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繁荣现象的传播动因

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文学传播的角度入手,将唐文学的传播置于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中予以审视,同时,分别从文学传播主体、讯息、传播手段、受传者和传播效果等五要素分析唐代文学传播条件的改善及其对唐文学的发展所起的积极影响,以期说明唐代文学传播的发达对文学繁荣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论唐代的湖南文学

唐代的湖南文学与以前比较,本土作家和流寓的外籍作家增多,作家的活动范围和文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层面得到扩展。     

唐代的战争文学与战争宣传

唐代文学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与唐代的对外战争有着密切的关联,许多文人都在作品中表现快意英豪的情感倾向,或夸示王霸大略,或描述战争场景;在传播形态上,唐代歌诗往往酬唱应答,颇具良好的互动性和社交性,乐舞、变文等曲艺多具有俗文学喜闻乐见的活泼形式,在宫廷和民间广泛流行,其所承载的战争主题相应地获得了理想的传播效果。与民间相应,幕府内部的边塞诗创作与乐舞表演在媒介形式单一化的时期,起到了不可小觑的宣传作用,国家意识和民族主义也在这样的文学传播中得到极大的张扬。从传播学的角度理解唐代战争文学与宣传的关系,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唐代文学的特性,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宣传思想史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切入点。     

论唐代汉文化向新罗的传播

唐朝时期,汉文化发展至顶峰,向海外传播和辐射的力度亦变得空前强大。新罗是朝鲜半岛国家中与唐朝关系最为特殊的国家,双方不仅保持着政治和经济上的密切联系,文化上的互动关系更是超越了前代以及同时代东北亚地区的其他民族和政权。新罗对以盛唐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的强烈追慕、借鉴和利用,以及在此基础上汉文化向朝鲜半岛的全面传播,不仅推动了新罗自身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而且对朝鲜半岛,乃至于日本列岛,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论网络传播对文学的影响

文学传播对于文学活动有重要影响 ,网络传播是文学传播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 ,对于文学的影响也必将是巨大的。与书籍文学相比 ,网络文学将具有以下特点 :文学形式将会更加丰富多彩 ,品类构成将会发生巨大变化 ;文学形态将发生变化 ,形象构建在以语言为主的同时 ,还会采用音、像等手段 ;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也将发生相应改变     

汤显祖与唐代文学

汤显祖之所以能写出《牡丹亭》）这部不朽杰作,除了其他因素外,还与他受唐代文学的影响有关。唐代文学对汤显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情”、“奇”、“神”、“丽”四个方面。所谓“情”,是指唐代文学重视抒发真情;所谓“奇”、“神”,是指唐传奇重视情节构思的新奇、重视人物刻画的传神;所谓“丽”,是指唐诗特别是晚唐七言律绝重视语言的工致婉丽。汤显祖对唐代文学极为熟悉和喜爱,他写作《牡丹亭》时有意在以上四个方面继承借鉴唐代文学,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北洋政府时期的留日学人与中国文化的对日传播

北洋时期,中国留日学人在引进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通过与日本友人移书论学、切磋交流中国传统学术问题,在日本刊物上发表有关中国传统学术的论著等方式,努力向日本介绍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通过在日发表诗歌、小说,授课、赠书等方式,介绍传播中国现代文学;与日本友人诗词唱和,增进中日知识界的交往与友谊,也弘扬了中国文化传统;组织参与中国传统戏曲对日演出,推动了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推动中国绘画艺术作品在日本展出,为中日美术交流做出贡献。留日学人自觉不自觉地向日本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真正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     

论唐代姻娅诗群及其文学意义

与魏晋南北朝相比,唐代婚姻观念与婚姻形态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士大夫婚姻缔结重进士、重文学才子,就婚妻家、夫随妻居等姻娅群居现象越来越多。这些变化催生出众多姻娅诗群。姻娅诗群形式多样,经常开展文学揄扬、唱酬、宴集等活动,对提升家族文学水平、扩大家族文学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姻娅诗群的横向拓展与纵向延伸,使家族文学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进而对时代诗歌风尚的形成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翰林学士与唐代文学

唐代翰林学士是“天子私人,“”侍从亲近,人臣第一,”在皇权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国家位极人臣。翰林学士由文士充任,因此又可谓是词臣之首。身负政治与文学的双重角色,占据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制高点,他们跟文学的关系不同于普通的文人。翰林学士对文学有隐性与显性的双重作用,不仅以卓越的创作与理论丰富了唐代文学,同时还以特殊的身份影响着文人心态与文坛走向。     

唐代渤海国文学发展述略

距今一千三百年左右，东北的古老民族族之一部———粟末（原生活在松花江流域，古时松花江称涑沫———粟末水）南迁营州（辽西）。在唐王朝与高丽战争之后，同高丽的遗民一起，在其首领大祚荣率领下，渡辽水越白山，迁徙至松花江和牡丹江上游地区，即如《旧唐书·渤海传》所载：“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弁山，筑城以居之。”“祚荣骁勇，善用兵，之众及高丽余烬，稍之归之。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圣历”是武则天最后一个年号，时当公元６９８年。大祚荣之所以建国曰“振”，系因其父乞乞仲象曾被武则天封为“震国公”，“…     

唐代“司法三司”新论

"三司受事"和"三司推事"是两种不同的司法形式,几乎同时创立于高宗时期.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并非先后出现.三司受事主要是受理上诉表状,它并不直接审判一审案件,唐德宗建中以后逐渐废弃此制."三司推事"是由皇帝临时下诏组成三司,负责审问重要诏狱,审完即予裁撤.推事三司主要由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官员组成,其重要特点有二:第一,皇帝常派宰相等重臣来监领三司,以保证审判的效率和公正性;第二,所审案件一般是先移御史台以后,然后组成三司赴御史台鞫问.     

