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董事会选聘经理人制度研究——基于上海国有企业高管人事制度改革的试点

董事会选聘经理人是国企用人制度的重大突破。上海市管国企董事会选聘经理人的试点工作．在落实《公司法》和推进国企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对企业高管采取有别于党政干部的管理办法还不成熟、不完善。文章认为：理顺上下关系、各司其职,加强董事会自身建设以及市场化的薪酬制度应当成为国企高管用人制度改革的重要抓手。     

企业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研究

合理的高管薪酬对于激励和保留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企业高管薪酬水平关系到社会公平。对企业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根据高管薪酬的变动性,将高管薪酬结构形态划分为固定薪酬和浮动薪酬。分析了外部环境因素、组织层面因素和个体层面因素对企业高管固定薪酬和浮动薪酬的影响作用,研究了各因素对固定薪酬和浮动薪酬影响程度的差异。     

廉政建设视阈下国企高管收入问题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国有企业因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成为廉政建设的重要阵地,国企高管成为廉政建设的重点监督对象。数据分析表明:目前国企高管收入过高的现象虽有所改变,但国企高管的在职消费仍然大幅高于民企,部分企业存在腐败和低效的问题。企业高管收入的合理值受到公司规模、经营业绩和行业属性的综合影响。国企高管收入与公司规模密切相关,而与业绩相关性弱,薪酬制定不合理,尤其是在具有垄断优势的国企中,高管收入明显偏高。根治国企高管收入过高等腐败问题,需从以下四方面入手:筑牢政治根基,加强党建工作;完善法律规制,强化纪检监督;加强内部监管,形成修复机制;构建廉洁年金制度,创新反腐举措。     

高管薪酬公平性问题研究

高管薪酬的公平性问题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从组织层面来讲,提高高管薪酬的公平性可以促进组织功能的发挥,提高组织中高管和员工的积极感受与行为,如对工作的满意度、组织承诺、信任、组织公民行为等。从社会层面来看,如果高管薪酬分配公平,会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本研究从分配公平视角出发,在组织层面探讨了高管薪酬的个人公平、内部公平和外部公平问题。在分配公平理论基础上,构建高管薪酬公平的综合模型,为将来的量化研究提供参考。     

企业高管薪酬决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企业高管薪酬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而科学合理的薪酬决策机制是十分重要的。如何对企业高管薪酬决策机制进行评价,目前尚少见有专门的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广泛搜集评价企业高管薪酬决策机制的指标,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从指标中提取公共因子,构建以决策主体、决策过程及依据、决策结果和决策效应为主要指标的企业高管薪酬决策机制评价指标体系,并介绍了指标体系的应用方法。     

国"控"企业高管薪酬合理化分析——基于劳动的市场价值属性

由国家或各级政府所控制的企业,其高管薪酬的发放难以按照市场机制决策,往往存在高管薪酬非正常偏高、激励作用不明显等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核发国家或各级政府所控制的企业高管薪酬时,应该依据高管劳动的市场价值属性,为高管基本薪酬选择适当的比较基准,并在基本薪酬的基础之上核算高管的绩效薪酬,以避免薪酬的非正常偏高.同时,要通过大力推行长期激励薪酬、量化企业薪酬激励意愿,以降低高管薪酬中非自身因素所得的成分,强化高管与企业风险共担的经济联系,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对增加高管薪酬的事项进行谨慎性数量分析、制订措施吸引公众及投资者关切,也可以促使高管薪酬合理化.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与委托人不平等厌恶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原因及其经济后果一直备受争议。通过建立纳入委托人"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委托-代理"模型,从政府"不平等厌恶"偏好角度考察了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经济后果。发现政府对国企初次分配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导致薪酬管制;政府干预下的政治激励和高管身份的不确定性是薪酬管制实施的关键。实证检验发现薪酬管制提高了高管在职消费水平。因此摈弃对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是提高企业效率、推进薪酬改革的关键。     

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敏感性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5年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新的《企业财务报告披露准则》为界点,对这一强制性法规颁布前后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敏感度的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得到强制披露后,代表公司绩效的指标与高管的薪酬表现出显著正相关,且与2005年前比较相关性有所提高。这说明颁布有关薪酬的准则、法规条文能够改善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敏感度,从而改善公司治理问题。研究结论为我国颁布有关高管薪酬法规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提供了经验支持。     

检察机关纳入企业国有资产监督主体正当性分析

现行《企业国有资产法》虽然构建了四个层面的监督主体,但由于这四种监督主体权限粗放性规定,使其缺乏可执行性,企业国有资产处于有人监督无人敢管的局面,为此,我们应将检察机关纳入企业国有资产监督主体当中,使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权与管理运营权处于权力抗衡状态,这种权力制约与社会公众的权利监督有效结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国有资产不当流失。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现状探析

因为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企业高管常常自己决定自己的报酬.随着高管不断加薪,舆论也越来越关注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问题.本文在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现状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为优化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提出了相关保障措施.     

