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反拨

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是我国历史上的一种顽固的思潮。孙中山先生曾经形容：“自称‘堂堂大国’，声名‘文物之邦’，其他各国都是‘蛮夷’。以为自己居世界之中，所以将自己的国家叫做‘中国’。”（《孙中山选集》第649－650页）当地理中心论被西方列强的大炮打破后，便有文化中心论继起。“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更然出于万国之上。”（邵作舟《邵氏微言·译书》）西方有“物质的重心’，而东方有“精神的重心”（陈立夫忡西文明的特质与新文化的创造》）。所以“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仅《东西文…     

论杜亚泉的中西文化观

杜亚泉是“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中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提出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两种文明实属“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其优劣殊未易定,各有长处,又各有局限。对于西方文明,应用中国文明去调和、统整。杜亚泉的中西文化观力避偏宕、温冷稳健,无不显示出睿智、冷静的理性光辉,在“五四”思想界可谓独树一帜。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的大争论

本文所说的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指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际,即大约从1915年到1925年的十年间。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一次最为重要的争论。东西文化问题,就是关于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异同、长短与取舍的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封建旧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瞿秋白在当时曾经这样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嚷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晚清以来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的发展。晚清时代,关于东西文化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主张。改良主义者容闳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即提出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思想。之后,洋务派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更明确地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亦即所谓“旧学以持身,新学以应世”,“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要求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的前提下,接纳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到了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亦曾提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口号,并做过一些“西学”的介绍工作。但是在晚清时代,新旧派的主张距离并不太远,无论洋务派或维新派的各种主张,都是在尊重“中学”的前提下兼采“西学”,表面上似乎是中西文化的调和,实质上主要是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由《新青年》派指出中西两种文化的根本对立,没有折衷与附会的余地。他们竖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竭力宣扬西洋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坚决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与维护“东方精神文明”的封建顽固形派成了显明的对立。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以后,关于东西文化问题上的对立和争论,其性质、内容和作用是有区别和变化的。     

世纪抉择中的文化整合与人文发展

新世纪的文化抉择,是以对20世纪的文明判断为理论前提的。为此,我们在对五四以来的文化反思与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应以世界文明为起点,以中国文化的发展为主线,以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为方法,以解决人类前途、命运的学术探索、文化交流为旨归,来完成世纪抉择的学术、文化转型。东方新人文已是世界文明起点上的发展与整合,五四以来的东方文化派、玄学派及新儒学派,与高级现代化的科学、人文、自然之道融合起来,打通“后现代”,终结“新儒学”,进入“后儒时代”。邓小平理论则在改革、开放理论与“一国两制”中打开中西两种制度与文化更高一层的历史对话,它以开放人文构筑发展大道的文明抉择,也是东方走向西方,世界走向中国的历史圆合之道。     

中国传统文化与汤因比的历史哲学

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与中国学术界渊源流长。汤因比非常推崇中国的文化 ,他反对西方学者的“西欧中心论”。他认为“中国模式”与“希腊模式”这两种模式乃是理解人类文明的关键。汤因比用中国的太极阴阳学说来解说自己的文明理论以及世界上的文明与历史行程。文明的起源、生长和衰亡是阴与阳、动与静变化的结果。中国两千年间所建立的功绩是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这种美德与儒家学说有着密切关系     

文化相对主义与东方美学建构

“东方”的发见具有文化相对的内涵和意义。这种“相对”意味着，如缺失了比较一方，东西方在自体封闭界域内都不可能自为发现近代意义上所谓“东方”。相反，只有在东西方文化由拒斥到接触后，“东方”方可获得比较文化视界内的定性。追本溯源，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地球主要文明形态几乎同时独立建基。依斯宾格勒对文化系统的粗线划分，奠基于此时的平行文化系统有：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巴比伦文化。可见，西方文化的古希腊单元根基与东方文化的多元丛生从创建伊始便殊途了。…     

