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学”字样忌滥用

今天“文化”、“文学”字样滥用已极,如酒文化,使酒可称文化,则以酒亡国之商纣,岂不可称为文化哲人,“酒诰”为妄作矣。茶可称茶文化,实则陆羽“茶经”,亦仅为文人韵事之一,何文化之有?东瀛有“茶道”与“书道”并列,     

唐五代敦煌的酒行、酒户和酒司

唐朝酒业发达、酒肆林立 ,各地饮酒风气极为普遍 ,上至文士诗人、达官贵人 ,下至黎民百姓 ,皆尚饮酒 1。由于酒的销量很大 ,能获巨利 ,故到唐朝中叶 ,中央政府对酒实行专卖 ,征收酒税 ,成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随着对酒的专卖 ,史籍中便出现了“榷酒”、“酤酒”、“酒户”、“酒行”、“酒坊”、“酒坊使”等名词 ,而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唐五代沙州官府与寺院文书中 ,也见到“酒行”、“酒户”等词 ,甚至还出现了“酒司”,为我们探讨唐五代敦煌地区的酿酒业与酒业管理状况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唐五代时期 ,在敦煌城中街肆与城廓乡村中…     

吕纬甫不是落伍者——《在酒楼上》细读

认为吕纬甫是“落伍者”,是“颓唐的悲剧人物”,这在现代文学界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但鲁迅的好朋友曹聚仁先生认为,《在酒楼上》(以下简称《酒》)是鲁迅小说中“最成功的一篇”,因为“表现了中年人的情怀”。他认为《酒》是把真的鲁迅勾划出来了,他就是吕纬甫”。[1]且不说《酒》中的许多情节取材于鲁迅本人的经历(如:到城隍庙拔神像的胡子,弟弟早死,为祖母、小弟迁葬的事实及有关苍蝇飞了一圈又停在原地的议论),单就小说中体现的吕纬甫与鲁迅相似的思想看,就可以说:鲁迅就是吕纬甫。结论当然应从对文本的具体分析中得出。先从小说中的“我”…     

酒的形上之维——以《浊醪有妙理赋》为中心

味觉思想之确立,原本作为欲望表达的饮酒被转换为认知方式与思想方法。苏轼、朱肱等人进而从味开始考察酒,追寻酒趣、酒德。尤其从性道之维领会酒,深刻阐发了“以酒为命”“酒近于道”“酒中有妙理”等精义,揭示了酒的形上内涵。自此,对于士人来说,饮酒不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它既是一种思想方法,也是性命、道理的展开,更是自觉的精神修行。饮酒敞开酒中之道与理,以及人自身的性和命,酒也就由外在的欲望对象转换成了人的内在精神生命。当饮酒被当作形上活动,日用常行也就有了形上意义,这些洞见无疑为“日用即道”观念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准备。     

关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租酒帐》之解读与"姓"字考

本文对吐鲁番出土的《租酒帐》进行了校正。通过对《租酒帐》不同类型例句中相关字、词的解释及全句的解读,认为这是一份麴氏高昌王国时期官府对新老葡萄园主收交租酒时的“年终决算表”。作者支持“姓”乃容器的观点,并引用考古资料证实“姓”是一种可容120至180升的大型贮酒陶器。最后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姓”是“罂”或“瓮”的通假字。     

屈赋与酒

我国是源远流长的诗国,又是历史悠久的酒国。纵览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诗”与“酒”的关系在众多诗人身上确乎如影随形,须臾不可分离。诗借酒力,酒助诗兴,在“酒”的芳醇刺激下诞生了我国古文苑大量优秀的名篇佳作。此种有趣的规律性的文化现象究竟如何溯源?笔者于反复捧读屈赋之际,得出了如下的判断:正是我们民族文学之父屈原在他的煌煌巨构中承继了《诗经》“宴饮诗”的传统,创制了“酒诗”、     

