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民俗学与方言学的结盟——以甘肃武威“凉州贤孝”为例

甘肃武威的民间口头说唱"凉州贤孝",既是一种民俗现象,同时又承载着诸多的民俗事象,其语言载体是地道的凉州方言。"方言是民俗的载体","凉州贤孝"方言文本的整理具有方言与民俗研究的双重价值。我们可以以方言文本为桥梁和纽带,实现民俗学与方言学的结盟。     

<威海方言调查研究>读后

虽然近些年来做了一点儿有关推普的工作,但是对于方言学的一些问题却是从来没有考虑过,是一个门外汉。不过,我约略地感觉到,方言的研究,对于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研究都大有裨益;对于语言学和推普工作的作用,自然就更不在话下了。近年来有人呼吁“抢救方言”的确是不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区域方言民俗探索——“中国关陇方言民俗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正2011年11月26日—27日,由中国民俗学会、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与宝鸡文理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关陇方言民俗高层论坛"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宝鸡召开。这是立足于"关中——天水经济区"建设视域下召开的一次关陇方言民俗学界的盛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共90余人,提交论文80余篇,分别围绕汉语方言学研究的现状与走     

中国古代方言学文献研究

文章依据历代艺文志、经籍志等文献材料,对其中的方言学著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从而理出了方言发展的线索和脉络:古代从周秦时代开始到各地调查方言;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关注方言,进行纯粹的方言研究;汉代扬雄<方言>一书标志着方言学这一学科的诞生;魏晋南北朝时期方言学科研究的基本方向、角度和范围完全确定;唐宋辽金元明时代方言学稳定发展;直至清代方言学进入真正科学阶段的全面提高;中国古代方言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     

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

方言学在我国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从第一部方言专著——扬雄《方言》——到现在,两千年间积累了大量丰富的方言学遗产。整理和研究这些遗产,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这里,就整理和研究的有关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请同志们指正。     

浙江吴语句法特点

五十年代开始,我国方言学者就对各地方言的语音、词汇作了普遍的调查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对各地方言语法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许多方言语法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尤其是不少复杂的问题还需要深入探讨。这对促进汉语方言语法的共时研究,促进汉民族共同语即普通话语法的研究都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促进汉语史的研究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加强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无疑是当前方言学者的一项既紧迫又重要的工作。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研究成果来丰富汉语语法学,发展汉语方言学,使我国的方言研究达到更高的水平。     

敦煌文献的方言学价值

敦煌文献多达数万种,内容相当丰富,其中蕴含着大量的方言材料。利用这些材料,我们既能研究唐五代西北地区的方言,也能印证和研究现代西北方言,还能解决同期传世文献中有关方言的一些难题。从罗常培先生开始,已有一些学者利用这批材料,开展自己的方言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的来说,人们对敦煌文献的方言学价值认识还不够,已取得的成果和应取得的成果差距相当大;同时,至今尚未出现专门论述敦煌文献方言学价值的文章。所以,探讨这个问题将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能让人们全面了解敦煌文献方言学的具体价值之所在,能为从事方言的学者提供一些理论借鉴和研究思路。     

“沓”、“遝”、“踏”、“搭”之“交合”义解

沓、踏是上下关系,遝、搭是前后关系,都具有交合的意思。其交合义一般指物,即动物的交配、禽鸟的交尾,由此延及到人,指人类的婚合,这在文献故训、神话传话、方言俗话中都能得到印证,可为人类文化学、神话学、方言学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一部方言语法研究的巨著——评孙立新《关中方言语法研究》

著名方言学家张振兴教授在孙立新《关中方言语法研究》的序中说:“立新是一位很勤奋、很执着的中青年学者……”是啊!几十年来,孙立新教授(以下简称作者)用自己的勤奋和执着结出了很多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方言研究成果.从文章来说,他在《方言》、《中国语文》、《语言科学》、《汉语学报》、《亚细亚言语论丛》、《人文杂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宝鸡文理学院学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200多篇;从著作来说,他有《户县方言研究》、《关中方言代词研究》、《西安方言研究》、《三原方言》等专著与合著几十部.尤其是2013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关中方言语法研究》一书,有128万字,是一部方言语法研究的巨著.笔者拜读全书之后,深受其益,故写出来与同道们共享,以期能给从事方言语法研究的学者们带来深刻的启示.     

