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儒学与经学

经孔子撰定的《五经》及其传记,即经学,乃中国古代文化之总汇;宗师孔子、祖述《五经》《四书》的儒学乃以人为本的"人学",它在构建和谐社会,避免人类生存危机方面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论经学史与儒学史的统一

自20世纪初经学的神圣地位被取代,经学研究被西方所创立的学科系统所分割,传统儒学研究成为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其结果导致一部具有丰富内涵和独特传统的儒学史呈现出支离破碎的景象。其实不论先秦子学形态的儒学,还是宋明理学,都可以解释为经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和存在形态。今天我们将经学史与儒学史统一起来,作为现代儒学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方法,对于把握儒学的本质,探讨儒学复兴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晚周汉初学术传承中的变与不变——关于“传统经学”、“孔门经学”及“儒学”的分野

战国至汉初是学术史上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但在变动的大潮流下,似乎也隐藏着一些未曾变动或少有变动的学术面相。本文将＂儒学＂与＂经学＂区别而论,既把握到＂变＂的一面,也考虑到＂不变＂的因素,进而提出从春秋到前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经由了＂传统经学＂向＂孔门经学＂的演变,而在＂行政理论＂层面中,则是法术、黄老术以及儒术的交替为用。     

经学解体与儒学的现代转换

经学作为训解和阐述儒学经典的学问,在传统社会中具有了宰制万态、牢笼百家的功用.读经、研经也构成了极重要的一门学问,成为"士"人进仕的必经之路.中国古代的教育机制,培育了士人群体对经学的信仰,也培育了一代代经师,他们构成儒学的话语主体,也承我着延续儒学命脉的重任.20世纪后,随着经学的解体,传统儒学发展的机制已经不复存在.经学学科地位的边缘化、儒学话语权的失范、儒学诠释的泛滥等成为困扰儒学发展的因素.     

浅论两汉经学的兴起与衰落

两汉经学的确立、发展、衰微的历史发展过程体现了经学虽被立为官学,但仍逃脱不了由昌盛到衰落的历史规律性。两汉时经学极盛,作为官方哲学的经学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学术思想现象,并对后世的思想文化领域传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熹经学与宋学

朱熹作为经学之宋学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吸取先前经学思想资料的基础上 ,对传统经学加以总结 ,对汉学流弊提出批评 ,并结合时代的发展 ,确立“四书”义理之学 ,对中国经学进行改造和创新 ,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又修正宋学盛行后出现的流弊 ,重训诂辨伪 ,反对脱离经文本义而空谈义理 ,启发了后世的训诂辨伪之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朱熹不仅集宋学之大成 ,而且兼采汉宋 ,把训诂与义理相结合 ,从而发展了宋学和中国经学。     

经学与理学之历史及儒学未来

文化文明是一个生命体,要与外界不断进行"开合、出入、聚散、化",其生机才能旺盛。依此而论,儒学与中华文化的发展史可以分成三个阶段。首先是华夏不同部落的文化融合成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这种文明体演变到魏晋南北朝,遭遇到佛教的巨大冲击和挑战,中华文化融合印度佛教文化形成了禅宗,进而产生了宋明新儒学。就儒学而言,第一期为六经儒学,第二期为四书理学,经学与理学存在着老蚌结新珠的关系。晚明西方天主教与科技文化的传入导致了儒学与中华文化演变第三阶段的展开,从明清之际到民国新文化运动,可谓是儒学与中华文化不断深入反思与痛苦解构的历程。"打倒孔家店"可以看作是儒学与中华文化的凤凰涅槃。随之而来的是儒学与中华文化融合西方文明进行重新建构与结构的过程,我们今天正处于这种大开大合、中西融合孕育新文明的关键时期。     

论儒学、经学与经典诠释研究

20世纪的儒学研究虽然取得众多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足。我们今天提倡新经学研究,是主张从经学的角度重新诠释传统儒学,以儒家的经典诠释为研究对象,重新解读儒学的发展史,重新认识儒学的社会价值和本质特性,为复兴儒学提供新的途径。     

