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次昭陵》“幽人”辨释

“壮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是杜甫《行次昭陵》中亢慨悲昂的一联。“幽人”一词,历来注家均无详释。杨伦《杜诗镜铨》及《钱注杜诗》只字未提。浦起龙《读杜心解》摸模糊糊地说:“怀忠之壮士悲之,行迈之幽人拜之”。仇兆鳌《杜诗详注》曰:“壮士,指守陵者。幽人,公谒陵也”。以为“幽人”乃子美自称,这是对的。然而“幽人”具体解释是什么?杜甫在这个词中倾注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幽人”一般都解为“避世隐居之人”。     

仇兆鳌《杜诗详注》与《悟真篇集注》之比较

仇兆鳌既是杜诗名著《杜诗详注》的作者,又是道教名著《悟真篇集注》的作者.本文通过二书诗歌注解之比较,认为仇兆鳌其实是一位在思想上主张“三教统摄,而归宿于某”的学者.在注解杜诗时,他秉持了“三教统摄,而归宿于儒”的指导思想;在注释《悟真篇》时,他秉持了“三教统摄,而归宿于道”的指导思想.从这个角度理解仇兆鳌及其《杜诗详注》,可以理清某些纠缠不清的问题.     

江西诗派学杜的基本经验——方回诗论探微

苏轼曾说:“天下几人学社甫,谁得其皮与其骨?”(《次韵孔毅甫集古人句见赠》)如是则学杜者当以识为主,首先弄清何者为杜诗之皮,何者为杜诗之骨?杜甫曾论书云:“苦县光和尚骨力,书贵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又云:“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方回诗云:“书贵瘦硬少陵语,岂止评书端为诗。”(《题郭熙雪晴松石平远图为张季野作是日同读杜诗》)诗与画的确是相     

金圣叹与《第四才子书》

金圣叹生当明末清初,那正是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尖锐到了极点的时代。他一生没有做过官,只以教书、批书度日。他批过许多书,而他最重视的是所谓六才子书,它们依次为《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记》。后两种是全部完成了的,影响很大;其余四种没有完成。《杜诗》据说解了大半(现存一百七十余首),他就因所谓“哭庙案”为清廷杀害了。本文仅就他的《杜诗解》谈谈自己的浅见。     

诗史“春秋笔”——从“如闻泣幽咽”的误解谈起

《新唐书·杜甫传》称:“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杜诗“善陈时事”,不专在穷极笔力,“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元稹《杜君墓系铭并序》),尤其在作者借鉴、发扬了我国史家的优良传统,笔法严谨,叙事言志,表现出“忠愤感激,好贤恶恶”正直的主观倾向性,从而真实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读之可以知其世”(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作为“诗史”,杜诗是怎样在指陈时事中表现作者的主观倾向性的呢?本文试图以“即事名篇”的杰作《石壕吏》为例,通过“如闻泣幽咽”这一诗句的考辨、分析,对杜诗以“微言”寄托褒贬,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     

杜诗“五云高太甲”解

杜甫《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简称《出峡诗》。它的末段有“五云高太甲,六月旷抟扶”之句,宋人严羽著《沧浪诗话》末卷《诗证》篇里指出:杜诗“五云高太甲,六月旷抟扶”之句,殆不可晓。     

《江南春》诗主题辩

杜牧是极推崇韩愈的,他受韩愈的思想影响很深。他在《读韩杜集》诗中说:“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说:“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他的文学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答庄充书》)。这和韩愈的文学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是一脉相承的。韩愈对佛教的斗争是十分坚决的,宪宗元和十四年陕西凤翔     

简论孙奇逢的《易》学思想

孙奇逢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 ,他的《易》学思想不仅把“本来之《易》”视作“天定之象” ,把“圣心之《易》”、“《易》书之《易》”视作“模写”之像 ,从而摆正主、客观的本质关系 ,而且 ,于学《易》之人而言 ,他尤其强调将“本来之《易》”和“《易》书之《易》”一概化而为“在我”之《易》 ,从而使“易”成为人们具体立世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指导。他的这个思想很实际 ,也很精彩 ,学《易》者如此 ,实际上人人都当如此     