文明的和谐--兼评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东方曾经一度站在世界文明屋脊上 ,也曾有过落日的凄凉。代之而起的西方文明 ,在与东方文明和大自然的较量中似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工业文明时代如日中天。然而 ,固有的征服欲和对抗情结 ,使得西方文明在导引人类不断逼近文明巅峰的同时 ,也把人类诱入了危机四伏的文明困境。西方的太阳眼看就要无可挽回地陨落了。千年伊始 ,文明正在面临着由工业文明到和谐文明的型式转换。通过打通东西方文明的互补管道 ,和谐文明的太阳有望再度升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拯救人类的和谐文明之光 ,即将烛照大地。只有既熏染人类一颗海纳百川的博爱之心 ,又赋予人类一双威力无比的真理之手 ,实现以东方文明为主导的东西方文明的千年“牵手” ,才能共同打造出世界和谐文明高地。反观渺渺文明史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曾经有过激烈的冲突 ,也曾经有过和谐的内需。从文明发展大势看 ,和谐将是二者关系的主流 ,冲突则是和谐大势下的冲突。和谐是金 ,冲突必自焚 ,和谐则双赢。亨廷顿从文明达尔文主义出发虚拟的文明冲突论在理论上逆文明潮流而动 ,在实践上则十分有害。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生态中和:“和”之最高境界

“和谐”是西方文化的理想诉求,“中和”是中国文化的理想诉求,“和”则是人类审美共通的理想诉求.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以生态科学与生态哲学为指导思想的阶段,即生态文明阶段,人类的认识与思想由片面走向全面,由单一走向整生,所以传统之“和”的思想就由或天人关系或人人关系或自我关系的片面走向了各种关系的全面；由或突出对立冲突机制或突出协调统一机制走向了对立冲突与协调统一的整生机制；由单一价值的追求走向真、善、美、益、宜价值的整一追求；由静态走向动态；由三维空间走向四维时空.所以,在生态思想的背景下,在传统之“和”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人类的理想诉求就走向了生态之和,是为“生态中和”.“生态中和”是人类“和”之理想诉求在生态文明阶段的必然趋向,是人类“和”之理想的最高表现.     

个人主义思想的古希腊渊源

自谓负有“沟通古今中西学术文化使命”①的梁漱溟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②没有参照系亦无所谓得失。梁老先生的这一精当见解即是在比较中西文化特质的基础之上总结出来的。时至今日，“作为现代西方主流思潮的自由主义乃奠立于个人主义之上”的论断早已为我们所熟知。然而，即便如此，“西方文明中个人是如何被发现的 ?”这一追问仍不宜受到搁置。原因很简单：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一个不断积淀的过程，其间无论出现了多么波澜壮阔的场面，离开了源头都将变得不可理解。这篇短文的目的即…     

杜亚泉多元主义文化观再审视

作为五四时期知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杜亚泉关注国际政局和世界形势,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他对东西文明进行学理意义上的比较,主张多元主义和文化调和论,断定东西文明不仅是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的差异,而且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差异。他不承认西洋文明在总体上比中国文明优越和进步,认为中国文明可以“救济”西方文明,乃至对世界文明作出补救性贡献。这种文化调和论肯定中华文明有其自身的价值,力主通过东西文明的调和,创建以中国传统文明为根基的中国现代新文明,体现了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和对中华文明前途的担忧。这一思想顺应并揭示了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发展趋势：思想自由、价值多元与开放包容的格局。但他夸大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误解了欧战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消极影响,仅仅看到两种文明的民族性差异而否定两者之间更为明显的时代性差异则是错误的,这无益于东西文化问题的真正解决和中国现代新文明的建构。     

典型律──艺术领域的现代教义(上篇)

论文主要从文化学角度探讨文学典型在东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一种异常现象，即被尊崇、被迷信、被“提升”为一种“宗教教义”的文学的也是文化的现象。论文分三个方面论述：一、典型崇拜的发源地：19世纪欧洲；二、典型崇拜的泛化与东渐：东欧与苏联；三、典型崇拜的“东方现象”：20世纪中国的狂热与迷惘。     

功利、正义、良知与法律文化——一个道德哲学视角的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伦理化或者说道德化问题，是清末以来中国法律学人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但由于学科不同，学者所做研究也局限于各自的已经领域。以伦理学为视角，依伦理学上的功利、正义与良知等基本理论为基础，对涉及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相关方面的进行分析与论证是十分必要的。东方儒家伦理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伦理有其共同的属性，但由于产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背景不同，因此，建立在各自文化基础之上的法律也有很大的差异。儒家伦理根源于农耕文明，与宗法血缘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律渗透着浓厚的儒家之“仁爱”，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的精神弥漫；基督教伦理与上帝“救世”的情怀相联系，侧重于原罪的理论，并与古典文明相呼应，闪耀着理性主义、平等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光芒。     