郭嵩焘经学文献研究述评

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更是一位著述丰富的经学大师。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大量研究郭嵩焘经学学术的相关论著,对学界关于郭嵩焘经学文献成就的研究以及研究动向进行归纳与分析,并对学界有关郭氏经学研究之不足进行评述。     

论1727年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史》

1727年出版的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约翰·伯克哈特·门肯撰写的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史》,论述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中国哲学的起源和发展、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与哲学史料等内容,勾勒了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该书认为中国哲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学,提出了中国哲学中有为求知而求知与为政治服务两种传统,其基本原理可分为"理论性的"和"实践性的"两大部分,其特点是注重实践性和政治伦理等重要观点。作为世界上第一本《中国哲学史》,其诞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晚年梁启超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探析

晚年梁启超曾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此领域,他不仅写出一系列名篇佳作,而且对哲学史方法论问题也颇多创见。其哲学史方法论之特征约有四端:一、颇具学术史特色的撰述视角;二、近乎历史主义的态度立场;三、结合中西优长的研究理路;四、注重多角度的切入方式。其中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当代中国哲学的叙述脉络与融通取向

当代中国哲学是由传统的中国哲学、东传的西方哲学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共同构成的,在学科形态上亦划分为中哲、西哲和马哲等三大领域。这三种形式的哲学在近百年的传衍、流变和转折过程之中,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形成了不同的叙述脉络和话语模式,因而各自间也壁关重重、差异甚大,甚至存在着自说自话、"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形。在全球化日益扩展的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大国地位的日渐显豁,当代中国文化之身份的明晰性也更加引人关注,一个统一的中国哲学的确立成为时代的呼唤。如何打破中、西、马之间的壁垒,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体现哲学特有的普遍精神而又蕴含了百年中国之独特经验的新哲学体系,就成为当前所面临的急迫任务。     

如何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直觉性特征

直觉或直觉思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特征,这种直觉或直觉思维是基于对世界本体或生存本体的理解,表现出对人的生存价值和终极意义的探究,从而使中国传统哲学显示出不同于西方传统哲学的文化特质,同时也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西方虽然理性主义长期占主导地位,但康德之后,也出现了从本体论意义上论证直觉思维的各种思潮,它们注重对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的探讨,与中国传统哲学有某种契合之处。     

论原始儒学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奠基

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定型产生过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学习、文人从政、道德关注为例,讨论原始儒学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奠基作用。     

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和希望——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会通的基础

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互动、交流和融会贯通,需要生活世界的基础。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和希望,为了我们自己平凡、真实、快乐地生活,考察和选择既有的哲学理论资源,我们发现,批判传统哲学的虚假崇高,批判资本逻辑的统治和支配,创造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是当代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共同任务,是三者会通的基础。     

中西马哲学对话与中华民族哲学自我的建构

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会通与融合,其根本目的是建构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这已成为一个基本的共识。与＂哲学知识＂层面的对话相比较而言,生命价值层面的对话是中西马哲学对话的深层维度。批判传统哲学的泛伦理主义倾向所带来的虚假生活和资本逻辑对多样异质生活的同化,追求平凡真实的生活是中西马哲学对话的现实维度。     

宗教意识的链接与文学的选择--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一种解读

中国是个宗教氛围并不浓厚的国家,儒家化的亚宗教性质承担了人的终极关怀使命。近代开始．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倾向有意排拒了儒家思想化体系,“舶来”思想意识中也漠视了宗教的有效成分,这是当代中国化建构中的一个结构性欠缺。现代学发展中人道主义思想的薄弱,当代学中武侠小说等的涌现,从不同侧面认证了这一历史吁求。中国学一直在寻找可以负载相关内容的现代言说模式。     

如何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关系看

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必须正确和充分利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当代西方哲学这两种思想资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来看 ,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 ,不能把两者截然对立起来 ,作非此即彼的选择 ;努力寻找两者的共同点 ,以提供启示和借鉴 ;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引领、主导作用 ,充分认识中国化和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我们要构建的当代中国新哲学。     

略论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

传统儒学理论、礼法制度与发达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影响古代中华民族精神化育的重要因子。近代以来,儒学理论的衰落、礼法制度的崩溃以及日常生活世界的解体,分别从理论、制度与日常生活实践三个层面预示着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现代转型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