论唐朝的民族观念

本文认为 ,唐朝的民族观念处在变动之中。从前期的华夷一家到后期的华夷有别 ,表明唐朝处置民族问题随着形势的变迁而作出不同的回应。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唐人将民族问题置于政治问题之内 ,是政治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唐中央与周边民族势力的关系而论 ,中央集权地位的强盛与衰弱 ,直接导致民族观念的相应变动。这是理解唐朝民族观念的基本动因     

唐代碑志文商品化倾向与文体嬗变

唐代碑刻文化发达,碑志文的创作出现了商品化倾向,像王勃、张说、李邕、韩愈等都有因钱财所请而作文的记载,甚至有文人以鬻写碑文为生。究其原因,既与士人官禄低微、生活困苦有关,又涉及到碑志文固有的润笔传统,更受当时社会经济繁荣、文化产品市场化大环境的影响。唐人碑志文创作的商品化是严重的,由此导致碑文思想内容上追求虚美谀墓,其文体特征和社会功能都发生了转变,也影响到其他文章的写作。     

论唐宋时期的生育神信仰及其特点

我国古代由生殖崇拜逐渐转变为生育神崇拜的过程中,唐宋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生育神的信仰、来源和种类都要比前代丰富,具有多样性、普遍性、融合性、地域性等鲜明特点,同时对后世及周边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我国民间生育神信仰愈来愈复杂,并呈现出与其他神明相融合的趋势。     

唐诗本事与宋代早期诗话

宋代早期诗话自唐诗本事演化而来。一方面,诗话明显继承本事的形式,二者体制格调相近,叙事类型趋同。另一方面,诗话逐渐偏离本事的体式,证事变异,议论提升,诠事扩展。宋代早期诗话与唐诗本事的复变关系体现了唐诗本事的学术化发展。     

惩恶劝善以传无穷——论唐代古文家写作传记的宗旨

唐代散传文学的兴盛和古文家的创作宗旨密切相关,兼具文才和史才的古文家们一方面秉承史传的传统,力求"惩恶劝善";另一方面,他们又重在抒发个人的情志,敢于"不平则鸣",以使文章能永传无穷.由此在唐代出现了大量的传记文学佳作.     

论唐人对陈子昂的接受

陈子昂生于初唐,殁于初唐,那是一个盛唐气象尚在蛰伏、盛唐诗歌审美要素尚在酝酿的时期,斯人身上过早地肩负了盛唐诗歌的审美追求,成为时代的先觉者,尽管在当时影响不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其价值,并被广泛接受.这种接受不仅限于文学,还因文及人,强化对其人格力量的尊崇.唐人对陈子昂的接受,包括对陈子昂创作成就的认可、才识人品的敬仰以及模仿其创作三个方面,唐人对陈子昂的接受主要出于社会心理需求和文学发展自身规律等原因.     

关于唐《丧葬令》复原的再检讨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中保存有《丧葬令》一卷,为唐令的复原和唐宋丧葬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在已经复原唐《丧葬令》的基础上,既修正了个人校勘复原中的一些错误和疏漏,也对其中一些条目如丧事奏闻吊赠、明器、纛、外官殡殓调度、敛服、卤簿、赠官、谥号等的文字内容、标点断句问题提出进一步的补充和商榷,以求对唐《丧葬令》的原貌作出更准确的推断。     

唐末五代时期杨师厚与朱梁王朝之兴衰窥探

唐末五代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内部又一次大分裂割据的历史时期。杨师厚是唐末五代社会巨变中,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枭雄,后来成为朱梁王朝的股肱之臣。杨师厚对朱梁王朝的兴衰成败和五代十国的历史进程至关重要,他在推动朱梁王朝的建立,稳定朱梁王朝的统治、平定朱梁王朝的叛乱等方面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唐末的形势与党项势力的崛起

本文从“二元制构造”的角度解释党项势力于唐末崛起的事项。作者认为,唐朝疆域和民族（族群）是由农耕地区、汉人为核心的内层与非农地区（牧业、半农半牧等）、非汉群体的外层结合而成的。当内层力量强于外层的时候,向心力聚增而形成一统性的王朝;反之,外层有可能脱离内层的控制而自行其事。安史之乱削弱了内层实力,致使外层势力上升。党项的崛起即源自于此,其发展之盛,即在吐蕃衰微之时。党项崛起之实质,是地方势力分立的表现。其族性之张扬则依随于此并在唐朝消亡以后才膨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