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乐府民歌创作主体考

东晋南朝乐府吸收了大量南方民歌。而这些民歌大都特色鲜明：《清商曲辞》中的《昊声歌》和《西曲歌》以情歌为主,却反映不同地域、社会阶层、职业差别;《神弦歌》为祭祀歌曲;而《杂曲歌辞》、《杂歌谣辞》或诉说爱情,或讽刺时事,反应人民最直接的心声。而从创作主体看,这些所谓“民歌”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文人、乐工、歌伎创作或润色。     

繁艳似赋，流美如歌——南朝文人乐府诗语言风格探析

南朝文人的乐府诗创作受到汉乐府民歌、魏晋文人乐府诗和南朝乐府民歌的深刻影响.南朝文人乐府诗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吸取汉赋铺排夸饰的艺术特长,形成了繁富华艳的语言风格,这类作品从诗史的传统看来,主要体现了魏晋文人乐府诗和汉乐府民歌的影响.南朝文人乐府诗中还有一些作品受到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其语言风格表现出浅近自然、婉转流畅的特色.     

南朝诗僧与乐府民歌创作

南朝诗僧借用乐府民歌创作了为数众多的、表现男女相思爱恋之情的诗歌,这在历代僧人诗作中是一个独特的现象。我们认为,南朝崇尚声色的社会风气、艳声俗曲引入乐府音乐、大乘佛教习学一切世间法的济世观对僧人写诗作文的许可,都导致这一独特文学现象的产生。     

论南朝文化特质与骈文的兴盛

南朝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为骈文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儒学的式微和玄学的兴起改变了世人的创作理念,美文意识觉醒,南朝文坛贵族化的审美趣味在此基础上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因此,骈文在南朝的兴盛,是社会、文化、文学等多方面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是南朝这个特殊时代的产物。     

南朝俳谐文学兴盛成因论略

南朝俳谐文学的日益繁荣及其"文多指刺"和游戏化特征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相互激荡的结果。在当时思想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人性得到了全面解放,士人的放诞人格形成,尤其是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即士人"嘲戏"、"隶事"等文化风习和适性、尚俗等文化心理所产生的驱动力,共同推动了俳谐文学的发展。     

论东晋南朝时期陈郡谢氏的佛教信仰及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南方的影响日益增加,名士奉佛的风气日浓.作为东晋南朝社会地位和文学影响最大的侨寓文化世族之一的陈郡谢氏,其家族经历了由天师道世家向奉佛世家转变的历程,佛教信仰绵延不绝,代有其人.他们结交名僧,参与佛教活动并撰写佛教文章,为推动佛教中国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的佛教信仰也影响了文学创作,而山水题材诗的出现对南朝文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词学研究的开拓之作——评沈松勤著《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

词始于唐而盛于宋 ,宋词向来被誉为“一代之胜” ;唐宋词也成了中国词学史上谈论的热点。而传统词学则往往注重唐宋词体本身的文学性、抒情性、艺术风格以及词律、版本等方面的研究 ;《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则将唐宋词置于唐宋社会与文化这个大背景下 ,考察其原生状态、功能特征及繁衍发展 ,这不仅体现了著者不安于传统而勇于开拓的学术精神 ,更重要的是为推进词学的发展 ,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大量事实表明 ,词在唐宋两代并非仅仅作为文学现象而存在。词的产生不但需要燕乐风行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音乐环境 ,它同时涉及当时的社会风习 ,人们…     

南朝文人的身份特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南朝文人大多来自于世家大族或宫廷贵胄,与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文人与政治的特殊关系对当时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家族的兴衰直接关系到文学的规模;另一方面,士族文人的审美趣味强化了南朝文学“阴柔”的审美风格,“离别”、“伤悼”题材广受青睐。     

论北魏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接受

北魏的文学观念相对于五胡十六国而言,脱略了对南朝文学单纯的敌意而转变为自信从容的审视。这是北魏时期的汉化改革、南北交流的日益广泛、以及人口迁移等时代新变所造就的。北魏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接受,为隋唐的南北文学融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昔尝游令尹,今时事客卿”——梁末入北文人的忏悔思想

南朝梁末文人因国家变乱而大量逃入北朝入仕。面对旧国灭亡不能救,反而屈膝侍奉新主人的尴尬局面,身为贰臣的大批梁末入北文人忏悔思想强烈地反映在他们的文学之中。深入分析庾信、颜之推、沈炯等一批入北文人的忏悔情结和心路历程,以及在其诗文中的体现有其代表性。他们把这种类似于宗教的自觉的灵魂鞭笞表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之中,完全可以称之为中国南朝时期的忏悔文学。     

清代政治与通鉴学

清代通鉴学的发展不仅受到前代通鉴学的影响,有着它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还因受清代不同发展阶段的政治影响,表现出阶段性特征:清初通鉴学呈现反思与开拓的气象;乾嘉时期,规模与影响不断扩大;道成以后,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     

