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环境税法建制原则——对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反思与突破

缘起于环境保护法的环境税法试图以税收这一经济工具调控污染者的行为,以促进环境保护目的的达成。环境保护税立法平移了排污费制度,既未能实现对污染者付费原则误读的矫正,在理念上又忽视环境税法横亘环境法与税法这一复合属性,使得环境税的激励诱导效果难以发挥,并且有沦为环境法附庸的危险。唯有对污染者付费原则进行正确的理解,并引入税法上的公平原则和纳税人基本权保障原则,环境税法的立法目的方能达成。     

环境风险管理思维重塑——以预警污染者付费原则的适用为视角

环境风险管理要求在风险尚未发生或环境利用行为所致的风险尚不确定的情形下就要做出相应的管理决策，以维护生态系统健康和生态安全。既有的成本效益及预警原则的管理思维虽然在环境风险管理决策中各有优势，但两种思维适用中因为缺少有效的诱因（市场化的手段）而带来管理上的困境。基于此，依据环境开发利用行为所致的环境风险不确定性的程度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的理论，构建“绿色发展区”“红色禁止区”及“黄色警戒区”来重置各种管理思维模式以应对环境风险不确定性问题，尤其在“黄色警戒区域”的管理上，连接污染者付费原则与预警原则的“预警污染付费原则”的适用是较佳回应。     

污染场地修复的行为责任和状态责任

根据多个国家和台湾地区的立法例,污染场地修复私人责任主体包括污染者和污染场地权利人.行政机关基于及时且有效修复污染场地的目的,有权命令污染场地权利人承担修复责任,污染场地权利人担责后可以向污染者追偿.污染者是终局责任人,其基础是因果关系和与人的连接,属于行为责任,体现污染者负担原则.污染场地权利人在时间上往往作为第一责任人,其基础是对场地的管领力和对物的连接,属于状态责任,体现场地控制者负担原则.污染者负担是首要的,场地控制者负担是补充性的,在适用污染者负担原则存在困难情况下,适用场地控制者负担原则.     

我国排污许可管理制度的立法协同与规范共治结构研究

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建立的基本价值诉求是实现环境保护的公平正义,体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与"污染者担责"的环境法治原则.我国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已经明确了排污许可制度在环境治理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在环境治理体系中侧重于过程治理阶段,从全周期治理结构的连续性上与其他环境管理制度协同性较差.我国排污许可管理制度不仅应当从环境质量管理、流域区域纳污监管规则等方面着手,而且应当有效地解决现有环境法规范的结构性问题,实现《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与其他环境法律规范相互协同,进而夯实《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在环境治理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实现环境法律规范共治的规制效果.     

何种正义,如何有效——重思气候责任分担中的伦理原则

在有限的时间窗口期内将全球变暖限制在可控的程度，认真检视和重思当下流行的气候责任分担原则变得愈发重要。对于“污染者付费原则”来说，尽管它一直是气候正义讨论的核心，但是囿于严格责任等因素，很容易在现实运用中遇到困难。“受益者付费原则”可以弥补“污染者付费原则”矫正不正义时遭遇的责任阙如，但它仍然面临非同一性难题等方面的挑战。“有能力者付费原则”则否定气候责任与个人行动的相关性，强调能力才是承担补偿责任的最重要因素，但是它也无法作为分担气候责任的唯一原则。所以，在分别检视这些原则的优缺点后，提出一种混合解释是非常必要的，它是应对气候变暖的迫切性和公平性的多元主义式回应，而这些原则如何排序应取决于各种因素，包括气候变化影响的严重程度、国家的历史责任以及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等。这种对气候责任分担的混合解释对于推进全球气候的合作与共赢具有积极意义。     

呼唤回归的中国环境法——从"盐城水污染案"判决的公众回应谈起

"盐城水污染事件"是从整体上反思当下中国环境法治的良好契机.对该案判决后公众回应的分析,发现在环境保护与法治原则之间存在特定的紧张关系,这表明当下中国环境法治与中国整体法治发展不够协调.在法治化的背景下,中国环境法治的困境可以解释为法治发展本身存在的困境,这应该成为我国环境法的前提性认识.基于此,中国环境法治实践应遵循法治原则,而环境法学研究应建构"法治化进程中的环境法学".     

