇

思妇是汉末文人五言诗中的主要形象之一,通过游子思妇之情与男女相思寄托汉末文人复杂感伤的情感,是汉末文人五言诗的重要特征。     

“二十四贤”与“汉魏革命”

十卷本《陶潜集·四八目》所载的魏文帝于汉魏禅代之际彰表"二十四贤"之事,可以认为源自确切的汉末魏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二十四贤"的人选构成来自于东汉后期的"清流"士人群体,既包括了积极参与反外戚、反宦官政治活动的官僚士人,也包括了以隐居不仕表达消极反抗之意的民间处士。曹丕在代汉建魏前夕彰表如是面貌的"二十四贤",显示了曹魏王朝君臣以汉末清流的继承者自居的政治立场,也是着眼于重构王朝秩序的"汉魏革命"的组成部分。     

邺都、洛阳宫阙与汉魏六朝诗的高楼意象

汉魏六朝诗中有很多高楼或高台意象,广泛分布于登览、闺情、游仙等题材。但这些意象来历不明,不知何指。从历史地理、都城建设和文学的关系看,魏初邺都西北的铜雀台和洛阳北宫是汉魏古诗中西北高楼的原型。高楼意象来源于这两都的城市建筑与文人生活。当城市建筑和文人生活对接时,文学就在这里发生交集,魏晋间第一批写城市风光和宫廷建筑的作品就此诞生。在这些作品中,一部分为登临览胜赋物写景,意象较浅;一部分系比兴象征,感慨较深。此后之作则是对汉魏诗的模拟,但仍有审美构建及题材拓展、主题深化的意义。     

曹丕“文气说”文学史意义的历史透视

曹丕"文以气为主"观点的提出,既是对建安之前文人以"气"阐释文学艺术传统的继承,又是对前代文人对"气"与文学艺术关系认识的总结,也是对建安时代文人文学创作风习和评论文学风习中"气"与文学艺术关系认识的概括。它不仅表明了曹丕在建构理论形态的文学观念上所达到的新的理论高度,并且还蕴含着他对以前文学观念承继基础上的创新,开启了以文学本身的价值来评价文学的新风尚,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古诗十九首》与汉末文人的情感世界

汉末文人面对古文经学的衰落和政治昏暗的现实 ,首先表现出了积极的用世精神 ,经过“党锢之祸”的打击之后 ,又开始了人性的自然复归。在此过程中又展示出他们在艰辛中求索、在忧患中进取的心路历程 ,体现出高昂的人文精神。     

李白对唐代之前中国诗歌抒情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从汉末到盛唐的文人诗歌发展历程,也就是在汉乐府凸显叙事性之后沿着“古诗”开创的抒情路径,逐步完成乐府诗的文人化,将诗歌的抒情性推向高峰的过程,而李白无疑是站在这座高峰之上的标志性人物。正是在对《诗经》《楚辞》、汉魏六朝文人诗和乐府诗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李白实现了对唐代之前抒情诗艺术的系统总结和整体超越。从中国诗歌抒情与叙事互动转换的关系上说,李白实际上是自风、骚以降包括汉魏六朝诗歌在内的前半部中国古代诗歌史的集大成者,杜甫则是李白之后的后半部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开创者。     

论王逸楚辞学的时代新义

王逸是东汉中叶文学思想家,其著《楚辞章句》为其文学批评理论之核心。对王氏楚骚情结,昔人多从文学传承观之,如张溥历述西汉贾谊、刘安、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仿骚之制及“东京班固、贾逵各作《离骚章句》”,“至王逸复作十六篇章句,又续为《九思》”而集成(《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王叔师集题辞》)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则发挥《九思序》“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语,言其地域特色云:“盖东汉文人,咸生北土,且当此之时,士崇儒术,纵横之学,屏     

从都城与王权观念重新审视曹魏集团的文学活动

汉末曹魏文人集团的文学创作在其自觉和抒情特征之外,依然与政治理念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汉代围绕都城与王权的制度与文学观念体系并没有随着汉王朝的衰落而消失,而是继续影响着汉末文人对新现实的表达;同时,曹魏集团也在现实政治目的下不断仿拟汉代文学和典制中展现的正统模式.他们的文学创造因而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性,主动或被动地迎合着已然定型于历史之中的制度与观念.     