马丁·布伯论“东方精神”的价值

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马丁·布伯运用其独特的“对话哲学”的方法 ,对东方文化进行了重新发掘和阐发。针对“西方中心主义” ,他主张东西方文化的对话和沟通。他认为 ,东方各民族不仅表面相似 ,而且它们拥有统一的精神内核 ,“东方”拥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单一精神特质。东方的“教言”具有拯救当代西方颓废文化的力量 ,西方在面对未来挑战时 ,必须与东方同行。中国道家的超越精神 ,可克服当代西方的功利主义     

《灶神之妻》与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一直是生活在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即美国“主流”文化和民族“边缘”文化中的美国华裔作家们体验最为强烈,也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通过其第二部作品《灶神之妻》对中国母亲形象的刻画,将具有东方传统特征的“母亲”与深受西方文化浸润的“女儿”之间的矛盾,艺术地提升到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层面上来,体现其所倡导的“继承母文化,吸纳新文化,东西方文化必然走向融合的文化‘大同’趋势”。     

三星堆与上古中国的青铜礼制

器用现象是上古中国青铜礼制的本质体现。三星堆文化器用现象可见“同形”“列器”“三件套”三种,这是该文化青铜礼制形态的基本特征。三星堆文化中“夏器”器用可能多遵循了“夏(列)器夏礼”,“夏器夏礼”在古蜀文明中的延续与绽放,是中原地区礼失而求诸野的又一例证。同形现象是商文化青铜礼制的特质,三星堆文化中的同形现象是“同形商礼”的体现,表明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青铜礼制同频共振。三件套现象是三星堆文化青铜礼制的特质,是“蜀礼”的根本体现。三星堆青铜礼制形态与特质的揭示,首次从礼制角度表明了古蜀文明是上古中国大地上多种文明融合之产物,进一步证明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卷首语

大哲冯友兰先生以为，中国文化传统淡漠“民族”而习语“天下”；中国人观念中缺乏民族主义，因为他们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但，这天下、这世界，是由中国文化圈定的。用一句时尚词语说，这里通行的游戏规则是由中国文化制定并主宰，于是便有了“华夏”与“夷狄”之分。居“中央之国”的华夏是天下惟一的文明所在，而东之九夷、北之八狄、西之七戎、南之六蛮皆不过嗷嗷以待华夏礼仪文明哺乳的群落，华夏文明化成天下天经地义；而更要紧的是，“化”或“不化”才是夏夷分别的尺标，化者夷则夏之，不化者夏则夷之。由此才见出孔夫子…     

鲁迅:中西文化冲突中的选择——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一百多年来,中西文化一直处在冲突中。就文化本体来说,由于时差,一者表现为农业文明,一者表现为工业文明,或者用当时习见的说法,一者表现为静的文明,一者表现为动的文明,成为本源性的冲突。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曾以枪炮为前导,挟侵略而俱来,使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于是在一种普遍的受挫意识下接受西方文化,造成了心理冲突:一方面曾经有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承认与西方文化发生了时差;一方面是受挫意识,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向对手学习。在面临西方文化选择时,排外与全盘西化是丧失主体意识的两极,这也是受挫心理最容易导向的形态;而“中体西用”的折中主义,则是阻拒心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鲁迅正是在以上三种错误选择的历史背景前达到了理性认知。     

朱熹、新儒学与东亚现代化模式

一、“新儒学是东亚文明的体现”和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世界上的文化分为东西两大类，西方文化以基督教为基础，而东方文化则主要是根源于儒学①。儒学的发展有三个时期：第一期是以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为代表的原始儒学。孔子生活于东周中期（春秋末年），他把中国远古时代至夏、商、西周三代的文化，进行总结提高，提出“仁者爱人，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中庸问政》），把中国文化从原始形态上升到成熟形态，此后两千多年，中华民族就沿着孔子所开创的仁义文化的方向，“仁以爱人，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爱默生与东方主义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是19世纪美国文学的思想领袖、著名作家和超验主义哲学家。他在建构超验主义思想体系时除了吸收西方文明本身的养料外,还特意把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纳入自己的视野,并从实际需要出发“品味”东方文明,不过,他在评判异族文化时依然采用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特定位置来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他对中国———东方的臆想及其种族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东方主义。本文以爱默生具体的文本为例分析并论述其东方主义思想及其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