论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构建的困境及对策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是环保市场化的典型实践方式,该机制的建立可把"污染者付费"原则中排污者的直接治理责任转化为间接的经济责任,并带动环境服务业、环保技术、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进步,进而有效缓解目前我国单纯依靠排污者亲力亲为的治污模式与市场经济运行理念之间的不协调性,最终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社会的持续发展能力。基于该机制的构建尚存在诸多困境,应从积极创造环境污染治理第三方介入及污染治理专业化的现实需求入手,积极培育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构建所需的法律政策扶持体系,创造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健康运行所需的制度环境和氛围,使污染治理逐步走向专业化、产业化、事业化。     

确定应对气候变化责任主体的伦理原则

本文讨论了确认应对气候变化责任主体及其责任的不同伦理原则:历史责任原则、污染者付费原则、受益者付费原则,认为这三种常见的原则在实践中都会遭遇一些反驳与困境,难以获得普遍接受,阻碍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由此,从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出发提出能力原则:谁有"付费"能力或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通过比较能力原则在实践中的应用,认为能力原则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也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可用于确定不同责任主体在不同时间所应承担责任的比例。     

环境法的“污染者负担”原则研究

我国环境立法对“污染者负担”原则的接受和确认 ,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先后规定了“谁污染 ,谁治理”和“污染者治理”原则。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须改造为“污染者负担”原则 ,相应的若干环境法基本制度如“三同时”、排污收费、限期治理等亦应作修正     

控制外国污染转移应确立污染者自负原则

在外国污染转移责任制度中,确立污染者自负原则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而且具有实践上的必要性。在外国污染转移责任制度中确立污染者自负原则应该解决几个具体问题污染者自负原则应确认的责任承担主体;污染者自负原则与国家对私人实施的污染转移行为可能承担的责任;污染者自负原则要求污染者承担多大范围、多深程度的责任。     

发电企业与“污染者负担”原则

污染者负担原则是世界各国为了保护环境而普遍采用的环境保护责任原则.在以煤炭作为基础能源的火力发电企业中,如何体现这一原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在全面考察发电企业执行"污染者负担"原则所面临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立法机关、行政主管机关以及发电企业应当采取的措施和方法.     

刍议数人环境侵权的责任承担

"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从文义上宜表述为"数人环境侵权",可具体分为狭义的环境共同侵权行为、环境污染共同危险行为、聚合因果关系表现的数人环境侵权、部分因果关系表现的数人环境侵权四种类型。《侵权责任法》第67条的规定均可适用于以上四种类型,该条并非规定污染者承担按份责任,仅是关于数个污染者之间责任如何划分的规定。     

法治视野下打击恐怖犯罪的立法原则探索——以反恐法草案为例展开分析

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打击恐怖犯罪的立法活动理应纳入法治框架之内进行探讨;法治是权衡自由与秩序、权利与权力之间关系的艺术,打击恐怖犯罪的立法活动需要权衡好自由与秩序、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维持自由与秩序“各占一半”的均衡式法治思维忽视了打击恐怖犯罪的阶段性特征,故不可取.而权衡式法治思维照应到反恐的阶段性特征,值得倡导.打击恐怖犯罪的立法原则有遵循宪法原则、秩序维持原则、权利保障原则和科学性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草案)》整体显现出“厉性有余、柔性不足”的特点,其依赖权力强行维持秩序的极端观念与法治理念相悖,亟需运用权衡式法治思维予以矫正.     

