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议程设置及其传播影响力：以“双百”评选活动为例

在全国开展的“双百”评选活动,引起新闻媒体大量的宣传报道。“双百”评选是一次媒体议程设置的成功范例。“双百”评选中议程设置的特点是：政策议程引导媒体议程,强调“议题同构”,重视各类媒体的联动,突出“公众议程”。“双百”评选的舆论引导也相当成功,开始时设定报道主题和基调,过程中强调主流媒体的引导功能,并且注重不同“舆论场”的有效融合。     

微议程、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论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重点的转向

随着新媒介逐渐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新的媒介环境正逐渐构建起来,由利益或兴趣聚合起来的个体和社群,形成微议程,已成为议程设置不可忽视的显性要素。我们假定,个体和社群通过微议程,或直接影响公众议程,或与大众媒体议程进行互动博弈,间接影响公众议程。我们将其作为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新的着力点,关注特定个体和社群的意见指向,研究微议程形成过程对大众媒介和公众议程设置的影响,分别探讨了微议程的提出背景,微议程的界定,微议程的影响等,最后形成了微议程影响下的议题显要性转移图示。     

政策议程设置中的社会建构逻辑——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分析

政策议程设置研究旨在揭示某些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背后的动力机制.传统研究秉持客观主义取向,忽视了社会问题与政策议题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建构属性.通过社会建构论视角的引入,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将涉及“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政策议题”三个阶段,它在本质上是一个主观诠释与意义赋予的互动过程,意义竞争的获胜者能够最终进入政策议程.以话语为媒介,从行动者、情境和策略三个维度来考察我国贫困地区学生营养改善议题的社会建构逻辑,体现出结构与能动要素、宏观与微观视角的结合,能够更为深入地理解“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得以颁布的因果机制.     

新时代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国际议程设置

中国在提升国际文化话语权的过程中,国际议程设置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在分析文化对外传播国际议程设置的理论逻辑基础上,从实力基础、价值支撑、内在意愿、国际环境四个方面论证了中国设置国际文化议程的多重机遇,从议题的选择与设计、议程切入过程以及外部环境分析了当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国际议程设置面临的现实阻力。新时代,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应目标明确,通过设计敏感性、显著性及针对性强的文化议题、扩展议程切入的渠道、在文化议题上进行广泛的利益动员等路径提高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     

论政府的新闻议程设置

影响公众对社会事务的认知,最有效的方式是从影响人们对各类议题的关注度开始.各国政府在执政过程中,都越来越重视通过主动设置新闻议程,引导公众讨论和关注政府希望人们感兴趣的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符合执政需要的社会舆论.与以往铺天盖地式的宣传不同,新闻议程设置并非强硬的灌输,而是柔性的、符合公众需求的传播.政府的新闻议程设置除了要遵循传播规律,还要掌握高超的传播技巧,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以提高议程设置的水平和成效.     

理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基于议程设置的视角

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实践的日益蓬勃发展,呼唤创新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考察。为理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如何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借助议程设置理论构建一个“提出政党外交议题—以政党外交渠道传播议题—推动政党外交议程制度化”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是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提出议题、主导创建政党外交机制传播议题、参与国际议程设置竞争的重要渠道和手段。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既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的外交过程,也是一个可划分为数个有先后顺序、有彼此关联步骤的过程,更是一个可过程化、多维度考察的对象。     

博客对传统议程设置理论的挑战

在传统媒介环境中,议程设置理论发展为精典理论,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是终级绝对的,它必将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博客这种个人媒体的到来,议程设置理论会不会面临挑战?本文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1)对媒介把关的挑战。(2)是谁设置议程?(3)媒体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还强大吗?     

政策议程设置的途径分析

进入政策议程是社会问题得到解决的前提,然而并非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被政府列入政策议程.人们的主观认识、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单一、缺乏有效的触发机制、隐蔽议程的操纵和阻碍、决策主体的价值偏好等都会影响政策议程的设置.就我国当前来说,建立多元主体互动的政策议程设置机制、纠正政府的决策偏好、提升媒体在政策议程设置中的作用,是推动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进而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     

新形势下舆论引导的两个问题辨析

在新形势下进行舆论引导和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亟待探索:一是怎样看待负面题材和对此所作的新闻报道?二是如何理解和处理政府议程、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的关系?笔者认为,属于负面题材的人、事和现象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负面题材情况不一.媒体经过选择、恰当地处理某些负面题材,完全可以产生对正面题材所作的报道无法取代的正面效果.政府议程、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的关系.新闻媒体应当有效地设置议程,避免议程设置的被滥用.     