谈杜甫的《八分小篆歌》

杜甫《八分小篆歌》作于大历初夔州任上。从诗的最后一章“巴东逢李潮，逾月求我歌”看，当是应酬索求之作。李潮是杜甫之甥，留作品不多，主要是《唐慧义寺弥勒像碑》及《彭元曜墓志》；在唐代书坛名也不甚显，后来大概由于杜甫为之题咏的关系，方“见称于时”（周越《书苑》）。故朱鹤龄说：“（李）潮书初不见重于当时，独杜诗盛称之。今石刻在……，其笔法亦不绝工。”（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八引）《八分小篆歌》第一章说：“秦有李斯汉蔡邕，中间作者绝不闻。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李…     

释《马氏文通》之“句”

吕叔湘、王海在《＜马氏文通＞评述》中说：“《文通》讲句读，犯了术语不够用，问题说不清的毛病。”又说：“《文通》仅仅依靠‘句’和‘读’这两个术语，怎么能不左支右细，没法把问题说清楚呢？”这些话使我们产生了一些疑惑：《马氏文通》论句读，真的就只有“两个术语”，且“不够用”吗？同时也使我们觉得，对《马氏文通》的句及论句术语作一番认真的研究，很有必要。查《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书后“词语索引”，得“句、叠句、排句、起句、结句、两商之句、反正之句”等术语1五个。查《马氏文通读本》之“词语索引”，…     

读书之“破”与“立”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唐代诗人杜甫的名句。后人对这两句诗的前一句作过不同的解释。其中,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举有三说：一日“胸罗万卷,放左右逢源而下笔有神”;二日“书破,犹韦编三绝之意,盖熟读则卷易磨也”;     

诗文的“曲”与“直”

论诗文者每好以“曲”为贵,以“直”为劣。“文似看山不喜平”,似乎不曲则必不含蓄,必无韵味与情致。然而,西楚霸王的《垓下》之歌,只是胸臆直抒,“却万石跌宕,千秋悲凉”(明·屠隆《范太仆集序》)。瞧不起儒生的刘邦也留有三句《大风》,就顾具帝王之概,雄豪之气,又何尝有一点曲处?杜甫是讲究“曲”的,但其名篇之一《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通篇一气奔驰,如洪泉下注”(《唐诗注读本》评语),而其闻捷惊喜若狂之情态跃然纸上,明快之极,丝毫不曲。鲁迅是惯使曲笔的,但他的《南     

喜读《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

喜读《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陈尚君一宋人喜治杜诗，“千家注杜”虽是夸大之辞，即如元好问《杜诗学引》所云“杜诗注六七十家”，已颇可观。持论严苛的钱谦益指斥宋人所注“大抵芜秽舛陋．如出一辙”（《钱注杜诗略例》），虽失于偏激，但各家水平相差悬殊，多因袭逞臆...     

杜诗研究的新成果——评介《诗圣的游踪与创作》和《诗圣的写作艺术》

这两年,古代文学研究似乎有点“背时”。看看“左邻右舍”热闹得如火如荼,相比之下自家有些“门前冷落”。在这种情形下,新近由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诗圣的游踪与创作》(范文质、文自成合著)、《诗圣的写作艺术》(文自成、范文质合著)这两部杜诗研究新著,就显得别具一番意味与风韵了。 说起杜诗研究来,真叫人很有“望杜兴叹”之感。千余年来,杜诗研究成果真可说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仅是新时期以来发表的论文就有数百篇、专著几十部。而且在     

浅谈“孰与”

在古代汉语的一种疑问句中,“孰”、“与”经常连用,形成一种“……孰与……”的习见格式。句中的“孰与”,从语法角度分析,它是怎样一种结构?从语义角度训释,它究竟表达怎样一种内容?对此,历代语法学者问或有所论述。如清人王引之在他的《经传释词》中说:“书传中言之‘孰与’者,皆谓‘何如’也。”他认为“孰与”盖等于“何如”。杨伯峻先生在《古汉语虚词》一书中也持相同看法,他说:“‘孰与’还可以组     

