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周枬先生的<罗马法原论>错误举要》一文——与徐国栋教授商榷

徐国栋教授《周枬先生的〈罗马法原论〉错误举要--以上册为中心》一文发表于周枬先生故去后不久.该文所持批评缺乏善意,以学术争鸣为名行道德责备之实.对于《罗马法原论》所涉罗马法是否为奴隶制法、对罗马公法与私法各自历史地位及价值的评判、罗马法究竟是人定法抑或神意法、罗马法中有没有物权理论、学说汇纂和法学阶梯体系孰优孰劣、有关相邻地带树枝的修剪方法、hoste(hostis)一词可否译为"叛徒"、古罗马刑诉是否因袭及附属于民诉等问题,徐国栋认为周枬犯了"大错",并认为《罗马法原论》存在拉丁语译法或表达方面的"小错".这些所谓"大错"和"小错"的论断,颇值得商榷.《罗马法原论》上册在这些方面并无任何学术性错误可言,而违背学术规律、妄下断语的专断作风却足以为学界同仁引以为戒.     

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的正确理解——与俞良早教授商榷

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列宁确实提出了单独一个国家(俄国)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政治革命胜利的"一国首先胜利"论。在列宁看来,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辩证统一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整进程之中,社会主义革命"一国首先胜利"论可以划分为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和夺取政权后的社会革命两个阶段。巴黎公社革命和十月革命都是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巴黎公社革命和十月革命性质的科学辨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政治革命"一国首先胜利"论。     

走火入魔的"close reading"——与张旭春先生《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理论?》一文商榷

张旭春先生<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理论?>一文指责<文学理论新读本>误读了卡勒,然而,回到卡勒<文学理论>的上下文不难发现恰恰是张先生自己在"误读".他对<新读本>的诸多批评是不顾语境而仅仅吹毛求疵地抠字眼,这是断章取义而非"阅读障碍".他断言<新读本>"指导思想模糊"、理论框架"混杂",这流露出极强的归类情结;他对<新读本>导言第三部分"语言与社会历史"的回避及对"作者之死"的斥责显示其依然囿于英美式"新批评"的理论圈子之内.     

张少康先生新著《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述评——兼与张少康先生商榷

张少康先生的新著<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是当下"龙学"研究的新成果.其对刘勰家世、生平、思想的考证非常严谨,对刘勰的"原道"、"虚静"、"言意"、"风骨"等学说的论述非常透辟.而对"文之枢纽"部分<正纬><辨骚>篇的解读、刘勰的文学观念和<文心雕龙>的体例、刘勰"唯务折衷"的方法论等问题的解释却值得商榷.     

再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改革开放思想——兼与潘顺利先生商榷

《论十大关系》蕴涵深刻的改革开放思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准备和实践启示。但是对经典文本研究一定要坚持三个原则:一是要坚持历史辩证和联系发展的原则,科学求是地研究文本思想。二是要尊崇矛盾分析法,完整准确地揭示论著文本的主题思想、核心内质。三是要秉承全面主流整体把握的学研立场,开掘论著文本的全部思想内容,防止文本研究碎片化。     

《文心雕龙》枢纽论的天文学理解——兼与邓国光先生商榷

《文心雕龙》之"枢纽",并不对应纬书天文黄帝"含枢纽",而是出自紫微垣中枢,取北辰天极主宰的意涵,为刘勰"群言之祖"观念提供价值意义上的同构象征作用。"枢纽"的这种意涵也不必出自纬学,而是直承经由先秦诸子(尤其是道家)哲学转化了的天文学知识系统。天文枢纽对北天极只作相对的标示,提示人们:以往论者对《文心》"文之枢纽"的许多争执,都过于拘泥;"文之枢纽"不仅应作为一个整体去加以体会,同时它与"论文叙笔"也是贯通一气的。     

关于《传播学教程》的几点商榷

由郭庆光教授著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传播学教程》（第二版）中的几个观点——信号与其表示的对象事物之间具有自然的因果性、美国之音是公营媒体、分众理论在实证研究中很难完全证实、传媒的“议程设置’’对知识水准高的人影响较小，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再论参考文献著录方式问题--兼与《历史研究》编辑部和任东来先生商榷

笔者日前曾撰《注释编排方式略议》一文，就传统的注释编排（或著录）方式与近年来推广的CAJ－CD规范之优劣，不揣谫陋，谈了自己的一点看法。在该文中，笔者曾经提到与CAJ－CD规范推行的过程中存在着另一套与之相对立的规范，所指其实即为《历史研究》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的学术期刊所使用的规范。笔者认为，在CAJ－CD规范推行多年、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接受该规范的时候，《历史研究》等权威史学刊物以挑战的姿态推出与CAJ－CD规范截然不同的另一套“文献引证标注方式”（以下简称为“《历史研究》规范”），其中的对立，在一定程…     

对新版《李大钊全集》部分注释的商榷

《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2卷,对李大钊文章中提及的“美儒甄克士”、“郭冷苔”与“夏蝶曼”这三个人物均注为“不详”,似有主观努力不够的因素;在其他几个注释中,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对1995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编译的几处商榷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翻译、校对、出版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1995年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编译工作,相比之于过去的版本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95年版的<选集>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本文对此展开了详细的说明.     

