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学导论

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兴起的地方学,是地方文化研究深入发展的必然产物。目前,我国的地方文化研究,多已发展到地方学的新阶段。当今的河洛文化研究,必须紧跟全国地方学兴起的新趋势,及时发展到地方学研究的新阶段。河洛学就是以洛阳历史文化、现代城市建设和未来发展战略作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它是一个融古贯今、展望未来的系统工程。     

如何推动"武汉学"研究--"武汉学"研究专家座谈会综述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地方学引起了各地学术界的重视,上海学、北京学、温州学等城市地方学研究在各地渐次兴起。2005年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和江汉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在《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开辟了《武汉学研究》专栏。为了办好这一专栏,进一步推动“武汉学”研究,2006年1月13日,江汉大学召开了“如何开展武汉学研究”专家座谈会。来自武汉地区的十多位专家学者就武汉学研究的重要性,武汉学研究的内涵,如何推进武汉学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论北京学在中国地方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纵观北京学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北京学在其研究中所形成的＂开放型＂研究模式、＂事业型＂研究实体和＂专家型＂研究队伍等基本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北京学与全国地方学结成了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关系,规定了北京学在全国地方学研究中＂排头兵＂的地位,在成果交流平台、研究人员网络、信息传播渠道、学术理论指导和科研攻关合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城市地方学研究的三大视野和三个层面*--以成都学研究为例

近年来中国若干重要城市都相继开展以本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地方学研究，如北京学、上海学、广州学、杭州学、西安学等。成都作为有着四千五百多年悠久历史的特大城市，也应构建成都学。成都学就是以成都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本文认为成都学研究和学科构建要放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考察，因而研究者应具备历史视野、国际视野、战略视野，同时还要重视三个层面的工作，即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普及宣传工作。     

北京学与其发展环境

北京学的问世与其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环境。近20年来全国地方学热的蓬勃兴起,世界一些首都城市对自身研究的深入开展,城市化问题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是北京学产生的背景;首都北京的建设发展与传统保护,城市功能结构调整与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的提出,既是北京学面对的课题任务,又成为了北京学发展的直接动力;专题研究的深入与基本理论研究的开展,成为北京学的现实基础。上述环境因素,使北京学的发展,逐步趋于自觉和成熟。     

我国地方学发展概况及对北京学的再认识

我国出现较早的地方学是敦煌学、徽学、藏学“三大显学”.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些年,我国地方学研究方兴未艾,相关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比较活跃的地方学研究机构已有数十个,各地的地方学已经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我国地方学研究机构之一、中国地方学现任轮值主席单位“北京学研究所”,以“立足北京,研究北京,服务北京”为宗旨,经过15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进行再认识,并明确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美国中国城市研究及年鉴学派的影响

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历来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一块重要领域。在其发展过程中,美国的中国城市研究经历了西方中心论下的＂冲击——回应＂、＂中国中心观＂和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模式。在这种种模式演变中,来自法国的年鉴学派对其施加了重大影响,促使其形成向下、向内、多向度的发展趋势。年鉴学派影响下的中国城市研究成果在美国中国学界引发了热烈讨论,促进了该领域及美国中国学的整体发展,甚至在中国国内也引起了反响。扼要梳理美国对中国城市研究的主体线路、重要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对"上海学"研究的思考

对于是否需要建立专门的学科体系来统领对上海的研究,学术界进行过广泛的讨论和思考.今天我们再从宏观区域角度、都市地理学角度、大城市内部发展角度、大都市市民研究角度等方面探索上海学研究的几个重要的方向.建立上海学这门学科将推动整个城市科学的创新和发展.     

北京学与汉城学

中国的北京学与韩国的汉城学,都是新近兴起的带有社会综合性质的地方(地域)学,并于20世纪的90年代先后建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两者有相同的产生背景,有相近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值得相互借鉴的地方很多.同时,北京学和汉城学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差异.分析比较两者的异同,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对推动北京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于建立武汉学的构想

武汉学是对武汉的历史文化与现实问题进行专题和综合研究的整合型学科，是城市地方学的一个分支。它以武汉地区丰富的特色文化资源为研究背景，以既有的广泛研究成果为基础。创建武汉学的条件业已成熟，并将产生较高的学术和社会价值。但是，作为一门初创之学，武汉学需要在市政府和广大研究人员的通力合作下建立和完善学科体系，深入探讨武汉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设立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开展国内外合作研究，将武汉研究推向深入。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