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

日美同盟关系的维持与发展是战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尤其是美国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战后日本安全防卫的根本保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美同盟关系也在不断更新内涵和调整功能。2001年“9·11”事件后日美同盟关系的重新调整,既是对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签署以来历次调整的继续,更是对过去的超越;既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全球军事战略重新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客观体现,又是日本借机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观诉求。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不仅为日本的安全防卫和政治外交政策带来了变化,而且还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战略态势产生着深远影响。     

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的同步强化及其影响

冷战后,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从冷战结束之初同时弱化,发展为世纪之交"一强一弱"(美日同盟强、美韩同盟弱),而经过韩国李明博政府和日本鸠山内阁时期强弱态势的短暂逆转,自2010年中开始,两同盟出现冷战后的首次同步强化态势。地区冲突爆发是两同盟同步强化的直接诱因,美日韩三国安全政策趋向统一是决定性动力,日韩两国的国内政治形势则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两同盟同步强化,加剧了朝鲜半岛的战争危机、东北亚地区的战略紧张和军备竞赛危险。     

日本“有事法制”制定的战略背景及其重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日本的安全战略基本上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 ,以专守防卫为基本原则。但冷战结束后 ,日本的安全战略开始转变 ,通过加强与美的同盟关系 ,企图走上“大国角色”的道路。日本的战略意图恰好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相一致 ,在美国加强日美同盟关系谋求霸权利益的背景下 ,冷战后日本的安全目标可分为“保护日本领土、确保日本周边地区的稳定、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等三个层次。但日本的最终目标指向是“在国际社会或者起码在东亚地区能够发挥重要影响的军事大国”。然而 ,由于宪法的根本限制 ,日本企图通过有关法律的制定 ,突破宪法的制约 ,扩大它在日美同盟中的作用 ,并最终扩大在海外的军事影响。     

后冷战时期日美同盟的发展探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苏联解体后,冷战宣告终结,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因此借助强化＂日美同盟＂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亲美入亚”与冷战后的日本亚太战略选择

日本传统的亚洲观始终处于"脱亚”或"归亚”双重的困惑之中.随着冷战的终结,它开始向现实的"亲美入亚”战略转换.现实主义的势力均衡论是日美安全保障重新定义的依据;自由的制度论是建立日美经济同盟,实现日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亚洲外交中心构图体现了日本充当亚洲盟主的企图."亲美入亚”战略转换,来自日本国内的支持力是保守、革新两党价值目标的趋同.经济主义是这一趋同形成的原因.     

浅析嬗变后的新日美安保体制

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日美联合宣言》为标志,日美安保同盟体制建立。随国际形势的变化,日美同盟关系也在不断地更新内涵和调整功能。在国家利益的驱动下,日美安保体制逐步发生了嬗变。至冷战格局瓦解后,该体制质变为日美推行霸权主义的攻击性军事联盟体制。这不仅为日本的安全防卫和政治外交政策带来变化,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战略态势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日美同盟的转变:从“冷战后”到“9·11后”

“9.11”事件以来,日美同盟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从“冷战后”向“9.11后”转变。本文在概述日美同盟阶段性发展的基础上,分析了“9.11后”日美同盟的基本特征,并从中日美三边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日美同盟转变的原因及其影响,提出了我国的应对之策。     

美日同盟涉台条款的强化及其对台湾问题的影响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的焦点问题。美日同盟涉台条款由蓄谋已久的“远东条款”调整为冷战后欲盖弥彰的“周边事态”,“9·11”后美日进一步将台湾问题纳入其“共同战略目标”。美日同盟涉台条款的强化,为美日介入台湾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使得台海局势更趋复杂,岛内“台独”分子蠢蠢欲动;周边地区军备竞赛趋势加强。     

日美同盟"再定义"与中国国家安全

作为冷战产物的日美同盟的"再定义",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形势变化和两国战略调整合力的产物.通过"再定义"进程,日美同盟得到强化,这必将突破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日美两国调整地区安全战略,改变同盟性质,扩大军事合作范围,不仅对它们自身,而且也对亚太、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日美军事合作在各个领域的具体实施,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压力将会逯步增大.     

