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对“发乎情，止乎礼义”诗教的依违——《（管锥编）艺理引义》之一

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诗教,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有很大影响。但对于该理论的接受,一直存在依违之分,在“发乎情”与“止乎礼义”两端,各有倚重。     

货币观念的变异与农耕文学的转型——以明代后期的市井小说为论述中心

当货币这种用于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成为人们生存和发展愈来愈不可少的对象物时,就会形成相应的货币观念,并成为影响人生存、发展的观念和情感的重要因素。既然货币和货币观念成为影响人的情感的重要因素,那么这种影响也会波及作为情感的语言艺术表现的文学领域,即货币观念的变化也当引起文学表现形态的变化。然而,货币观念与文学表现形态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却是至今尚未明了的问题。本文从货币观念入手,探讨不同货币观念的生成及其对人的消费观念、价值观念、审美趣味和文学表现的影响,意在说明货币观念与文学表现间的联系。在这一探讨过程中发现,在明代后期商品经济发达的城镇中,出现了由农耕货币观念影响下的农耕文学向商业货币观念影响下的商业文学转型的趋向,其间产生的市井小说就是表现这一转型趋向的文学载体,体现出与以德礼为中心、以稳定平和为特质的农耕文学所不同的以财色表现为中心、以寻新求变为特质的商业文学精神。     

诗意的内蕴与理性的光彩

以《小城之春》、《廊桥遗梦》为范本，对两部影片的叙事风格、影片“镜”语的象征意义、人物造型及其性格特征进行了阐述，着重探讨其中各自成趣的审美追求，力图从中西文化维度出发来解释主人公相似经历背后尚存差异的文化与思想背景，即均“发乎情”，然《小城之春》片“止乎于礼”，而《廊桥遗梦》片“止乎于理”；但影片本身蕴育的哲理精神与审美内涵分别将两部影片推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论汉末诗潮的情感表现

如果说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是对诗歌创作动因之合理表述,而在汉代浓厚的诗歌氛围中又以“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对人情加以限制,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诗情的表现,那么,中国诗歌创作发展到汉末,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之文人五言诗潮的出现,则意味着诗歌艺术中人生情感的一次解放。而作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独特的文学更新力量,汉末诗潮不仅在创作上使自东汉中期以来文人之个性情感意识从潜滋暗长发展到汪洋恣肆,而且在思想观念上改变了汉儒说诗重教化之风气,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以“情”为主体的表现理论。     

不同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的北朝爱情诗

产生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相融合历史背景下的北朝爱情诗,具有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南朝爱情诗根本不同的特征:由于对人性普遍欲求和张扬人性的肯定以及封建礼教束缚的相应弱化,诗人的感情得以任意宣泄,由此而形成自由浪漫的情怀以及大胆、真率、热烈的风格特征.这是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原始文化成分对于中原封建礼教及有关观念的不自觉冲击和突破.真正能够代表和体现北朝诗歌特点和成就的,正是这些深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思想观念比较开放的诗歌.这类诗歌不但有助于后人正确认识北朝爱情诗的文学史意义,而且说明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少数民族文化亦曾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过一定影响.     

论元曲反传统观念的思想特征及其成因

元曲反传统观念的思想特征主要有三点 :一是突破“发乎情 ,止乎礼义”等传统观念 ,毫无掩饰地表现爱情 (包括情爱、情欲、性爱 )。二是突破“主文而谲谏”等传统观念 ,毫无忌讳地揭露批判社会现实 ,深具“蒜酪”味。三是突破“治国平天下”等传统观念 ,表现看破功名利禄、陶醉隐逸生活的人生理想。元曲反传统观念的思想特征的成因主要有三条 :一是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与互相影响 ,使元曲作者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二是元代轻视科举取士制度并歧视汉族人 ,使元曲作者的社会地位普遍下降 ,从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更加深刻。三是道教在元代的广泛传播 ,尤其是全真派清静无为思想的影响 ,使元曲作者的人生理想发生了变化。     

