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儿与康德关于主体问题的比较分析

在深入研究认识论的过程中,主体成为一切研究的根本前提和基本课题,成为认识论研究的中心。现代哲学的逻辑起点不是外在实体,而是无需前提设定直接给予的自我意识。连接笛卡儿和康德的一个重要核心问题就是关于自我主体问题。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突出了主体的作用,康德哲学先验主体的"知性为自然立法"、"理性无处不立法",揭示了康德哲学的性质和精神。笛卡儿和康德在理解主体和处理主体问题的方法与观点方面存在异同,本文试对其进行比较和分析,以达到澄清主体问题的目的。     

“我思故我在”新探

“我思故我在”是西方哲学中争论最多的命题之一。这一命题蕴含着近代哲学的开端,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现象学运动的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命题的详尽分析,揭示“我思故我在”的基本内涵,阐明它的理论意义。     

笛卡尔理性主义知识观探析——基于方法论的视角

从方法论上看,笛卡尔理性主义知识观是以普遍怀疑作为开端,以“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第一命题为起点,经由“直观”与“演绎”推演出整个知识论大厦体系。但笛卡尔身心二元平行的哲学观点存在自致性矛盾,并对后世唯理性主义者产生了深远影响。     

解蔽与超越:笛卡尔形而上学的现代转换

笛卡尔在"我思"中洞见到的自我存在或"我是"是其形而上学大厦的基石.笛卡尔的"我思"哲学把普遍理性的观点和自我的独立思考的原则统一起来,恰恰是这种统一而不是割裂深刻地代表了科学的现代精神.如果我们把笛卡儿关于自我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证明转换成形而上学的实践证明,那么笛卡尔提出的哲学问题以及他所提供的解决哲学问题的基本方案就是成功的,并且是富有启发性的.     

“我思故我在”怎样为非理性主义提供可能

在西方近代哲学开创者之一笛卡尔的思想体系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复杂的是“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毋庸置疑,笛卡尔是把它作为一个理性主义的命题提出来的,并且后人大多也公认它高扬了理性的精神。我认为:在这个命题中,已经潜在地为后世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可能,这体现于该命题所蕴含的几条较具一般性、普遍性的原则之中。     

论费尔巴哈“我欲故我在”的本体论证明

费尔巴哈通过对“我思故我在”的批判 ,回到“我欲故我在” ,确立了“我欲”、“我感”和“我爱”的权威 ,也就确立了感性的人的权威 ;他并且认为这就是哲学探讨的“事情本身” ,是他的人本主义的出发点。这表明费尔巴哈哲学已经具有了现代性。但是 ,费尔巴哈的所谓感性依然是“哲学家”的感性 ,所以他并没有“回到事情本身” ,回到人与自然 ,“我”与“你”的原初统一的感性活动。     

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

在中西哲学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似乎被忽视了,即如果说传统西方哲学是一种以意识为其根本的哲学,是一种意识本体论的哲学的话,那么与之迥异,中国古代哲学则为一种以身体为其根本的哲学,是一种身体本体论的哲学.不是"意识"而是"身体"始终被置于中国哲人关注的中心,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安身方可立命"应被视为中国哲学的堪称纲领性的结论.该哲学不仅以身体构建世界图式,从身体推出社会伦理,由身体企求精神超越,而且该哲学的历史亦是循着身体运行的模式而非意识运行的模式展开的.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自我关系问题

笛卡尔在"第二沉思"中证明了"我存在"以及"我的本质是思维的东西"，进而把"我存在"与"我的本质"等同起来，构成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梳理"第二沉思"中的论证结构可以阐明"我思"与"我在"之间的关系与"我思故我在"的具体内涵。通过对于这一命题中自我关系问题的分析，"我思故我在"可以被重构为更加符合逻辑的"我思考我在，故我在"。在此基础上，"我思考我在"这一前提中的两个"我"需要被视为同一主体，且其指代范围应当被限定为纯粹思维。     

马克思对“自我意识之谜”的解答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在欧洲近代哲学中,“自我意识”这一范畴的提出是最重要的哲学现象之一。自从笛卡儿将“我想故我在”这一著名命题作为他整个哲学的出发点以来,人类哲学思维便开始由对象世界的探讨转入人的内心,转入人的认识活动、认识能力和认识基础,转入对人类精神本质的研究。由于有了与对象相对立的自我,有了与对象意识相区别的自我意识,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才真正作为这样的问题而被提出来和意识到,对人的认识和实践的能动性的探讨和研究也才有了理论上的可     

中国的思维模式与形成的非理性

从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万物本原是数,到后来的笛卡儿“我思故我在”奠定西方现代哲学的基础,到而后的黑格尔,康德就更不用说,把理念,绝对精神发挥到了极至。从而,西方形成了与中国的万物同构说引起的“非理性思维”。这种非理性思维与西方的理性思维最终形成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主客同一”和“主客二分”。而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国的各个方面。而两者所形成的思维路径是: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     

