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法、软法与经济法

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法的传统概念正面临着挑战.本文以依法治国的理念为指导,主要以经济法对经济领域的公共治理为视角,分析了由国家法之外的明规则组成的软法机制,它配合着由国家法构成的硬法机制,分别和共同发挥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功能.软法现象是经济市场化、社会民主化、法律社会化及全球组织化的产物,它适合了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公共管理和国际合作的需要.因软法机制内容的丰富和问题的复杂,对软法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尚待深入探讨.但硬法、软法的区分和组合,这的确属于前沿性、现实性的课题,应当引起足够的关注,以推进包括经济法制在内的整个法制建设的发展.     

刑事诉讼中的“软法”现象及解读

“软法”系在国家制订法层面虽设有法律意义上的规范但却不具效力强制性的规则总称.在法律结构意义上,“软法”可分为三类,模糊的“软法”、法律后果缺失的“软法”以及缺乏强制力的“软法”.此三种软法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大量存在,但应作区别对待:有些“软法”现象合乎立法的基本特点,具有合理性,应予以保留;但更多的“软法”已对刑事诉讼机制的顺利运行产生极大的障碍,系时下刑事司法诸多怪相的重要原因.故立法者须通过法典的技艺、界定模糊的言辞表述、完善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以及全面清理“潜规则”以实现中国刑事诉讼的现代化.     

国际软法在国际法律秩序中的作用

国际软法本身虽然不具有直接法律约束力,但是在规范国际关系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能够产生一定法律效果。国际软法的兴起不仅与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有关,也与传统国际立法模式无法有效适应变动的国际社会有直接关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之结果。国际软法的兴起是全球治理时代在各个“权威领域”追求“规则体系”的反映。     

数据安全刑事治理的激励模式

广义的激励是奖励与惩罚的上位概念，狭义的激励则是奖励的近义词，与惩罚是并列关系。法律激励应界定为狭义的正向激励，同时也不排斥惩罚的反向激励作用，两者是法律激励的一体两面。传统的数据控制安全保护模式限制了数据流通和开放分享，需要确立以数据利用安全为重心的法律治理模式。刑法应当从注重数据静态安全保护转向重视数据动态安全保护，强化对数据滥用行为的刑事规制，发挥刑罚的反向激励作用。数据安全刑事治理对于数据安全和发展同样具有双向激励机能，具体需要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予以把握。实体激励涉及数据犯罪中前置性行政法认定、个人信息数据知情同意权利保护、附随性刑事制裁措施的适用，程序激励主要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及其衔接协调。数据安全法律治理体系包括硬法治理和软法治理两种形式，软法又可分为国家软法和社会软法。数据安全刑事治理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多方参与，寻求软法与硬法相融合的体系化路径。     

苗族“古老话”的法律文化价值新论——兼谈民族法文化对优化社会公共治理的贡献

苗族“古老话”作为民族法文化的价值载体,为民族社区公共治理提供启示性的法治资源,为优化社会公共治理体系提供文化支撑.古老话的法律文化价值创新,就在于对社会公共治理的文化贡献：第一,法律（硬法）治理方面.古老话传承的宽容、和解、谦让的文化精神,降低了民族地区宪法和法律实施的成本,其倡导的诚信、团结和互助的精神为我国《民法J通则》实施提供契合性资源、弥补性规范.第二,软法治理方面.古老话蕴涵的道德伦理规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基因,所传承的习惯法文化是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治理的引导性资源,其讲述的“理词”是苗族社会成员解决纠纷的权威依据.     

企业社会责任的软法治理路径探析

软法治理是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手段。软法不具备强制性的约束力,参与制定与实施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因此软法在推动企业的自律、增加管理的执行力,最终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方面,较之硬法更具优势。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软法治理虽然不断改善,但仍在规范体系、惩罚力度和监督机制方面存在问题。本文从建构软法规范体系、软法治理与硬法规制的相互结合以及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提出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软法治理路径。     

论建构主义维度的国际软法研究及其方法论建构

国际软法的兴起满足了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律规范的增量需求。建构主义方法开辟了国际软法研究的新视野,国家、国际组织、跨政府网络和NGO等多元主体采用沟通、劝说、引导、谴责等方式,通过互动网络促成了国际软法的创设、效力扩张和纳入国内实践的社会化过程。建构主义维度下,包括国际软法在内的法律观念、法律意识等国际文化结构不仅外在地制约国家行为,而且内在地建构国家身份和国家利益。然而,软法在决策程序、实施机制和争端解决等方面毕竟不同于硬法,将国际软法等同于国际硬法并列入国际法渊源,有可能加剧国际规范体系的碎片化,破坏现有国际法的稳定并造成国际司法实践的不确定性。为此,以国际硬法为中心、以国际软法为外围,并适时考量国家理性这一法哲学维度,在国家工具理性和普遍规范理性的张力之间,重塑国际软法的价值观取向,对于科学研究、评价国际软法似乎是一可行的科学态度与研究方法。     

节能减排问责制的软法进路分析及其完善

节能减排问题凸显了伴随中国风险社会来临的环境风险压力,政府在风险规制中的双重风险地位使对政府的节能减排问责在硬法上呈现出责任两难,而法多元主义下的软法则为风险规制中的政府责任提供了新路径,因应了风险社会的法律制度需求。软法进路下的节能减排问责制是中国风险社会中风险规制的客观需求,是硬法与软法混合控制宏观调控的制度创新。不过,现行节能减排问责制也存在诸多不足,要从多方面加以完善,社会团体在克服政府失灵方面的优势及风险社会中社会团体问责的兴起表明,社会团体问责应是节能减排问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谚:法律生活道理与经验的民间形态——汉语谚语的法文化分析

