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凝聚力

保护什么、为什么保护、怎样保护,这三个问题依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是人类创造力和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是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了解的重要渠道。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转型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为了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这是民族的身份证,是民族的基因,对于民族的认同和情感的凝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分析

我国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方面,基本形成体系,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程度远不及对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遗产生态发生了变化,一些文化遗产尤其是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消失正在不断的减少。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法律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文化生态保护与文化可持续发展——兼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加速推进破坏了适应人类自身生存的文化生态,其结果必将导致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消失,造成人类文化危机。文化生态理论对解决人类文化危机特别是对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方法论指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坚持整体性、本真性原则,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生存的环境一起保护,这样才能保持文化生态平衡,实现文化可持续发展。     

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

我国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方面,基本形成体系,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程度远不及对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参见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Declaration of Istanbul).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遗产生态发生了变化,一些文化遗产尤其是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的减少.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法律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养育我们的一种生活丈化,它直接表达着民族的个性特征,还有各自的认同感、亲和力与凝聚力。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能体现各个民族的本质,也最能体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各民族行动起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保护人类文明的生态平衡,实现人类文化的健康发展。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问题研究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具有多样性、地域性和娱乐性等特点,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经济价值.目前,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环境的变化,原来依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技艺、习俗、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生存发展危机.因此,应加强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并在资金、政策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同时,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法规,用法律保障文化遗产保护措施的顺利实施.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市场困惑与反思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始终存在市场困惑,主要表现为迎合市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存在认识困境;市场吸纳容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之间存在包容困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政府角色与市场角色之间存在错位现象。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市场困惑的原因在于对“资本”的认知有失偏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特质认识不足,以及市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多元主体话语博弈的对象。理性看待资本、确立市场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思想,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特质、探索多元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模式、甄别不同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情况以及灵活转变政府角色,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旅游开发视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以土家族为个案

民族文化旅游进程往往在空间和时间上表现为旅游开发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而其中的深刻原因是各个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存在。民族文化多样性表现为各民族文化遗产的存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遗产的活体形式。旅游开发的历史效果必然地包括民族文化遗产特别是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要把握旅游开发的三个维度,从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和资源属性的关系处理上寻找保护与开发的路径。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完整把握其历史环境遗存、传承载体和精神内质三个内涵层次;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土性、民族性、整体性和传承性的基本特征。提出了区域开发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有效性、保真性和系统性三个重要原则及保护存续空间、优化传承机制和增效社会价值的路径模式。     

继续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产业化——以河北省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不仅具有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而且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亟待保护与开发.河北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大省,这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基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业实施联动开发,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作为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手段,再通过旅游业来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是实现两种产业良性互动的重要途径.     

民族文化遗产的客位保护与主位传承——以傣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例

民族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见证,是民族文化精华的凝结与浓缩.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已成为当今我国一个重要的课题,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化的基础以及中国各民族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贡献,其有效保护和传承已成为我国当前刻不容缓的文化战略.对已列入国家级的三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云南傣族的赞哈、泼水节和孔雀舞的保护,以及在文化遗产本体及资源开发方面,均可走一条以客位保护为手段,以主客保护为主体的民族文化遗产有效保护的路子.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再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再造,是基于数字信息时代和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背景下,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可以与现代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相结合的元素,更新或者赋予其于现代社会新的存在价值,并以此实践,去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于现代世界知识产权体系内进行保护的法律要件的研究。同时,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价值再造的创新实践为目标,探讨建构良好文化生态环境,是培养和提升民族文化创新和创造能力的重要路径。     

在地化情感结构的坚守与偏离——我国非遗保护实践的正负值审视与省思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采用的是自上而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方参与行政模式,其中既有对文化多样性宗旨的正向坚守,也存在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内涵的负向偏离和悬置,尤其是“标准化”的操作路径,使进入官方认可体系后的非遗不可避免地衍生出新的话语霸权、官僚体系和权力系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原本带有生命实践性质的文化事象,被不断地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其情感结构内核特质减弱,符号标识利益作用凸显。只有坚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质性内核——情感结构,突出在地化的文化持有群体的价值和意义,才能更好地回应文化持有群体的心理诉求,推动文化多样性的持续发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构建当代社会文明和民众美好生活的优质基因。     

文化民族主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

一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与全球化有密切关系。综合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性和民族功能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先行国家提出遗产保护的时代背景,笔者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行国家维护民族自信心,确立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手段;是政治和经济失意时,通过文化的自我保护和延续来寻求民族合理地位的一种诉求,是政治追求在文化上的异化。今后文化民族主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还将存在,但应该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走向两个极端,即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     

权利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下)

从国际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性质及其理论基础的认识出发,我们认为,权利原则和发展原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所谓权利原则指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遵循维护人权和发展公民文化权利的原则;发展原则指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遵循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原则。重视和坚持这两个原则对我们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与私法保护的契合

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属性。文化属性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公共文化资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其决定了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公法）保护的必不可少。而经济属性的实现带来的是经济利益,经济利益的驱动对行为人会产生激励作用,这种激励对于以维护公共利益而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政府来说,不发生作用或者作用极其有限,相反对于靠市场吃饭的具有“经济理性”的私主体则发挥着巨大的驱动作用。经济属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人可以获得经济利益,使私权的赋予具有了必要性,进而决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经济属性的开发有利于提升文化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与私法的保护方式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契合实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关系研究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为了更好地开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首先从理论上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在的文化属性及潜在的经济价值两个层面具体解析,认为"开发"与"保护"二者之间自然蕴涵着和谐共生、内在一致的关系,这一理论认识是实践中有效"开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留住北京的传统记忆——简评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与保护

北京不仅保存了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保留了极其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和弘扬文化的多样性。抢救和保护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日益迫切地摆在了北京乃至全社会的面前。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传承中华文明、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在社会变迁中重构公共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与保护路径的再思考——基于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案例观照

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仅是传统社会的遗留物,而是区域社会民众共享的公共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立足于其公共文化的属性,通过契合当下社会的保护措施,恢复其公共文化的属性,在社会运行中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生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共文化属性的恢复必须突破遗留物思维下的遗产观和商业化时代文化资本论的局限,从人类社会共同体的立场出发,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维系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推动全球社会发展中的意义所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选择——对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反思

知识产权制度表面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某种契合性.但实质上,知识产权以私权垄断为创新激励的制度设计理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标存在深层次的矛盾和冲突.单纯采用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还很有可能造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标(保护文化多样性)背道而驰的逆向选择现象.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能依靠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而应该在完善国家供给与国家补贴制度方面进行制度创新,并在国际范围内构建“使用他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偿制度”.     

社会转型期乡村精英流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

传统文化遗产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剧烈冲击下面临着保护、传承与发展的巨大危机,在传统乡土社会基本结构瓦解的情境下,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新时期的重要任务。虽然国家、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高度重视,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面临消失的巨大危机,其制度上的原因在于文化精英名录制度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存在着诸多现实问题。乡土社会的文化精英作为非物质文化传承的主要群体长期被忽略,这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隐忧。只有不断恢复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健全非物质文化保护制度的若干配套设施,在内生动力层面培育乡村本土的文化精英,围绕文化精英不断提高乡村向心力,修复其在乡土社会传播文化、引领价值的功能,重塑民间文化精英再生机制,方能真正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向可持续发展的传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