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实用主义外交理念研究———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应用

美国外交战略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实用主义,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大师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则对实用主义理论作了最佳阐释。马基雅维利在其代表作《君主论》中提出的性恶论、外交权术、国家利益至上等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被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深刻领会马基雅维利的实用主义政治思想,研究被现代美国人奉为行动圭臬的实用主义外交理念,对手我们如何应对美国亚太外交政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特质对反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本文基于"人格特质——个人情感——个人行为"的逻辑思路,研究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特质对两种不同形式的反生产行为影响的异同以及工作满意度对人格特质与反生产行为的中介作用,探索黑暗人格、情感变量与反生产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224份问卷的处理结果表明:马基雅维利主义对人际、组织指向的反生产行为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对人际指向反生产行为的影响强于对组织指向反生产行为的影响;工作满意度对马基雅维利主义与人际、组织指向的反生产行为皆起部分中介作用。本文深化了马基雅维利主义对于不同形式反生产行为作用的认识并验证了情感变量对于人格特质——反生产行为的中介作用。     

晋升天花板、晋升欲望与村干部马基雅维利主义

由于被排除在政府科层组织之外,中国的村干部普遍存在晋升天花板问题。基于村干部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晋升欲望与控制欲正相关;晋升天花板导致不道德操纵,且晋升欲望加强了晋升天花板与不道德操纵之间的这种关系;虽然晋升欲望与不道德操纵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当村干部遇到晋升天花板问题时,晋升欲望就会与不道德操纵正相关。这个结果表明,缺乏上升通道是导致村干部的不道德操纵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在“国家—个体—社会”分析范式基础上将职业生涯问题引入对乡村精英的行为-分析。     

近代政治话语的革新：博泰罗的“国家理由观”述论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乔万尼·博泰罗以“国家理由观”的首位系统阐述者而为人所知。这一术语的衍生意义重大,标志着政治思想史上的话语革命,并与现实政治互动共振,彼此激荡。处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消褪期和反宗教改革勃兴期的博泰罗,其政治思想带有过渡时期的多元性,既有对传统天主教思想的强力捍卫,也有对古典思想的援引申扬,更有对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等文艺复兴思想家所代表的政治现实主义思潮的批判吸纳,其思维属性可谓庞杂交错。以反马基雅维利姿态出现的博泰罗,其思想中已然具有不少值得探秘的原创性元素,并非只是对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哗众式跟风,而是符合时代精神之理论勾画,对于现代诸多新思想与新学科的滥觞,博泰罗皆可被奉为先驱性人物。据此,理解博泰罗的“国家理由观”,不仅为我们理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反宗教改革这些重大过渡时刻中诸多跌宕起伏而晦暗不明的历史场景提供了一种全新视角,而且会让我们对近代早期政治思想史语境下“国家”概念的兴起以及现代国际关系之“利益原则”的出现理解得更为通透与周全。     

马基雅维里主义水平对大学生博弈表现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采用马基雅维里主义人格量表Ⅳ(Mach-Ⅳ)对315名大学生的马基雅维里主义水平进行调查,从其中筛选出马基雅维里主义高分组与马基雅维里主义低分组共31人参加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结果发现:(1)大学生的马基雅维里主义水平对其在博弈中的表现存在影响;(2)马氏高分组的博弈得分显著高于低分组得分(Z=-2.655,p<0.05);(3)被试充当分配者时,马氏高分组的出价水平显著低于马氏低分组的出价水平;被试充当应答者时,马氏高分组接受的人数与马氏低分组接受的人数不存在显著差异;(4)马氏高分组较多使用权宜策略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策略而马氏低分组较多使用公平策略、道德文化策略、同情利他策略、互惠策略。     

精英与大众之平衡：论莫斯卡的“精英主义民主观”

莫斯卡(1858—1941年)是20世纪意大利知名的“精英三杰”之一,与帕累托、米歇尔斯一起,对构筑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颇具特色的“精英主义民主观”做出了重大贡献。莫斯卡从小便立定学术志向,后转益多师,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思想视角,并以如椽巨笔撰写了体大思精的《政治科学要义》一书,奠定了其思想大家地位。莫斯卡深受马基雅维利式现实主义政治观之影响,并在与同时代思想家如克罗齐、帕累托和米歇尔斯等人的交流碰撞中,在对于政治实践的亲身参与和体悟中,不断砥砺思想锋芒、调适思想架构与完备思想要旨。莫斯卡的“精英主义民主观”是对现代大众民主浪潮的系统反思,力图在新的时代情境下诊断大众民主所固有的缺陷与弊病,旨在对症下药,设计出一种平衡精英统治与大众民主的多元主义制度构架,如此才能维持一种中道与均衡的良善政治秩序。莫斯卡的“精英主义民主观”折射出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之对立统一,是对民主观的一种极大丰富与延伸。后世思想家如熊彼特、米尔斯、达尔等人对莫斯卡的民主观进行了扬弃,打造出了一套更加丰富而完整的精英民主理论。     