冷战后美日同盟关系的强化及其影响

冷战结束后，作为冷战产物的美日军事同盟没有随着冷战的终结而结束，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其原因在于各自的战略考量。美日同盟的强化对亚太大国关系和地区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使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化。     

从冷战后美日的朝鲜半岛政策看美日同盟的未来

伴随冷战后国际格局的演变，被称为“冷战活化石”的朝鲜半岛日益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围绕着半岛的统一问题及近来的导弹问题与核问题等半岛安全问题，朝鲜半岛危机不断。而素有“东北亚门户”之称的朝鲜半岛在地缘政治上又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使它成为大国关注与争夺的对象。作为对该地区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大国，美国与日本对该地区分别有着各自的政策定位，通过比较两国政策的异同，可以发现作为冷战产物的美日同盟在稳定的同时，其内部冲突性的趋势却是无法抑制的，美日同盟最终要归于历史。     

美国对中苏的“楔子战略”：从预阻到分化

“楔子战略”是冷战时期美国企图阻止中苏结盟、分化中苏同盟、削弱苏联阵营力量的战略工具。美国通过对中苏关系及其变化的认知与研判，适时调整其“楔子战略”予以应对：从最初“一拉一压”的结盟预阻策略，到“共同打压”的强压促变策略，最后转变为“一压一和”的分而治之策略。美国的“楔子战略”对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既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两国凝聚力从而促成了中苏结盟，也挑起了两国分歧争论并最终加速了中苏同盟分裂。     

战后美国对日本教育的改革新探（1945-1950）

对日本的教育民主化改革是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全面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日本教育的改革是去除日本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因素以及将日本改造成为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的重要途径。为此在占领日本后,美国不仅对日本的教育管理体制、课程体系进行改革,还对日本的体育、宗教教育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随着冷战的爆发,日本成为了美国与苏联在远东积极争取的目标,为了抵制共产主义在日本的传播,美国开始在日本的教育界展开了反共行动,并利用宗教作为对日本进行反共宣传攻势的重要工具。通过美国对日本的民主化教育改革的内容和过程的追述,认为在对日本的改革中美国采取了以专制的形式培育民主的政策,干涉了日本的学术自由和宗教自由。     

美韩联盟的转型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冷战时期,美国与韩国订立了联盟关系,两国曾是亲密无间的盟友.美国向韩国提供军事、经济援助,韩国坚决站在美国一边,为美国马首是瞻;冷战结束后,韩国经济腾飞、民族意识上升,加之美国的战略调整,韩国与美国距离拉大,分歧加深并公开化.美韩联盟关系由"主从型"向"伙伴型"转变.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美韩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和战略目标,在转型后将会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并以相对稳定的模式长期发展下去.     

浅析尼克松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

二战以来,日本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国。面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局势的新变化,为了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尼克松政府调整了对日政策。新的美国对日政策不仅进一步巩固了美日间的同盟关系,而且有利于日本在东亚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为七十年代美日关系奠定了基调。     

美日同盟对中国防范的加强与中日关系走向

冷战结束以来,美日同盟逐渐加强,对中日关系发展影响深刻。一方面,日本依托美日同盟走在防范中国的前沿,推行强硬的对华政策,使中日关系不断恶化。这是中日关系的现状。另一方面,在未来,当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损害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时,美国将对日本强硬的对华政策有所牵制。这一趋势已初见端倪。最近的将来,中日关系仍然不容乐观,很难好于中美关系,将处于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完全恶化之间的灰色地带。     

国际格局转型中的北约运行及美国对外战略变化--从科索沃战争到乌克兰危机

冷战后国际格局转型带来了美国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系列变化。它集中地反映在两极瓦解之后的欧洲局势,尤其反映在美国的欧洲盟国对北约的态度波动及美国如何维持北约运行上。而国际格局的变化,国际行为体尤其是大国的国际战略演进,都是随着国际环境变化,通过应对重大国际问题运行来体现的。冷战后的欧洲重大安全问题集中地表现在关乎科索沃问题上不同国际行为体的意愿差异与竞争;科索沃战争之后,美国领导的北约没有停止东向发展的步伐,在国际政治经济发生激烈变化中与俄罗斯等相关国际行为体的交锋集中体现在乌克兰危机的酝酿、发展上。科索沃问题与乌克兰危机看似无关,实际上是由美国的跨大西洋同盟战略变化这个轴线来串接的,也反映了冷战后新旧国际格局转换的基本轨迹,表明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格局处于两种趋势三支力量角逐的态势中,不能简单判定多极化趋势明显,也不能认定当代国际格局就是多极格局、就是单极格局。     

论里根政府的对日政策

在里根总统任期内,美国对日基本政策是：深化与日本的同盟关系,让日本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缓解美日贸易摩擦,减少美日贸易逆差;鼓励日本加强防务,促使日本分担更多责任。     

冷战后中美在联合国大会投票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1991-2006年)

联合国投票研究对于深入研究中美双边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考察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对三种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冷战结束后中美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主要遵循了两国在既定议题的政策原则,没有受到两国综合国力变化、世界银行的贷款援助和中美关系波动的影响,这是因为冷战结束以后中美两国没有把联合国大会作为大国博弈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