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何以称司马相如为“辞宗”？

班固在《汉书.序传》中最先用“辞宗”来称呼司马相如,但其对相如及其赋作的评价,却是主要基于以“讽谕”论赋的传统观念。刘勰亦称司马相如为“辞宗”,此称谓盖沿自班固,但其立足点与孟坚已有了很大的区别:他从赋体的文学特征出发,来审视司马相如的作品,故而是从文学意义上对相如作出“辞宗”的评价。     

司马相如和汉武帝时代的西南开发

本文从新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和解读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司马相如和他的作品《喻巴蜀檄》、《难蜀父老》，指出司马相如除辞赋创作上的成就以外，还有在汉武帝时代开发西南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作出的历史贡献。     

桓谭“不及丽文”与两汉之际文风的转变

桓谭是处于两汉之际与扬雄、刘歆齐名的著名学者,据其《新论》所记,可知桓谭具有多方面的文学才能,尤其是在文学理论方面,桓谭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刘勰《文心雕龙》对桓谭多有评价,但是并非完全合于事实.如刘勰《文心雕龙》评价桓谭“偏浅无才”,即有失偏颇,但称桓谭“不及丽文”,则颇合事实.通过对《汉书·艺文志》中辞赋家撰写篇数的统计,可以肯定的是,“不及丽文”并非桓谭一人独有,而是对当时整个时代文学风尚的反映,究其原因,可能与辞赋的谶纬化有关.当时的散文,谶纬化较轻,但辞赋家的介入与古文学者的参与,使汉代散文成为集辞赋、经学、诸子为一体的新体式.这昭示着两汉之际一种“平衍”、“文弱”、“博杂”新文风的形成.     

司马相如赋作失志情感论

司马相如创立的汉代大赋被认为是对西汉盛世的颂美之作,但从辞赋的抒情传统、西汉文人普遍的境遇以及司马相如自身的遭际来看,在司马相如的盛世颂歌里还有一种无法掩藏的盛世文人的失志之悲与幽怨情怀。     

司马相如赋作失志情感论

司马相如创立的汉代大赋被认为是对西汉盛世的颂美之作,但从辞赋的抒情传统、西汉文人普遍的境遇以及司马相如自身的遭际来看,在司马相如的盛世颂歌里还有一种无法掩藏的盛世文人的失志之悲与幽怨情怀.     

论司马迁对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贡献

司马迁在《史记》中最早为楚辞作家屈原和西汉初年赋家贾谊、司马相如立传,记载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和创作经过,记载了早期文学集团的活动,并大量载录辞赋作品,为保存辞赋文献、保存辞赋研究资料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司马迁还发表了最早的辞赋评论,他认为辞、赋无别,汉赋直承楚辞而来;他十分强调并高度肯定辞赋的讽谏功能和抒情特征,批评汉赋的夸张虚构与华丽辞藻,并最早对具体辞赋作品作出评点与解析。无论是文献资料的保存与清理还是辞赋理论的探索和建构,司马迁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垂范后人,功不可没。司马迁理所当然是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简述汉代四家辞赋观

汉代是辞赋繁盛的时代,作家辈出,作品云构。如西汉有司马相如、杨雅并美,东汉有班固、张衡双雄。仅杨雄一人就有十几篇作品。几乎是同时,辞赋之论兴起,如司马迁、班固、扬雄、司马相如,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本文试图对上述四家的辞赋言论作初步探讨。     

刘勰的创作主体论

刘勰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论文与论人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文心雕龙》中,他不同于传统文论大多从文学的社会功用价值方面阐述文学,而主要“是就作者之人而为言”。通过对创作思想活动、文学起源、主体修养、风格表现等问题的详尽论述,刘勰建立了他的主体性文学理论。刘勰在文学中强调主体性,就是强调主体精神在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强调充分尊重和肯定创作个性。     

王培荀的司马相如“实今之蓬州人”说考论

从今蓬安县及相邻地区的大量有关司马相如的地名、文物、诗文、题记以及司马相如的辞赋和《史记》中有关论述的考证、分析、推论 ,证明清人王培荀提出的司马相如“实今之蓬州人 ,后迁成都、又居临邛”的观点是正确的。     

论宋玉及其作品的接受在六朝的演变

六朝是关于宋玉研究的重要时期,自晋至陈,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步走高,论者对他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批评到揄扬的流变过程,并最终在刘勰的大力肯定下奠定了辞赋宗师的地位。随着文人对宋玉的推崇,其形象首次由楚襄王的文学侍从转变为绝世才子,而他所开创的经典文学意象在六朝文人笔下,也客观存在着一个由晋代悲秋到向梁陈女性题材创作集中的现象。导致这种流变产生的深层原因应是文学自觉向纵深发展的结果。     

衔华而佩实——文质理论于《文心雕龙》的成熟

文质理论在先秦时期从孔子开始萌芽,由孟子、荀子继承,到两汉由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推动,在南北朝时期成熟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以"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表明了其文质历史发展观,以"文附质"与"质待文"体现了其对文质关系的深刻把握,以"衔华而佩实"、"藻耀而高翔"阐释了其心目中的完美作品。     