诗史传统的来源与影响——对抒情传统说的一点补充

以具体史实为本事的诗、史对应阐释方式萌芽于春秋赋《诗》,此后毛传郑笺孔疏建构了《诗经》诗史阐释体系，使之成为汉唐《诗经》学主流。这一传统是杜诗在晚唐被界定为“诗史”的观念来源，在撰述体例、考辨角度等方面影响了宋人注杜诗偏重梳理杜甫行迹与唐王朝治乱关系的阐释特点，杜诗在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与价值由此奠定。“五四”新文化的“歌谣运动”否定《诗经》的诗史阐释传统，强调《诗经》的抒情属性，启发了中国古典诗歌抒情传统说。尽管抒情说对《诗经》大部分篇章的理解更符合实际情况，《诗经》的诗史阐释多为后起追加的误读义，但诗史阐释传统在中国诗学的历史地位与实际影响已经成为事实，不容忽视。只有引入诗史“副线”作为对抒情“主线”的合理补充，才能解决抒情传统说无法解释杜诗“诗史”特点的内在矛盾。     

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被开拓的诗世界》评述

“子美集开诗世界,伯阳书见道根源。”(宋人王禹偁《日长简仲盛》)其中礼赞杜诗的现成话,移用来概括程千帆新著《被开拓的诗世界》(上海古籍版)的新特点也是恰到好处的。杜甫诗歌宛如一座丰碑,巍然屹立在古典诗歌史上;杜诗研究,更象千重巨石,在     

王利器《新语校注》读后

陆贾是汉初重要政论家之一,他的著作《新语》对于刘邦统一后治理新建的汉朝有重要关系,使刘邦懂得“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也使他明白“秦之所以亡和汉之所以兴”的根本原因所在。 《新语》一书,自从刘向校录以后,一直传下来,唐魏徵等编辑《群书治要》、马总著录《意林》都收有《新语》的部分篇章。颜师固注《汉书》时还说“其书今现     

《后汉书》标点商榷一例

《后汉书》卷50《梁节王畅传》载:“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举奏畅不道。”中华书局点校本将其点为:“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举奏畅不道”(以下简称之为“首句”)。视“梁相”为豫州刺史之名,加诸人名号。《后汉书集节》标点亦然。考之有关史载,知此种点法可商,兹分三点辨下。 第一、《后汉书》卷42《东海恭王强传》:“豫州刺史鲁相奏请诛(东海王)政。”此句与“首句”之结构基本相同,但中华书局点校本于此处未视“鲁相”为豫州刺史之名,而是在“豫州刺史”、“鲁相”之间加了顿号,此种点法得之。又《后汉书》卷50《乐成靖王党传》:“冀州刺史与国相举奏(乐成王)葨罪至不道”。此句与“首句”之结构亦基本相同,惟此句在“冀州刺史”,“国相”之间有一连词“与”字,而“首句”在“豫州刺史”、“梁相”之间未有连词。     

蔡梦弼《草堂诗话》与方深道《诸家老杜诗评》

蔡梦弼,字傅卿,建安(今福建建瓯县)人。其生卒年及行实均不详。然考其《杜工部草堂诗笺跋》,乃作于南宋宁宗嘉泰甲子(公元1204年),其活动时代似应在淳祐之前。蔡氏平生治杜诗功力甚深,尝据鲁(?)偏次本所作《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即是“博求唐宋诸本杜诗十门,聚而阅之,三复参校”而定,并于“逐句本文之下,先正其字之异同,次审其音之反切,方作诗之义以解释之,复引经子史传记以证其用事之所以出”(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跋》)。蔡氏笺杜,旨在使“得之者手披目览,口诵心惟,不劳思索,而昭然义见”,因而对于“旧德硕儒,间有一二说者,亦两存之,以俟博识之决择”。基于这一思想的指导,为了弥补会笺之局限与不足,蔡氏于诸多杜诗注本之外,更博采宋人诗话、语录、文集,说部,得二百余条皆论说杜诗者,汇为一集,名曰《草堂诗话》。《草堂诗话》辑入两宋名儒的杜诗评论二百余条,编为两卷。其中对杜诗整体的宏观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