“米·酒”论证《金瓶梅》的诞生地

本文从“酒·米”来论证《金瓶梅》的诞生地。找出临清，清河的粮食输入依据。证明以上二县是余粮县，并不缺“酒”少“米”。西门庆居住在缺“酒”少“米”的地方是哪里呢？文章以大量的论据，证明西门庆居住在粮食紧缺，不出产酒的徼州，并且从作品中寻求内证，考其交通运输，生态环境，粮食输入情况，饮食文化，酒文化，生活习性；傍及商业经营，徼州富商大贾奢侈的消费情况。立论有据，论据充足。     

大同、和谐、社会主义——重读《礼记·礼运》、《乌托邦》

在我国传统的优秀思想文化中,关于理想社会的描述占有重要的位置,其中《礼记·礼运》篇的“天下为公”、“大同社会”,就像一把火炬,从先秦一直燃烧到当代。在我国历史上, 接拿这把火炬的无数杰出人物     

鲁迅与《二酉堂丛书》

周作人回忆说:鲁迅少年时喜欢抄书,但品类颇杂,“不知道在戊戍以前的哪一年,买到了一部《二酉堂丛书》,其中全是古逸书的辑本,有古史传,地方志,乡贤遗集,自此抄书更有了方向”(《鲁迅的故家·抄书》)。按《二酉堂丛书》,清朝人张澍(1782——1847)辑刊,凡二十一种二十七卷。商务印书馆《丛书百部提要》对此书的介绍颇为简明扼要:“澍字时霖,一字伯沦,口介侯,又号介白,武威人。嘉庆进士,官云南石屏县知县。初主讲兰山书院,篡《五凉旧闻》四十卷;旋复搜辑关陇著     

青铜爵的功用、造型及其与商文化的关系

爵是中国青铜文化中的典型器物。迄今为止 ,它既是人们所习知的 ,又是人们所未知的。这种“习知”来源于爵在中国青铜文化中的崇高地位 ,而“不知”则来源于人们对爵的基本特征及用途的模糊认识。就其历史功用而言 ,爵既非日常之“饮酒器”、“滤酒器”,亦非单纯之“鬯酒器”、“煮酒器”,而是“浇酒敬神”的专用祭祀礼器 (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兼有“温煮鬯酒”的功能 )。而从器形特征上看 ,在商代酒器的基本组合 (爵、觚、 )中 ,爵、二器均作明显的“象雀之形”,应为商代人图腾之象征。商人以带有图腾造型的青铜重器——爵、等来祭祖敬神 ,并使之成为祭祀礼器之经典组合 ;这一状况的产生 ,并非偶然所致 ,而是商人图腾观念之于物质文化上的绝好反映。     

酒文化引论

“酒”字自殷商甲骨文时代就已存在,此后便颍繁地出现于历代文献之中。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学、艺术诸方面的篇章无一不提及“酒”,并且与“酒”相关的宇如醴、酪、酬、尊、醇、酷、奠、医、醉、醒等,以及由“酒”构成的词、词组乃至成语典故如酒人、酒官、酒德、酒礼、酒风、酒俗、酒史、酒艺、酒色、酒令、酒肆、酒徒、酒仙……酒池肉林、酒囊饭袋、酒以成礼、“煮酒论英雄”、“杯酒释兵权”等等也不断地派生出来,可谓举不胜举。可见“酒”作为特定的指代符号,在众多的汉语词汇中亦称得上使用频率极高者之一。单就“酒”字本身而论,已可看出其所指代之物——隐藏在符号背后的神秘饮料——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意义了。所以研究中国酒文化首先就得弄清“酒”字,考查其发生与演变及其相关的社会语境,而这又不得不对中国的文字情况作一番概略的交待。     

《围城》与《渐》卦的比较研究

《围城》与《渐》卦的比较研究丁润生钱钟书先生的著名长篇小说《围城》，被封尘３０多年后，自１９８０年以来先后在国内重印１２次（不包括港台的“盗版”）上百万册。它在国外已有英、德、俄、日、法、酉班牙等译文出版。《围城》摄制成电视连续剧后更引起轰动效应。美...     