浅谈礼治传统对以法治国的影响

礼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以此为核心建立的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治国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也是不同的,在现代国家,法治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的水平和程度。中国是个崇尚礼治的国家,深入人心的是礼教。因此,如何在礼治传统深厚的国度里实现法治的转换,如何将中国悠久的礼治传统的负面性转化为现代法治建设的积极因素,是中国实现法治的首要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论治国模式与机制——人治、法治、德法兼治利弊之比较

本文从国体和政体的视角 ,分析和比较人治、法治和德法兼治运行机制依不同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利弊 ,并进一步阐述了法治与德治机制互补性和内在的一致性在治国中的显著作用 ,从而使我们坚信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道路的正确选择     

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不道德工作行为关系

为了探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不道德工作行为的关系,并揭示金钱崇拜心理和马基雅维利主义在其中产生影响作用的内在心理机制,以184名企业员工为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不道德工作行为之间有显著正相关;2）金钱崇拜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不道德工作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3）马基雅维利主义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不道德工作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古今之争”与“文艺复兴”的疑古倾向——为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而作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知识界一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古今之争"不仅是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间的连接点,而且标示出现代西方文明史的基本格局。然而,"古今之争"与"文艺复兴"两个文化史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究竟如何?通过分析布拉乔利尼、马基雅维利、勒华三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及其论述,可说明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面相,进而阐明文艺复兴与古今之争的内在关联:"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各日耳曼王国和城市共和国作为新政治单元的形成,是抑古崇今风气的真正起因,即是引发"古今之争"的生存论原因。     

对法治与人治问题的再思考

法治与人治,都是统治者治国的方式。但统治者是实行法治,还是实行人治,对国家和社会以及人民群众来说,却有着极不相同的治理效果,尤其是时国家的繁荣昌盛,长治久安,以及老百姓幸福安康来讲,意义非常重大。本文拟从法治的含义、内容以及与人治的比较中,探讨法治对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强大、百姓康乐的深远意义。     

论中国法治国家之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历史必然性,又具有长期性、艰巨性,甚至会偶有曲折性。法治国家建设的沉重历史包袱是顽固的人治传统;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道路得以开通,但征途艰难在所难免,目前需做好以下工作：抓紧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创造高度的民主政治制度,努力消除封建人治残余;切实贯彻法律至上原则;努力培植大众法律文化     

人治与法治:两种治国方式的比较

人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式。人治是指以人格化权威为国家的支点,把治理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人格化权威的圣明与贤能上。人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神化;法律权威弱化;约束机制软化;权力竞争恶化。法治是指主要依靠良好完备的法律来治理国家,把国家的长治久安维系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上,认为法律和制度比领导人的素质更靠得住。法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俗化;法律权威强化;约束机制硬化;权力竞争优化。从人治与法治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法治是更为进步、更为合理的一种治国方式。中国共产党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治国经验基础上做出的正确抉择,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法治对人治的批判精神

法治对人治的批判精神主要表现为 :坚持人性本恶 ,反对人性本善 ;注重对公共权力的监督 ,反对个人专断 ;坚持法律价值主义 ,反对法律工具主义。     

论法治与积极人治的统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还不能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社会公正、有效地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合法利益的唯一方式。通过对积极人治与消极人治的分析,认为法治应与积极人治结合使用,探讨了积极人治存在合理性和必要性。     

国家义务论的宪政功能——论国家义务对现代理性国家的构建

国家理性的根据有赖于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尊重。立宪的理性使得国家安全和秩序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宪政的有效实施内含着分权原则,通过对人权的有效保障,通过构建国家义务体系并予以法定化、程序化,并切实有效履行,这为构建现代理性国家奠立了正当性基础与可行性方案。国家义务论具有构建现代理性国家的型塑功能。     

人治与法治的经济基础

从人治与法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出发,分析了人治是自然经济的产物,法治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适应.     

莎剧婚恋人物的塑造与教育功用的探讨

伊丽莎白时代戏剧已经成为社会性的、大众的文化活动。莎士比亚戏剧具有大众文化的典型特质。从艺术表现原则、时代思潮、心理分析几个层面阐述莎剧中不同婚恋人物的塑造,从而探索莎剧如何通过婚恋关系的主题来肯定人文主义,否定禁锢人性的正统思想和极端自私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以完成其教育功用。     

论法治的内涵及法治国家的实现

所谓“法治”,并不等同于“法制”,也不只是“依法管理”,或是什么“管民”、“治官”的问题 ,而是具有深刻的内涵与严格的条件要求 ,其中包括民主制度、法律至上、良法之治、公民权力保障与公共权力制约等必备内容。从理论上正本清源 ,澄清观念上的盲区与误区 ,是当前顺利推进依法治国 ,实现法治国家目标的认识基础与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