构筑和谐美学的理论体系大厦——周来祥先生美学思想述评

周来祥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他提出的“美是和谐”理论在中国美学界独树一帜 ,因而又被称为和谐论美学派。周来祥先生的和谐论美学思想体系包括了方法论和体系论 ,美学和艺术本质论 ,美学和艺术形态论 ,中西方比较美学研究和中、西美学史研究。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研究中 ,周先生始终坚持辩证思维和历史主义观念 ,理性精神贯彻如一。和谐为美是其思想的核心 ,三大美的理论是其精华 ,主潮风格是其一大特色     

税收的基本特征应当怎样修正——与周天勇教授商榷

传统社会主义税收学所表述的税收的三个基本特征: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不宜改为协商性、服务性和可调整性,而宜改为强制性、相对的固定性和非对称受益性。     

关于语言学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兼与徐通锵先生商榷

语言学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对于普通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本文基于"人类语言的本质相同"和"人类语言都是属于‘分节的领域'"的共性的认识论,着重论述了"以语言为本位,而不是以文字为本位"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理及其对语言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并对"文字本位"方法论的偏颇作了具体剖析.     

如何解读陈寅恪的诗--奉答吴小如先生

在《陈寅恪诗不宜曲解》一文中 ,吴小如先生对拙文《陈寅恪与听曲文》提出的四点批评 ,基本上都是在曲解我的原文的前提下作出的 ,因而也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这里实际上涉及的是两种不同的诗学解释语境 ,在我看来 ,吴先生的解释学深受中国传统文史方法的影响 ,这种方法好的一面是容易在文献中得到证据 ,但其不足的一面则是和诗歌这种具有很强主观心理情绪的对象往往很难沟通 ,它往往因为追求“历史真实”而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更是一种“历史的精神真实”。而诗歌本身固有的灵感、空白和诗性思维的非理性等 ,也是很难纳入到仅具有朴素实证科学性质的中国传统文史方法的。文本解读应该有两种技术手段 ,其一即中国传统的“文献分析技术” ,其二则曰“精神分析技术” ,它“是一种通过建构‘作者’固有的的精神结构 ,从作者本人特有的思维结构与价值体系来解读其思想文本的理论方法。”而一种比较理想的方法则是尽力把两种文献解读技术综合起来 ,即避免由于文献分析的不足曲解文本的语言学意义 ,同时也可以避免由于“尽信书”而牺牲了关于作者的人本学内涵。这一点也是一种现代学术应有的最基本的人文品质。     

新发现王国维致沈曾植手札七通考释

沈曾植是对王国维后期学术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王国维从1916年初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不仅时时造访海日楼以请益学问,而且彼此通信也不少。而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国维全集.书信》仅收录1通,此后20余年间,续有发现。2010年9月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国维全集》第15卷共辑录10通。但遗珠仍然不少。笔者2009年赴国家图书馆访书,意外发现7通未经公布的王国维致沈曾植手札,因考订其内容及背景,或有助于进一步考量王国维与沈曾植之学缘。     

关于高棅诗学的四个问题——兼与周兴陆先生商榷

高棅征辟入京时间是永乐四年,而不是周先生说的永乐元年;彭曜"入京"省视叔父说法不准确,当时北平并不是京城,其与高棅"京城"(南京)相遇地点不同,周先生说法有含混之嫌;高棅诗学思想中"音律正变"、"体制始终"和"性情之正"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周先生说的《品汇》"诗体正变"到《正声》"性情正变"的转移过程是不存在的,是对高棅诗学思想的误读;彭曜《题识》和黄镐序及胡缵宗序刻本《唐诗正声凡例》,对《正声》编选时间的矛盾说法,值得学人进一步深思、探讨.     

罗马法的历史成就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启迪

罗马帝国时期的法律 ,以其深邃的法律思想、深刻的法学理论、科学的结构体系和合理的法律分类 ,征服了整个世界 ,是人类法制史上最珍贵的历史遗产。我们应依据罗马法的具体内容 ,分析其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原因 ,认真探讨对加速我国法治进程的有益启示。     

把"毛泽东精神"定位于毛泽东思想的第三个层次有失偏颇--与许全兴、尚庆飞先生商榷

作者认为,"毛泽东精神"与"毛泽东思想"无论从内涵、具体形态和社会功能都有明显的不同,不能把"毛泽东精神"定位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第三个层次.     

论儒学与哲学的关系——对任文利先生批评的回应

仅仅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区别为出发点的思想方式,未能进入前哲学、前形而上学的"生活-存在"的思想视域."生活儒学"首先回归作为大本大源的生活、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本源上,才能解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立是何以可能的.在这种本源上,"生活儒学"不仅重建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而且重建作为形而下学的知识论、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