刘勰“笔”体观的文化诠释

刘勰文体论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文化叙事系统。以“笔”观念为基础,刘勰讨论了史传以下等17种具体文体。总体上看,刘勰文体论既重文体的自然起源,又重文体的义理关系,体现了事实描写、逻辑描写与知识寓意、审美寓意相统一的文化精神。     

《文心雕龙》用典刍议

刘勰《文心雕龙》运用了大量的典故.该书典故的运用,为表达内容服务,增强了理论阐述的形象性和说服力;用典采用多种技巧和方法,显现了骈文语言的精美、华丽、典雅;用典展示了刘勰的文化心态和人生追求.典故运用宛转自如,用人若己,精彩绝妙;既提升了《文心雕龙》的思想意蕴、学术价值、文化品位,又为典故的传播、普及和强化做出了贡献.     

经学与刘勰的文学思想

经学对刘勰文学思想的影响在《文心雕龙》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总论篇中表现出的取经典为模范的思想,即刘勰有意识的＂宗经＂为其文学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依傍;二是刘勰的文学本质观与经学有显而易见的牵连;三是刘勰的文学作品论向经学的复归;四是创作论中的物感说与通变观对经学思想的借鉴。     

《文心雕龙》论《易传》的文学性

《文心雕龙》对《易传》的文学价值进行了多方面论述。刘勰认为文学的本原是道,文学的作用是明道,他提出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这一重要命题,正是总结《易传》对《易经》的阐释所做出的概括。他认为《易传》释经不是简单的转述与琐碎的注解,而是精心创造并广泛使用了"丽辞",既多用对偶,又注重协韵,是文章的典范。他认为,《易传》在文章体裁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论、说、辞、序几种文体的产生,都与《易传》有着直接关系。他还论证了《易》象的意义,评价了《易传》的语言,分析了《易》的事象,既揭示了《易传》的文学贡献,也体现了作者的文学观念。     

司马相如巴蜀行迹考论

司马相如的故里究竟是在成都,还是在今四川蓬安?自古至今,异说纷呈。这一争辩,实则关乎相如生平及其作品的考定。因此,试图借助史志考察司马相如一生中在巴蜀的行踪。然后,就明、清学者以及今贤所论,辨正"长卿桑梓"之所在;考察其先世由来、家道兴衰;认定其《梓桐山赋》等作品,进而考察西汉体物小赋与秦、汉杂赋,与宋玉等人赋作以及大赋兴起的历史联系。     

中国古代的文学构思论

对于文学构思规律的探索,中国古代文论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文论大家陆机和刘勰,就相继提出了关于文学构思论的一些有见地的基本观点"神思"说、"应感"说、"意象"说,并且作了简炼而深刻的理论阐发.后代的一些文论家在他们有关论说的基础上又作了发挥和发展,从而形成中国古代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构思论.     

文之为德也大矣--关于"文"的现代思考

"文"是刘勰<文心雕龙>也是整个古代文论的关键词.刘勰论"文",以文章性为基始,标举文学的界域、声色和体势:文学无界有心,清声秀色,循体成势.<文心雕龙>之"文",以其界域之廓大、声色之清丽、体势之无定,整合性地书写着汉语言文化背景下"文学"的外观与内质.     

“自然”的两种涵义与《文心雕龙》的“自然”文学论

自然是道家和玄学基本的思想概念,魏晋以来在玄学的影响下,自然被用于文学艺术批评中,成为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但是由于道家和玄学的自然观存在歧义,因此,以之为思想基础的文学范畴之自然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内涵,这一点在《文心雕龙》中得到明显的体现。从《文心雕龙》的理论结构来看,自然具有自然之道的文学本源论与自然雕饰的艺术论两种基本内涵,对这两种自然之间关系的处理是刘勰文学理论建构的一个基本课题。以自然之道的文学本源论为基础,而使雕缛成体的文学艺术具有自然之本质,是《文心雕龙》建构自然文学理论的基本思路,刘勰以体用结合的思想方法实现了文学的自然与雕饰之间的整合,深化了传统的自然文学论的内蕴。     

刘勰的文学观念——兼论所谓杂文学观念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展示的文学观念 ,说明他能够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 ,来认识文学的本质和特点。他既看到文学作为人类文化中的一个部分 ,具有人类文化的普遍共性 ,即也是“道之文” ,是具有客观真理性的自然之道的体现 ,同时又和人类文化中其他部分 ,如哲学、历史、政治、伦理道德等 ,具有根本不同的特点 ,它是艺术思维的产物 ,是人的感情的形象表现 ,是以语言为工具的审美的艺术品。刘勰和六朝时许多文学批评家一样 ,清楚地看到了那种宽泛的“文”的观念是不科学的 ,他们一直在用各种方式 ,试图寻找和探讨艺术文学 ,也就是所谓纯文学的特征 ,所以 ,简单地不加分析地肯定所谓“杂文学”观念 ,甚至把它说成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特点 ,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