媒介议程设置与美国外交决策

媒介议程设置是美国媒体对其政府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将对媒介议程设置的理论基础和议程建构过程作深入分析，并且从总体上分析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共生关系，以指出媒介议程设置背后真正的主宰乃是美国政府而不是其媒介。     

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及提升路径

国际传播力建设的核心是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媒体,围绕着这个核心,国际传播力的影响因素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媒体自身的公信力、主流渠道、主流受众、主流信源、议程设置与框架能力,这五个方面同时也是媒体品牌的构成要素。加强我国主流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应从如下方面着手：争夺国际传播话语权,增强议程设置和框架能力;善用权威信源,提高我国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善用公共外交,促进我国主流媒体的对外交流合作。     

论《人民日报》舆论引导的路径选择——以2010年1月至7月的报道为例

本文通过分析《人民日报》2010年1月至7月的报道,总结出该报舆论引导的路径选择。对于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该报积极主动地设置议题,利用娴熟的报道技术成功地引导了舆论;对于社会问题的引导,该报忠实地反映舆论,正视问题的存在,并积极主动地设置议程,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通过舆论监督发现问题,提出预警;对观念形态舆论的引导,该报弘扬主流价值观,揭露与主流价值观背离的价值观;对于具体事件的引导,该报把事件议程和问题议程密切配合,通过为其他媒体设置议程而形成统一的意见,通过专家对事件的权威解读来引导舆论,通过舆论监督提出预警。     

电视新闻传播参与危机协同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以《新闻1+1》疫情报道为例

现代社会危机管理体系中,电视新闻传播已经成为国家应急管理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央视《新闻1+1》作为传播观点和思想的权威新闻言论节目,快速反应、独家采访、理性解读,协同政府在危机治理的进程中实现议题共振、议题衍化,发挥了主流媒体在重大危机事件传播中一锤定音、引领方向、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以疫情期间《新闻1+1》107期节目为研究对象,以斯蒂文·芬克的危机传播四阶段为框架,分析《新闻1+1》通过议程设置、舆论引导达成的危机协同治理功效与舆论引导力度把控,同时发现节目在危机预警、监督议程向度等层面的不足,建议完善媒体应急联动机制、提升宏大视野、强化专业主义精神,形成媒体参与政府危机协同治理的最大合力.     

网络时代的媒体议程设置

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媒体对受众的影响力是绝对的。但是,这一结论仅适用于网络媒体还没有出现的前网络传播时代。由于网络的出现,传统媒体绝对掌控公共话语权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网络媒体出现后的媒体议程设置与受众议程设置之间呈现出的是一种全新的关系。     

议程设置在高校生态文明教育中的应用

大学是知识传播的阵地和人才培养的摇篮,肩负着为生态文明建设培养人才的重要任务。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的著名效果理论,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传播活动研究的各个领域。笔者试图将这一理论应用到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实践,通过科学运用议程设置理论,合理设置生态文明议题,对提高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导向性、有效性和创新性,探索形成科学的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政府新闻学的逻辑梳理——写在政府新闻学提出三周年之际

政府新闻学是专门研究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培养官员和媒体打交道能力的专门学科.当代社会变革中政府和媒体关系的变化,提高党和政府通过媒体实现信息公开、以此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能力和水平,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和现实的要求.政府新闻学理论的依据是传播学中的新闻议程设置理论,并借鉴了西方政治传播学中的精髓,所设置的特定的"政府新闻议程",成为新闻传播的政治控制的一种有效方式,显现了优化执政空间、传播主流价值观、塑造政府形象和有效把握国际传播话语权的功能.政府新闻学作为新学科诞生三年来,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实践应用越来越广,表明已经实现了该学科建立之初提出的来自于实践再指导实践的学科宗旨.     

公共政策议程扭曲的机理与防治

由于体制或人为的因素,现实中公共政策议程经常被扭曲,导致一些本来应该进入政策议程的社会问题被排斥在政策议程之外,从而影响了社会问题的及时解决.造成政策议程被扭曲的原因包括: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单一、隐蔽议程的阻碍、政府绩效考核指标窄化、政府决策体制的封闭性、政府的自利性等等.要防治政策议程扭曲,需要建立多元主体互动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式、构建开放的政府决策体制、健全政府绩效考核引导机制、提升媒体在政策议程设置中的作用.     

中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议题的"政策博弈"

2009年12月,转基因水稻进入生产环节,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从理论上看,中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政策,在议题属性上具有多重性,这就决定了其议程的设置必然涉及很多利益相关者。因此,这一议程设置的实现和通过,就是众多利益群体参与博弈的动态过程,而这一博弈过程又会牵涉到多元主体的博弈关系,其中,也可发现其政策议题的本质以及存在的问题。     

政策议题建构中的新闻报道作用分析

大众传媒作为一种公共设施,以其特有的设置公众议题的显著功效与扩散问题的策略与技巧,在将社会问题转变为政策问题、由媒介议程转为政策议程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或问题予以选择性、连贯性与持续性的公开与非公开地报道,大众传媒能够使政策议题以多种方法得以有效地建构.     

双主体传播格局的构建:社交媒体环境下的反腐传播研究

当前网络反腐传播出现信息非交互流动及存在群众网络反腐传播参与困境等问题,导致反腐主体之间传播失衡,呈现出网络反腐传播议程设置下的单主体性传播格局,带来网络信息集权弊端。本文从议程设置相关理论出发,论证社交媒体环境下的反腐传播需要群众作为议程参议主体的回归,提出构建“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双主体传播格局。分析党作为网络反腐议程设置的议程决策主体,应高效激发群众积极参与,引导群众有序参与反腐传播,切实做好对线上和线下反腐信息的可控运行,维持与议程参议主体的传播关系平衡,以实现反腐工作实效的双重叠加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