法谚是生成并通行于大众中的有关法律的民间用语形态,属于俗文化范畴。在文化或观念的传承上,法谚比同属俗语的歇后语、惯用语要深入或深刻,比雅语的成语要细微。法谚之民间形态的根基,是大众法律生活道理与经验的总结和传授的需要。法谚所反映的法律生活的范围是比较宽广而全面的,囊括了当时社会法律生活的基本领域和主要的法律现象。法谚与法律的关系密切。它们基本上渊源于法律的规定、原则和精神,至少是与其密切相关。法谚与其他谚语关联甚紧,后者对其起支撑、加固或强化作用;法谚有时也衍化为外围谚语,进一步表达一种日常生活道理或经验。从法学、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的学科交叉角度,对法谚进行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     

软法实施模式及其效果研究

软法是一种没有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但却能够对社会成员产生实际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具有开放性、民主性、协商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其实施以社会及其联合体形成的公约力为保障.而联合体的权威及内部联系程度直接影响了公约力的大小.据此,软法在中国的实施模式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型、社会自治型、网络型、民间型四种.其中,政府主导型效力最强,其他皆弱,与软法治理的精神不符,故应从弱化政府和强化社会两方面入手进行改善.     

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总则若干基本问题的比较研究

《澳门刑法典》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刑法典,其立法观念、立法技术及一些具体的刑事政策,都反映了当代刑法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它以感化教育和社会防卫为己任,对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执行中也暴露出了一些弊端。本文将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总则若干基本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就基本原则、犯罪概念及犯罪构成的异同及优劣进行了分析比较。     

软法的界定与定性

软法是法学领域的新现象,对于软法的概念有多种不同的见解,甚至关于软法是不是法也存在很大的争议.通过简述软法的形成,对软法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深刻分析以此来界定软法,最后对软法的定性问题即软法是不是法加以解决.     

早期儒家诚信思想与我国古代民法文化刍议

诚信原则具有普遍的民法文化意义。我国古代民法以习惯法为主,深受儒家伦理的支配。从早期儒家诚信思想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诚信是儒家伦理的重要原则。早期儒家诚信思想对我国古代民法文化具有深刻的影响。     

浅谈藏族古代法律的伦理渊源

最早创建于公元7世纪初的藏族法律是由具有地方性军事奴隶制性质的吐蕃王朝政权所制定的法律。吐蕃法律初创之际,充分吸收了藏族先民的伦理文化。借助吐蕃伦理文化广泛的群众基础,吐蕃法律得以制定、实施而逐渐完善,反过来又不断强化着吐蕃的伦理文化,不难发现丰富的伦理文化底蕴是吐蕃法律的重要特点。     

法与道德的关系——兼论“以德治国”的学理基础

法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伦理学、政治学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从西方法哲学史及其近现代转型的过程、它们的区别与联系、冲突或难题等方面来梳理二者比较基础性的关系,是进一步与深层次探究二者关系的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和认识“以德治国”及其合理性的学理基础。     

智能环境伦理融入信息科学类专业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的路径选择

智能环境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分支。智能环境伦理的基本内容有保护隐私、安全、尊重自主（自由）、公平、负责任、增进人类福祉等。将智能环境伦理融入信息科学类专业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不仅可以增强课程的亲和力，还可以增加课程的深度，同时也能够促进学生形成智能环境伦理意识。智能环境伦理可以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我国宪法法律规定的权利，职业生活中的道德规范等课程内容讲解中。为了将智能环境伦理更好地融入到信息科学类专业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之中，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师应积极学习智能环境伦理知识，做好融入教学设计，注重教学艺术，构建好融入反馈机制。     

法学院校建立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评价体系的思考

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人职业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系统科学的法律职业道德评价体系是迫切必要的,应坚持职业导向性、全面科学性、多元客观性等三个原则,从思想政治素质、身心素质、职业素质三个方面构建法律职业道德评价体系。     

法律职业的反思与重建

当前,我国的法律职业在职业理念、职业生活方式、职业伦理以及职业知识结构等诸多方面都与职业化要求相冲突,并影响着中国法治的发展。重建一种与现代法治要求相契合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已成为当代中国实现法治的关键。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建,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知识的补充或司法资格统一考试问题,更是一种职业类型的转换和职业合法性的重塑问题,归根结底,它涉及司法权力性质从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力的深刻转变。     

生态伦理的演变与环境刑法的发展趋向

法律与道德具有内在价值的一致性,法律应当适应道德观念的变化而作出调整.人类的生态伦理经历了由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演变,故环境刑法也应当根据生态伦理的演变趋势进行方向性选择,其中包括强化对犯罪行为的认定、倾向于对行为犯罪名的认定、侧重于对自然犯罪名的认定等.     

“立德树人”视阈下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规律研究

立德树人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培养大学生能够在未来的行业中发挥才能，抵御诱惑、守住道德和法律底线，与开展好高校职业道德教育密切相关。以"立德树人"为中心，做好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对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发展人才战略，形成社会良好职业道德风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规律是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本质的、必然的联系。遵循事物发展规律，是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关键所在。高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应该遵循主体互动规律、知行同一规律、"边际效应"规律、协作共建规律、层次渐进规律等职业道德教育规律，提高职业道德教育效果，注重培养大学生职业道德思维意识和行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