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义》对《三国演义》战争叙事的继承与发展

《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的代表作,在战争叙事方面它也创立一种经典模式,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封神演义》在战争叙事方面对《三国演义》多有继承,如突出英雄主义精神、在战争描写中重视谋略等,对《三国演义》中的一些经典情节也有所借鉴甚至是移植。与此同时,《封神演义》在战争叙事方面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如在战争叙事中增加了更多的神魔因素,在具体的战争描写中更为重视阵法以及宝物的运用,偏重于以法术来取代智谋描写。     

《三国演义》中涉及曹操诗歌的叙事功能

叙事中融入诗词是中国古代长篇章回小说的特征之一。《三国演义》中涉及曹操的诗歌共分三类：一、曹操创作的诗歌；二、直接评价曹操的诗歌；三、间接评价曹操的诗歌。这些诗歌在塑造曹操形象、推动情节发展、营造叙事氛围等方面，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国演义》叙事形态的时空关系

历史演义小说每每有正史作参照,因而其叙事时空形态与历史的现实时空形态的差别显而易见。文章分析《三国演义》叙事形态与历史的现实时空形态的差别,并说明这种差别正体现了叙事主体的控制和调度,形成小说审美价值本体的基础。     

透视电视剧《潜伏》的叙事张力

电视剧<潜伏>剧情紧凑,悬念频生,其"理解性认同"的视角彰显出强大的叙事张力.<潜伏>在革命叙事中张扬了对人性的关切,在危机四伏的历史语境中彰显出对信仰的价值关怀,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叙事中寻求着理性的艺术审视,在爱情叙事中回归崇高情感的抒写.     

《三国演义》接受的文化阐释

《三国演义》[1]的创作是作者个人心理与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集大成,而本书的接受过程也是在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在接受过程中,虽然表现出来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在这纷繁复杂的表象之外,其实还是有些文化含义贯穿始终,本文择其要者加以论述,分别是强烈的政治教化功能,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深重的忧患意识。     

《三国演义》投降类型的文化意蕴

<三国演义>用艺术化的手法重现了三国时期云诡波谲的历史面貌.各种情况下各式各样的投降事件和投降人物,成为一部"三国"贯穿始终的重头戏,演绎出一幅幅精彩纷呈、令人感慨万千的经典画面.多种投降类型反映了特定年代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起伏变幻和统治集团对人才的需求,同时也可以从中揭示出战乱时期投降类型的文化意蕴以及古人对投降文化本身的解读.     

《诗经》的叙事艺术特征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后人对它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研究的方向也多种多样,其中对《诗经》的叙事特征的研究虽有不少的学者在其论文著作中有所涉及,但是却很少有专门的著作来对其做系统的阐述。本文将从《诗经》的叙事人称、叙述顺序等几个方面对《诗经》中的叙事特征进行深入地探讨。     

《三国演义》天命空间叙事

《三国演义》中约有120次的天命描写, 这形成了《三国演义》空间叙事的天命空间叙事部分。天命空间的存在源于中国古人的宇宙观、天命观, 它由四个层次构成。天命空间对《三国演义》的整体叙事起到了掌控的作用。     

《三国演义》的“春秋特征”及其成因

《三国演义》一书深受《春秋》的影响,具有比较明显的"春秋特征"。《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观念是"春秋大义"的体现;小说中一字而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对历史材料的"笔削"以及"简而有法"的叙事方式都明显地受到《春秋》的影响。罗贯中作《三国演义》与孔子作《春秋》有着相似的创造动机;《春秋》本身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另外,我国古代文学有文史不分的传统。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三国演义》"春秋特征"的形成。     

三国演义与三峡文化

从人文与自然契合为一展开论述,分析了三峡是三国时期蜀汉的活动空间;蜀汉正统论提升了三峡文化的崇高性;又从具体性与精神性两方面阐明了三国历史人物始终回盈于三峡山光水色之中。     

三国故事的传播方式及与《三国演义》之关系

三国故事的长期流传,是各类传播方式共同参与的结果,经历代文人撰述与长期的民间记忆,相关故事呈现出多样的姿彩和状貌,也因此出现差异和演化。此多元并存的特征,也影响到《三国演义》的成书。《三国演义》的完成是三国故事漫长流播史的一个环节和支脉,它并不是三国故事传播的最后定本。     