城池修筑与宋辽外交

澶渊之盟中宋辽两国就边境城池的修筑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由于辽统治者南下掠夺的本性不会改变,所以北宋时期,双方围绕北宋在河北和河东地区城池的修筑活动,进行了多次的交涉,从这些交涉中可以看出北宋在盟约问题上的灵活性。     

试论明清家训的发展及其教化实践

在中国传统家训发展史上 ,明清两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主要表现为 :封建社会转衰而家训发展呈现空前繁荣 ,并在清代前期达到鼎盛 清代后期 ,虽然传统家训走向衰落 ,但其中又交织着局部的开新、变革。明清家训在其内容和教化方式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这主要表现在贞节观念的强化、社会风俗教化内容增多、女子家训大量增加、强化宗子教育、商贾家训繁荣、重视个人风操和民族气节教育、宗规族训和家法惩戒的加强、性教育的出现等方面。     

唐宋茶道大行之原因分析

唐宋茶道,萌芽于魏晋六朝,成于唐中叶,盛于宋代。在鉴茶、选水、赏器、取火、炙茶、碾末、烧水、煎茶、酌茶、品饮等方面,唐宋时期逐渐形成和建立了一系列的程序、礼法、规则。唐宋时期,茶道大行,究其原因,社会经济条件是其物质基础,茶之药用价值的进一步发现及养生理念促进了茶道嬗变,唐宋文人的品格特征引导茶道发展,饮食文化的贵族化特征使茶道趋于精致。在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的影响下,唐宋大行茶道的出现绝非历史的偶然。     

碰撞、交流、融合--论战争媒介与辽金宋的文学交流

辽金文学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学,而是在与两宋文学为代表的汉族主流文学的碰撞、交流之中发展起来的。辽金文学的特殊性不仅是语言的差别,而在于其民族文化融合方式,不妨看做是汉语文学的重要支流。民族之间的战争无疑是严重的灾难,但客观上也是文化传播的途径之一。     

太昊伏羲氏与王朝合法性

君权神授时代,"受命于天"是王朝宣示合法性的重要方式。历代王朝借助一系列充满神秘色彩的理论和实践,来证明君主们的"受命于天"。出于政权更迭的需要,原无关涉的太昊与伏羲在五德终始说中合体成太昊伏羲氏,以帝王之首的身份助力新生政权的稳定。每当皇嗣艰难,王朝统治者举行高禖祀祭拜太昊伏羲氏,祈求皇子以继承大统。尤其是政权合法性遭遇挑战时,更需祈神赐予受天命之皇子以维系万方。为从治统上证明王朝合法性,统治者建构了以太昊伏羲氏为首的帝王世系,并通过陵祀和庙祀以明治统之绪,寄望王朝在政治祖先的荫庇下千秋万代。     

殷商至周初的照与[戈丮]臣

方[戈丮]乳各鼎属西周早期后段器,系器主为妻作器。铭文中“方”是地名,“[戈丮]”是爵或职名,“各”是人名。“[戈丮]”作为爵或职名,在晚商青铜器铭文屡见,而藏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商代晚期玉戈刻铭等均表明讯的地位很高。殷墟出土的跽坐执戈者以及西周较晚的铭文,也反映出称[戈丮]者可能是执戈拱卫之臣。     

论魏晋文化中“清”的美学意义

"清"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清"作为自觉的文化审美追求起源于先秦道家哲学思想,它既是老庄哲学的重要概念,又是审美的最高追求。"清"之风盛行,影响遍及人物品鉴、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等领域,"清"的人格之美、风度之美和艺术之美,充分体现了中国独特的审美精神,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对后世文艺作品的审美评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清戏曲审美风格理论的总体态势

明清戏曲审美风格理论中总体上贯穿着两种审美观念：一是诗论色彩较浓,侧重于华丽美意义的观念;二是剧论色彩较浓,侧重于素朴美意义上的观念。两种审美观念的冲荡融合激发出明清戏曲风格理论中包含了尽可能多的“真理的颗粒”的思想见解,即以汤显祖、吕天成、王骥德、李渔等人为代表,对素朴关、华丽美这两种最基本的审美风格的同时肯定,以及对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并互相融通的审美理想的倡扬。明清戏曲审美风格理论的发展态势,在戏曲雅俗的种种讨论中也得到深入表现。     

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是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过程。所谓“语境”问题,是指某一说法得以流行的现实情境,实际上涉及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涉及到时人的认识心理与解释角度。所谓“胡/汉”语境的“消解”,在历史上体现为一个并非与朝代兴亡同步的漫长过程。它一方面是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进程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观念与认识的演变也是促成这种“消解”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