高山仰止——读鲁迅先生的《自嘲》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这首诗写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日。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从“五四”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分为四个时期。一九三二年,属于第三个时期。关于这个时期形势的主要特点,毛主席说: “这一个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 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 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     

文化、空间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以严复《天演论》为例

空间是一种文化建构,不同的文化领域利用空间的文化符号性和象征性以表达各自的文化意蕴.严复《天演论》中“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等构建的文化空间想象,引发了晚清志士强烈的空间危机感和救亡图存的使命感,激发了民族国家的危机意识.审视“空间”与“中国现代性”的关联,以此界定被译介的现代性所呈现的文化空间意义,及其赋予空间的生命意蕴和文化内涵,也反映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尚书·酒诰》与《诗经》中的酒德

《尚书·酒诰》与《诗经》中写酒的诗篇所反映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都与周初崇尚节俭的政治思想有关 ,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诗经》产生的时代 ,已经形成了十分严格的用酒制度 ,各种礼仪都离不开酒。《诗经》中写酒的诗篇体现出了两种精神 :一为饮酒观德 ,二为戒溺酒。周人既重礼又重德 ,饮酒之是非得失 ,看其社会效果如何 ,是否合乎礼仪 ,有否酒德。     

如何拯救：莫言《酒国》拯救事件的文学建构

“救救孩子”作为文学母题曾被反复书写。追溯莫言的创作谱系,该文学母题的书写具有共性和个性,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之为社会或者启蒙主题。莫言《酒国》是一个独异的文本,它是文化、市场和社会的合力的结果,这些细微的征兆可由文本的微观和宏观隐喻显现;莫言从社会问题切入,链接问题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层面,以审美现代性质疑经济现代化的病症,他从制度、引导者和批评的角度思考拯救孩子的可能性。莫言没有提出具体的拯救路径,但不能简单地将《酒国》贴上隐喻批判的标签,他从人物设置、情节处理和叙述者声音视角等方面探索问题的解决;莫言在时代限制和书写的阈限中试图勾勒现代“救救孩子”的文学路线,从叙述多重声音、戏仿经典“拯救”模式、文体互文等角度突破“救救孩子”的原有模式进行解构书写,尝试突破书写困境,凸显拯救书写的纵深性和复杂性,简单用“晦涩”和搁置评价的态度视之并不可取。     

《海南日报》、《海南师范学院学报》载文评介《五指山风韵》

《海南日报》于 2 0 0 3年 1 0月 2 8日刊载记者蔡葩的文章 ,评介《五指山风韵———海南少数民族文学探析》的出版 ,旨在“探析海南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 ,指出“弘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的现代文化相结合 ,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重任。《五指山风韵》的出版 ,正是体现出这一时代精神 ,是可喜可贺的。”《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 2 0 0 3年第 6期 ,刊登海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孙绍先教授与该校社科研究中心欧阳洁副研究员合作撰写的《探寻少数民族文学的源头活水》 ,该文指出 :“由海南出版公司出版 ,华…     

《论语》论学习

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中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里说明马克思主义者是重视和接受历史文化遗产的,对待遗产的态度是“吸收和改造”,即批判地继承,继承的遗产内容应当是“宝贵的成就”和“一切有价值东西。”这是因为它们值得借鉴     

实践、文化与全球化——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共产党宣言》

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人的主体性和实践概念出发，尝试性地提出了“文化来源于实践，是指内涵在实践相关事物中的相对稳定的精神内容”这一定义；同时分析了马克思对全球化的理解，提出汇通融合是当今全球化时代文化的特征。     

诗如盘，酒如丸──刘扬忠《诗与酒》书后

诗如盘，酒如丸──刘扬忠《诗与酒》书后胡晓明大凡古今中外诗人，多少都是与酒有点因缘的。“我是狄奥尼索斯（Ｄｉｏｎｙｓｕｓ）！”尼采喊道，“我是快乐之神！”尼采活得又醉又醒，又自由又痛苦，最终成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给我拿酒杯来吧！给我摆上筵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