方言学上的可喜成果——评《元明清白话著作中山东方言例释》

董遵章同志的《元明清白话著作中山东方言例释》(下称《例释》,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是一部有特色的方言学著作。《例释》收集元明清白话著作中的山东方言词(其中包括俗语)共2622条,分别举例并解释,有许多地方还以现代山东方言作对照,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方色彩。这部书不仅是山东方言研究的重要收获,也是我国方言学上的可喜成果。     

关于“方言特征词”理论的回顾及思考

汉语方言特征词属于比较方言学的范畴,是基于现代汉语方言词汇的横向比较研究而产生的。要深化汉语方言词汇研究,必须在方言词汇宏观比较的基础上开展方言特征词的研究。从方言特征词理论的提出至今,方言特征词的研究已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在方言特征词的性质和范围上存在争议。存在的争议主要是由特征词的提取方法造成的。     

“濒危土话”与“抢救性研究”

从＂湘南土话＂的现状出发,我们发现：＂濒危土话＂既有作为＂濒危方言＂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种类多、混合程度大、方言属性未定、方言演变现象丰富、消亡时间相对快等一些特殊性。对＂濒危土话＂的＂抢救性＂研究在＂濒危方言＂的研究中还存在重视程度不够、研究队伍有待加强、研究手段和方法有待出新等问题。我们有必要重视并加以落实＂濒危土话＂的＂抢救性＂研究。     

郫县方言中的“湖广话”成分

文章从比较方言学的角度来研究郫县方言与武汉方言之间的联系。文章以大量的实例,不仅雄辩地证明“湖广话”是近、现代郫县话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从语言的角度印证了发生在明、清两代的“湖广填四川”这一移民历史事实。     

李新魁教授对汉语方言研究的贡献

李新魁教授对汉语方言研究的贡献：一是对广东闽、粤、客方言的描写研究;二是对上述方言与汉语语音史关系的研究;三是对汉语方言史的研究。李教授治方言学有三个方面的经验：一为点面结合,既博且精;二为“死”“活”结合,相互印证;三为动静结合,着眼发展;四为长短结合,换而不舍。     

中国古代方言学的建立与扬雄《方言》的地位和影响

本文论述了中国古代方言研究的兴起与方言学的建立、<方言>的作者与成书背景、<方言>的内容与体例、<方言>的哪贡献和影响等问题,指出扬雄的<方言>对中国古代方言学的建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方言学的正式建立,因而它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湘语研究的重要收获——评《湘乡方言研究》

七年前我了解到蒋军凤教授的博士论文是以湘乡方言为研究对象时，就深感这是一件意义重大但难度更大的工作。方言学界都知道湘乡方言的分量，它是一种很有特色但颇为复杂的方言，又是老派湘语的典型代表之一。如今，这一本《湘乡方言研究》就在我眼前，让我不得不佩服她的“勤奋、聪慧和敏锐”。再三拜读之后，我认为蒋军凤博士的《湘乡方言研究》一书，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唐宋方言学史研究策略

唐宋方言学史的研究目前仍是空白,探讨其研究策略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研究唐宋方言学史,至少要考虑以下几点:把重要方言史料纳入讨论范围;文献的全面考察和重点考察相结合;合理利用清人辑录成果;全面概述和重点讨论相结合;参考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辩证对待前人观点;在汉语方言学史上定位.这几个方面综合运用,合理安排,就可以初步构建断代方言学史的撰写范式.     

汉语方言学在语言学上的意义

汉语方言学在过去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是因为汉语方言的研究,跟对语音学、音系学、语法、语义、历史语言学、文字学、社会语言学、语言变化等范畴都重视不够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过去缺乏全面的调查,以及对方言学认识不足,汉语研究的其他环节便也无法受惠。我们要抓紧机会,多收集材料并进行分析,否则在不久的将来,当许多弱势方言消失以后,很多宝贵的资料也会因此无法寻回。     

当代汉语方言研究的启示

当代汉语方言研究给人许多启示 ,择要则有三项 :一、描写与理论探索相结合 ;二、方言口语的研究与文献求证相结合 ;三、加强方言学的应用研究     

“优歌”“秧干”辨

广灵秧歌,又有＂优歌＂、＂秧干＂等异称,但文献中并不见其作为＂秧歌＂的记载。笔者在详尽辨析之后认为,＂优歌＂非＂秧歌,＂＂优歌＂很可能是一个泛称;＂秧干＂是＂秧歌＂一词的读音在广灵方言中发生音变所致。此外,舞台题壁中的＂洋歌＂、＂洋干＂、＂洋哥＂等称呼,除方言原因外,亦与书写者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书写随意,不求文字的准确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