《孔雀东南飞》文本考索

《孔雀东南飞》诗继承了汉代乐府古辞的叙事传统,结合了“弃妇”、“殉情合葬”、“烈女”等传统母题,叙事方式和整体结构安排因情节扩展和篇幅增长均有相应发展;其叙事风格与后汉辛延年《羽林郎》非常接近,受古辞《陌上桑》“日出东南隅”影响较大,不仅迥异于以程序语句为框架的《木兰诗》,更与魏晋文人书面化程度较高的叙事作品有别。由于其文本形式的各个方面均与现存汉魏时期的文献材料密切相关,《孔雀东南飞》诗当为汉末建安文人拟乐府作品。     

论汉末魏晋诗歌的生命情结

汉末魏晋时期,文人的主体生命意识觉醒,一直不被文学关注的生死问题,已开始受到文人的普遍重视。汉末魏晋文人在死亡的阴影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有关死亡和命运的忧思,他们叹惋生命的无常、伤感人生的短暂、探寻生存的意义、期盼生命的自由律动、悲悯民生的疾苦与不幸……“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于是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就充满了一种普遍的生命情结和深邃的生命气息。     

历史本真与士人心态──《古诗十九首》的文学史意义

《古诗十九首》真实地展示了汉末下层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历程,表示了他们生命价值观形成的历史和社会原因,表现了儒家人生价值观被现实击碎后的精神空虚和道家消极人生观的抬头,在中国文学史上拓宽了文学的生命主题,使诗歌开始成为文人士大夫抒发人生情感、体验生命价值的重要方式。     

"经国之大美"与"经国之大业"辨析

本文是对曹丕、杨修说过的两句话的辨析,从它们的同中之异,见出曹丕、杨修、曹植三人在看待事功、辞赋、文章上的不同态度,反映出汉魏建安之际士人学养变化、士风转移的一种倾向.     

元明清时期“三江源”文人文学初探

元明清时期,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三江源"文人文学,这些作品或是本土作家在三江源的土地上创作,或是三江源本土作家在外地创作,作品既与中原主流文学血脉相连,又有自己的个性气质,蕴籍着乡关之思、个人苦闷、肩负重任、为国戍边、关注批判现实、展现乡风民俗等多层面思想,为我们了解和研究三江源文学和文化历史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材料。     

汉魏之际文人游艺文学创作的转型

汉魏之际是我国古代文人游艺风习发生重要转型的时期。受此影响,我国古代文人创作的反映游艺活动的游艺文学作品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型。这不仅表现在该期文人创作的游艺文学作品的数量有了一个大的飞跃,游艺文学作品的性质走向了独立,游艺文学作品的文体经历了从以一种文体为主到以多种文体为主的转变,文人对游艺活动的文学关注更加普遍,而且游艺文学作品的内容得到了丰富充实和新的开拓;标志着我国古代文人创作的游艺文学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有其独特的文学史价值。     

论汉魏六朝连珠体的演变与文学发展

古代文学中的连珠体肇兴于汉,陆机则完善了连珠体的体式,发展为连珠体“理要”的正格;南朝时由于当时文学风尚的影响,连珠体的写作呈现个性化与抒情化的特征,形成了多样化的“别格”。也就是说,连珠体的发展正好与汉魏六朝时期整个文学与文化的演变发展密切相关,故由连珠而论汉魏六朝文学,可以见微知著。隋唐及其后的连珠体无论在体制还是成就上都并没有超出六朝时期,又可见连珠体在汉魏六朝时期的独特性。     

从黄巾拜郑玄看汉末隐逸与地方秩序的重建

史籍所载黄巾拜郑玄事,并非向壁虚造。郑玄兼综今、古文经学,在其博大的知识体系当中,善图谶、通《易》理这两项内容,与黄巾太平道存在着思想交叠之处,且在终极理想秩序之追求层面,黄巾、郑玄所祈望之"太平"更有深相契合者,此为黄巾拜郑玄的思想根源。与此同时,黄巾对郑玄之敬拜,不仅反映了他们对于道术通达者的自觉思想认同,也是汉末时人对于隐沦民间的贤人隐者抱有神秘理解倾向及普遍尊崇心态的自然呈现。汉末隐逸群体以其亦儒亦道的知识背景,成为引导、连接人们价值观念的中间知识阶层,对汉末地方秩序的重建以至汉魏之际的历史变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曹丕的衡文标准与建安风骨

曹丕在文学理论上究竟有没有提出一个衡文标准,对于这个问题,研究者们见仁见智,看法不一。有同志认为,曹丕并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衡文标准,只是论述了文学批评的态度,几种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作家的气质与创作风格的关系,文章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就《典论·论文》来研究,“经国之大业”和“诗赋欲丽”是曹丕用以衡量文学的批评标准,并指出这二者的关系是在“经国”的前提下要求作品“丽”。笔者则以为,曹丕在文学理论上的衡文标准,并不是文学在功用上能够“经国”,也不只是形式上的“丽”,更不能牵强地把二者拉在一起。因为主功用乃是汉代绝大多数理论家在中央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