诗意的内蕴与理性的光彩——《小城之春》与《廊桥遗梦》比较分析

以《小城之春》、《廊桥遗梦》为范本,对两部影片的叙事风格、影片"镜"语的象征意义、人物造型及其性格特征进行了阐述,着重探讨其中各自成趣的审美追求,力图从中西文化维度出发来解释主人公相似经历背后尚存差异的文化与思想背景,即均"发乎情",然《小城之春》片"止乎于礼",而《廊桥遗梦》片"止乎于理";但影片本身蕴育的哲理精神与审美内涵分别将两部影片推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论明清小说命名的文化内涵

小说命名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最直观、最直接的外在形式之一,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不同时期小说作家的创作思想和文学观念。论文立足于小说文本,从文化学研究视角切入,探讨明清小说命名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色,重点阐述明清小说命名与民俗文化、科举文化、避讳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三言”、《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折射出寄名、七夕“乞巧”等民俗文化;《女举人传》《女开科传》等小说命名包含科举因素,《封神演义》《镜花缘》等以金榜、题名录形式设置“榜”式结构的小说更是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水浒传》《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反映了明清时期的避讳文化,“避讳”对相关小说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起到积极作用。     

从文化视野认识《金瓶梅》——再评《金瓶梅——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

陈东有先生20多年前以新颖的研究角度和多元的研究方法,揭示了《金瓶梅》产生的文化大背景:运河经济文化和商业小社会,极端化的王权专制和腐败的官僚政治,儒道佛三教合一与异端邪说的兴起。在这个文化大背景下剖析作品,重新认识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等人,别开生面,既含文学研究价值,也有历史认知价值,对历来被诟病的性行为描写也有了新的评价,丰富了《金瓶梅》研究的成果。今天重读再评,其学术价值依然不减,而且启发意义更大。     

兰陵笑笑生考

《兰陵笑笑生考》以史实证明徽州在五代的时候，萧祯占据江南，曾经使用过“兰陵”郡号，破除了金学界自古以来只有“北兰陵”和“南兰陵”的纷争，这是一个新的发现，为《金瓶梅》研究开拓了一条新的思路。《金瓶梅》作者署的是真地名假字号，“笑笑生”就是为《水浒传》作序的託名天都外臣的汪道昆。从《水浒传》与《金瓶梅》的文化内涵及创作技巧的传承、政治态度在书里的反映来分析，《金瓶梅》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万历初就急流勇退闲居家乡的史称“南北两司马”的汪道昆。汪道昆有丰富的官场阅历，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有创作《金瓶梅》的文学天赋，有创作动机，而且有创作时间——作者据此认为：“兰陵笑笑生”就是徽州的汪道昆。     

夏目漱石的文艺观与中国传统文化

夏目漱石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创作观念都表现出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痕迹。在文学创作中,他强调了文学的道德因素和社会功用,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艺思想观念;在实际创作中,他提出的一些创作手法也与中国古代文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世界性文学审美特性之变革

近三十年来,西方大学文学系的主要研究方向已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但此一转变的意义迄今未能得到阐明.此一转变实际上已成为如下历史事件的鲜明表征--随着消费社会的日渐成形,与符号化消费互为表里的多语言文学文本已经取代或正在取代以书写语言为主体的传统文学文本的主流地位.文学语言、文学文本形态、文学的审美特性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根本变革,文学研究也已从其内部转向更深处,亦即已从传统的古典样式的"文学研究"转向以"文化研究"命名的当代形态的文学研究.     

论网络文学的创作群体

网络文学的创作群体丰富了中国当今的文学创作,为中国当代读者提供了新鲜的阅读经验.他们大多是理工科出身的,没有受到正规的文学训练,但他们发自内心热爱文学,网络激发了他们的文学潜能,他们作为一个创作群体的出现冲击了当今的文学体制.对于他们来说,超越商业化,不断地更新自我,让创作有所创新和突破,是他们面临的挑战.     