国企规范模式的重构：规范困境、域外经验与改革策略

近年来，国内外的诸多关注与争论让国企规范问题再一次被放到了聚光灯下。针对此问题，我国虽然展现出力争完善的决心，但目前由法律规范与政治规范组成的国企双重规范模式依旧面临重重困境。在以《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为核心的国企法律规范模式下，相关法律法规过度聚焦公司的商业目的，使得带有公共属性的国企与规则格格不入。在以党内法规为主的国企政治规范模式下，相关规则也因党内法规效力与位阶的不清而引发了诸多问题。对于这些困境，美国对政府公司的规范经验提供了两点启示：第一，国企基于其公共属性应与其他公司分开规范；第二，只要将国企政治规范法律化，政治规范一样能够高效运行。结合这两点启示与我国国情，可将国企法律规范与国企政治规范予以统合并一同纳入《公共企业法》，在考量国企公共属性的基础上来重构目前国企的双重规范模式。     

金融海啸后的国内企业高管年薪制应用研究

高管薪酬问题研究历时已久,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程度各异的探讨与研究,其背后的理论依据与所得结论也不尽相同,对于企业对高管管理实践的指导意义与借鉴价值也受历史条件所限。理论主要以高管薪酬影响因素为主线,通过借鉴国外成熟的高管激励模式和研究成果,特别是2008年金融海啸后的教训总结,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推出对我国企业管理实践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高管薪酬理论模型,明确高管薪酬该如何确定,以帮助企业进一步解决高管薪酬结构安排、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处理以及股权激励等问题。     

论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制度改革

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当前的社会焦点之一,涉及公务消费和国有资产两大领域。制度不当和欠缺是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原因,因而必须对现行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进行制度改革。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配置、如何消费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应在国家层面上明确和统一配置依据、配置标准、配置方式等,并有效控制公务消费的过程。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制度改革应当在行政法和财产法两个方面展开,制定《公务消费法》以规范公务消费从而清晰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消费的正当、合理、科学的界限,修改《物权法》以落实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物权从而追究侵害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民事责任。     

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绩效研究

随着上市公司薪酬披露问题的增多,管理者薪酬问题逐渐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以2005—2007年沪、深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企业前三名董事薪酬总额与企业绩效之间显著正相关;企业前三名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总额与企业绩效也存在正相关关系。     

国企高管薪酬的法律规制及其合理化途径

频繁曝光的国有企业高管"天价年薪"事件折射出国有企业薪酬制度存在的问题,薪酬制度的失效无论在一般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普遍存在,而国有企业的特殊属性和功能意味着薪酬问题相较于一般企业更为复杂。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链条的构成决定了其无法依靠公司治理机制有效调节高管薪酬;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程度不足决定了其难以确定合理的薪酬标准。解决国有企业不合理薪酬问题,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规范,并实行差异化管理方式,除此之外,还应当提高国有企业现有红利上缴比例,完善国有企业信息披露制度。     

企业国际化、国内产业增长和高管薪酬——基于2006—201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分析

文章采用2006—2010五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国际化对企业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会正向影响高管的薪酬水平,即国际化程度越高则高管的薪酬绝对值越高;同时,国内产业的增长会负向调节这种影响。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企业高管薪酬逐步从行政化走向市场化,高管薪酬的高低能够和企业自身的复杂性、所处的外部产业情况相联系起来,很好折射出企业对高级管理人力资本的需求。基于以上结论,对我国高级经理人进一步市场化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激励的行为经济学进展及应用——基于“不平等厌恶”模型的分析

本文首先综述行为劳动经济学在激励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而构建一个基于"外生薪酬参照系"的不平等厌恶模型,将行为劳动经济学的"不平等厌恶"理论用于国企高管薪酬分析:发现"不平等厌恶"是高管在职消费提高的主要原因,建议应该降低政府干预和薪酬管制。     

沉淀成本、资源型国企垄断与改革新思路

如果处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市场中,资源具有充分流动性,看不到沉淀成本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任何影响,企业就可以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市场,很容易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然而,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沉淀成本构成潜在企业的进入壁垒,同时构成资源型国企的先行者优势,很容易造成经济垄断,严重阻碍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因此,深化资源型国企改革,必须将沉淀成本和垄断问题结合起来,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此外还需要加强对资源型国企的管制,包括高管薪酬、产品价格和质量管制等,从而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改制国企中国有股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

国有企业改制已进行到攻坚阶段,需要克服改制中的重重困难,探讨和解决改制中出现的许多难题。但是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也不容忽视,国企改制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同等重要,并行不悖。国企改制是改革现行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经营效益,并不是放任国有资产流失。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五报告中明确指出,改制后的企业“不能不受资产所有者约束,损害所有者权益”。国企改制中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成为改制中必须加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国有资产,除了防止在改制过程中,评估折股环节流失外,另一个方面就…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组织绩效:基于国企、民企和欧美外企的对比

运用国企、民企和欧美外企等三类性质企业的198个高管团队样本,从对比视角探索了三类企业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组织绩效的效应。研究结果发现: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组织绩效显著正相关,行为整合与组织长期绩效的显著水平及相关系数均高于短期绩效;欧美外企高管团队行为整合整体水平和团队合作水平显著低于国企和民企;欧美外企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的显著性和显著系数均高于国企和民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