环境法原则之思考——比较法视角下的共通性、差异性及其规范性建构

环境法原则的产生与发展是伴随着国家、地区环境法和国际环境法的演进而出现的一个重要法律现象。在不同法律传统和文化背景下,环境法原则在世界范围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并成为许多国家、地区环境法和国际环境法所认同的一个共同法律话语。人类环境问题的时代性及其共性特征决定了环境法原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国际环境法之间的共通性。环境法原则的共通性反映了国际社会、国家和地区环境法观念和环境法律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趋同化发展。同时,由于环境法原则是在国内法、国际法的不同法律背景,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法律文化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使其在产生和发展的法治背景、创立方式、法律规范功能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环境法原则的规范性建构,有助于发挥环境法原则在我国环境法治中的规范功能,以指导环境立法,并实现其引导环境司法解释、弥补环境法律规则不足的司法实践功能。     

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构建

我国目前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领域的立法供给严重不足,仅有一些零散的规定,且多是针对农业土壤污染防治的宣言式条款,对工业、城市层面重视不足,因而有必要首先从立法上予以完善.基于现状并参考国外做法,我国宜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以预防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和环境民主原则为指导,重点规定土壤污染的治理和修复制度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促进公众参与,并辅以相应的配套立法,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保障人民福祉的立法目标.     

“环境正义”视域下的环境法基本原则解读

2015年正式施行的新《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法首次明确了环境法基本原则,体现了形式法治的要求,释放出环境法要以基本原则规范为中心来构建和发展基本原则解释体系的信号.环境正义理论体现实质法治的要求,虽源起美国,但中国也面临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交织的环境正义问题.新法确立的“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四项原则的内涵与环境正义理论存在着深度契合.以“环境正义”为视域思考环境法基本原则,在丰富、深化环境法基本原则解释的同时,也为环境正义法律化提供路径思考,促成环境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     

论南海海域环境合作保护机制

南海海域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现有的环境合作保护机制存在很多问题。由于南海海域的特殊性,其环境合作保护机制的建立应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搁置争议,共同保护原则;尊重各国环境主权的原则;合作原则;预防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等。另外,南海海域环境合作保护机制还应借鉴其他海域的环境保护模式,特别是巴塞罗那公约体系,采用框架公约与议定书的保护制度。     

创建文明法治环境的初步构想

文明法治环境是指人们的法治观念、法治行为和法制制度等法治因素的总和.文明法治环境由文明法治的思想观念体系、行为模式体系和制度结构体系构成.创建文明法治环境,就是要在我国公民中焕发公民意识,完善和宣传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开展小区文化建设,去掉不良的法律观念;就是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要切实制约公共权力,尊重私人自治,坚持司法独立;就是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断完善我国的立法制度、司法制度,要在执政权、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建立起科学的协调和制约机制.     

农户家庭生计资本、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与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 ——以江西省873个农户为例

以江西省873个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计划行为理论、KAP理论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分析家庭生计资本、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与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三者作用关系.结果表明: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在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意愿、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作用中扮演着部分中介作用;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意愿在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作用中扮演着部分中介作用;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具有主导作用,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意愿具有主导作用.基于此,从强化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和提高家庭生计资本两方面提出合理引导规范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的对策建议,为管理职能部门制定相关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论法治模式

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 ,使法治模式成为我国未来社会的必然选择。法治模式的内在要素有信仰、原则、制度和规则 :法律信仰是法治模式的灵魂 ,在古代就出现法学家、思想家对法律的信仰 ,但只有融入法治现实的信仰才是法治模式的要素 ;法律原则是法治模式的基石 ,它既是法律信仰的外化 ,又是法律制度、规则建立的基础 ;法律制度是法治模式的构架 ,制度是把信仰、原则与规则联系起来的纽带 ;法律规则作为法治模式的细胞 ,是其他三要素的具体化和载体。只有重视法治模式四要素的建设 ,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法治社会才能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