日本人与《三国志演义》——以江户时代为中心

从17世纪初开始经由长崎而传至日本的小说《三国志演义》,由于在1692年出版了京都湖南文山的翻译本(日译本)《通俗三国志》而非常迅速地广为传播,成为日本人所爱读之书。到江户时代后期,《三国志演义》也为日本的传统艺能提供了题材,"带图本"之外又成为"净瑠璃"、"洒落本"等等各种艺能的节目之一,一般庶民对之深感亲切。在这过程中,《三国志演义》中上场的人物为合于日本人的爱好口味而被改变,逐渐失掉了原来的形态。从各种艺能里对《三国志演义》所采用的种种变化的过程里,可以明白江户时代的日本庶民所要求的文化真谛。     

《三国志演义》:演义文体的典范

“演义”是“演经书之义”的略称 ,它探寻的是经书的“义” ,而非“义”的载体———言或事。罗贯中创造“历代演义”文体的第一个贡献 ,是自觉确立了明“义”、演“义”的意念 ;他的第二个贡献 ,是通过创作实践找到了将“义”“演”好、“演”成功的各臻其妙之道     

《三国演义》中的政治神话及其美学效应

《三国演义》中的宗教描写本质上是一种以古代天文学——谶纬神学为基础的政治神话,它所展现的预测和神示,主要围绕着政治兴衰和军事成败而展开。从分析宗教叙事的角度入手,《三国演义》中的星象占、气象占、物象占、人象占和谣谶等手段,不仅组织情节、塑造人物、预示叙事走向,更渗透着历史价值观念。《三国演义》有策略地在历史小说中安排政治神话,这不仅是文学仿史的做法,也是一种增强阅读审美的手段。     

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

本文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全面梳理了<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指出:在史传文学与通俗文艺这两大系统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双向建构的基础上,元末明初的伟大作家罗贯中,依据<三国志>(包括裴注)、<后汉书>提供的历史框架和大量史料,参照<资治通鉴>的编年体形式,对通俗文艺作品加以吸收改造,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才,终于写成雄视百代的<三国演义>,成为三国题材创作的集大成者和最高典范.在论述中,澄清了一些不准确乃至错误的认识.     

李贽与《三国演义》

学术界虽在不断地探讨李贽与《三国演义》的关系,但其究竟如何,至今仍有待探讨。文章虽亦以此为题,但目的却不在于明确其中所存的纠葛,而是借此讨论更加明显地揭示出的相关问题。同时,还要考察李贽的评点理论与其在《三国演义》演变过程中所带来的影响。李贽评点的特色在于童心、发愤、娱乐、疏通之精神,也可以称为是以心学为基础的明末思想潮流中显露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目前《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似乎已经被认定为非李贽所著,但李贽的思想与评点对同时代的叶昼与晚一些的毛宗岗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过,其间存在的各种微妙之处还有待于进一步详细考证①。     

《三国志》及其演义之文化解析

史学名著<三国志>与<史记>、<汉书>流誉千古,时人评其书曰"并迁双固".依<三国志>而通俗化的各种话本,戏剧乃至成为演义式的小说,其最著者是<三国志通俗演叉>,人称<第一才子书>,士林及民众莫不喜读其书,可谓雅俗共赏,家弦户诵.从文化视野考察,文、史各行其道,两苑各擅其芳.随时代之演进,民众需要文化,文化之持续发展亦有赖自身的通俗化.以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满足大众对文化的渴求.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是雅文化与俗文化互补成功的典范,彼此交相辉映,体现了雅、俗文化自身的价值规律.     

《三国演义》中的三位最杰出战略家

在《三国演义》中,三位最杰出的战略家分别是曹操、鲁肃、诸葛亮：曹操具有最远大的战略眼光,富于最卓越的战略才能,创造最突出的历史功业,成为第一位的战略家;鲁肃深刻认识汉朝命运,正确应对曹操集团,着力促成和维护孙权刘备联盟,成为第二位的战略家;诸葛亮完整规划三分天下的战略格局,毕生坚持复兴汉朝的战略目标,成为第三位的战略家。罗贯中在主观上力图使曹操妖魔化、鲁肃边缘化、诸葛亮神圣化,但是终究无法改变他们战略家身份的实际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