关于文学艺术活动论的再思考

文学活动是世界、作家、传播、作品、批评家、读者等"六要素"构成的场,研究文学场不应忽略传播和批评家二要素。文学活动追求的是整体性,文学场的整体质就是中国文论中的"气韵生动",它是文学场的灵魂,文学的评价标准。同时,文学场是文化场的文学场,与文化构成格局——图形的关系模式。     

文学信息传播视角下的语言文化变异研究

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文学信息传播中语言文化的变异研究,其核心在于强调信息传播的过程中,除了注重翻译人员语言中体现的语言文化价值外,还要注重文化翻译人员的文化背景以及其翻译过程中体现的文学信息及实质感悟,并以此来掌握翻译人员在信息传播中所发挥的媒介作用。由此不难看出,文学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有着促进文化交流的作用。基于相关因素的影响,文学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在此,本文针对文学信息传播视角下的语言文化变异,做以下论述。     

文学史的品格

一个时期以来,文学史的品格与建构的讨论,在学术界呈现出热点.在与上述趋向形成对话的态势中,主要对文学史、文学史的解读;文学史的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身份;以及它的承传关系等问题陈述与阐发了自己的感受.同时,在阐发中,多以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为借鉴,使之具有更贴切现实的品格,并强化了文本的说服力.     

回归历史本位，重审文学危机

文学危机成为理论家关注的焦点,文学的衰落有着更深的内在机制。文学的危机实际上一方面是对文学概念的理解的狭隘化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文学精神在大众文化的解构策略下出现了危机,而文学精神的危机和人类生存的危机息息相关,文学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人类精神生态的危机。     

当代文学的市场化倾向

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条件下,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发生了诸多变化,突出地表现为经济利益的驱使和人力的商业导控。当代文学共时于这一社会文化语境,在内容与形式上以及创作实践活动的过程中,都明显地表现着市场化倾向。市场化倾向本身没有本质的错误,问题在于创作主体与它的中介“行业”在思想文化、审美情感方面的准备不足,其对文学独立的精神价值与审美特质产生了一定的损害。当代文学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定位及发展,尚有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亟待明晰和解决。     

论文学语言发展视域中的文学史描述——以中世文学史为中心

文学语言对于文学存在的重要意义已越来越成为理论界之共识,但有关认识往往是作为共时性的理论形态而被人们所接受,其对具体文学历史研究的影响尚较为有限。文学语言视域中的文学史描述对文学史研究极为重要,这一研究视域的确立,可使以往文学史描述中断续呈现的文学语言发展脉络,得到连续而较完整的梳理;在连续的文学语言发展之历史脉络梳理中,又使我们能够重新理解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就前者来看,以文学语言发展为中心描述文学史,可使一些描述语言发展的概念得到清理,并且准确地划分其层次,以获得一个可以对文学语言发展作细致描述的逻辑框架,从而连续而完整地梳理文学语言的历史发展。就后者来看,在文学语言发展的研究视域中,我们能够看到常被作内容表彰的建安诗歌、盛唐诗歌于语言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看到常被作内容批评的南朝诗歌于文学内容表现方面的重要价值,并重新认识这些重要文学阶段之间的历史关系,等等。文学语言的研究视域其实牵涉到一系列对传统文学史描述的概念、逻辑、价值系统的反思。     

数字媒介下文学主体身份的转型

对于数字媒介时代文艺学的转型问题,欧阳友权从艺术活动主体审美动因的改变、电子化文本对书写语言诗性的解构、技术语境对艺术经典的消解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黄鸣奋认为,由电脑和网络带来的文艺学转型冲动,带来了范式更迭、观念革命、界碑毁弃、传统批判,为文艺学推陈出新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契机。张晶指出,媒介数字化使人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时空形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审美关系,使得人们不得不对虚拟与真实、主体与客体、创作与接受等重要审美理念进行重新考量。白寅从文学创作与接受主体的身份的视角,探讨了数字媒介下文艺学的转型,认为创作者身份隐匿消解了文学话语的公众性,而接受者身份的隐匿则阻断了正常的反馈路径,促使文学的传统构成形态出现变异。欧阳文风认为,与网络文学相比,短信文学进一步消解了传统文学惯例,进一步张扬了文学的自由本性,进一步推动了文学向民间的回归,并带来了文学观念的悄然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