"我"和"我们"——关于个性的一点思考

个性（个体性，Individualit？t，individuality），按照Hein-rich Schmidt的《哲学辞典》，意指“特性，包括性格和特征在内的整体，通过这些性格和特征，一种本质作为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个体而表现出来”^[1]。狄尔泰在《论个体性研究》中详细描绘了自我与非我的意识是如何发生的，他明确指出，     

哲学审视中的我

对我的语言学反思应该与哲学反思联系在一起。作为哲学概念的我必须通过作为语词概念的我来表达。对我的语言学反思为哲学反思提供了启发。我作为哲学概念始终是与作为主体的人相联系。正是在构建"为我而存在"关系的过程中,主体把"为我而存在"的对象与不"为我而存在"的对象区别开来,从而总是以我的姿态与客体相对应。只有当主体在意识中对主体的我予以意识时,主体才能以主体的形态在世界中凸现出来。我作为主体的自知意识在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自我意识就是主体对自身进行反映所形成的意识。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由此就决定了自我意识的二层涵义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自我意识既具有个体形态,又具有群众形态,二者相互作用。     

谈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我在之思”

作为一个1 9世纪的文坛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之所以能在今天散发越来越撼人的魅力,是什么在作怪呢?笔者认为,是"诗者之思"的力量."思"是人的一种建立在"自我认同体验"基础上的"自我内在批判"."思"可以为文学培养生命的感受力与审美的体验力,并同时为文学积淀价值的光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毕生的文学创作中不断的在心理体验(忧郁,虚无,安宁)中认同自我,触动那深层的令人生畏的自我,然后在不断的心理认识(困惑,焦虑)中反思自我,拷问那灵魂的令己不安的此在.是"诗中有思"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风格达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巅峰.     

“我”的界定及其文化意义

“我”的界定和确认既是一定文化的结果,也影响着其文化的创制、价值取向及特性.西方文化中的“我”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和客观实在性,以及个人的法权关系,为西方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民主政治等多元文化形成和特性提供了理论支撑;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我”则强调个人的人际关系,凸显个人的伦理道德属性、等级地位及身份,从而形成伦理型文化的典型特征,以及中国文化的独特品格.     

“我有一个梦想”演讲词中修辞的运用

本文以美国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得·金的演讲名作为例,分析了排比、引用、比喻、对照、重复及短句等修辞方法在演讲词中的作用,指出了修辞所具有的语言魅力.     

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因——一种宏观阐析

心成因 :德国的暴发对英俄两大巨型强国的冲击　　第一世界大战的成因自战争结束到现在 ,几乎始终是历史学家们探究和辩论的课题。然而 ,这场大战最为基本的根源并非难解 ,它们分明源于 19世纪末叶和 2 0世纪初年新兴强国之急剧崛起和国际力量结构之急剧变更 ,而这又是由第二次工业革命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技术变迁和欧洲内外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动决定的。其中 ,德国国力的剧增最为关键。随着 19世纪步入其后半叶 ,欧洲乃至世界政治的最能动力量转到了德意志。“1770年时谁能预见到这个被隔绝于广大世界之外的、朦胧混乱的区域 ,百年之后会产生足…     

新闻报道的"我"叙事:一种亲和力的构建方式与实践

本文从叙事学与新闻报道的原理同一性关联出发,勾勒了新闻报道的叙事内涵、构成要素表征;又从新闻报道的动态过程出发,围绕新闻报道的有效传播目标,对比分析了一种能够达成该目标的亲和力传播的"我"叙事的特点.针对中国本土新闻报道现存的问题与不足,对"我"叙事的兴起、发展以及媒介应用进行了历时态和共时态的分析,指出了作为一种特定的叙事策略和报道理念的革新,"我"叙事将在时效提升、平等认同激发以及互动距离调适中发挥特有功能,并为有效传播提供有用的对策.     

殊途同归的欲望表达--《一个歇斯底里病例的分析片断》与《我在霞村的时候》比较

《病例》与《霞村》属于两种性质不同的文本———医学文本和文学文本。乍看起来 ,它们无法进行比较。但有意思的是 ,它们都在讲述欲望的故事 :两位来自不同国度的十八岁少女为情所困 ,被欲所扰 ,因性而病 ,以病求爱 (或以病拒爱 )的情欲经历 ,具有非常有趣的可比性。只不过一个用精神分析学的解剖刀探析女性身体被欲所阻因性而病的致病之源 ,一个用政治显微镜反射女性身体遭受战争暴行、因性而病为世俗观念和传统道德所不容的现实处境。     

《红楼梦》非儒思想易理关系分析

《红楼梦》“言情”主旨、“崇女贬男”观点,以及自然随性生活态度,与儒家“重礼抑情”倾向、“男尊女卑”等级观念、刚健有为精神品质相反对立.基于《易经》哲学思想具体化解读视角的小说非儒思想研究,揭示小说非儒思想与《易经》哲学本质内涵之间的关系,明确其与原始儒家思想切合与后世儒家观念对立的原因,助益当代客观评价小说非儒思想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