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干部对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的认知与评价——基于对吉林省部分农村地区的调查

调查表明,农村基层干部普遍对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对奖励扶助对象规定的合理性持基本肯定态度。大多数干部认为,奖励扶助政策在推动群众生育观念转变、纠正出生性别比失调、稳定人们政策生育行为和促进计划生育工作开展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奖励扶助政策对于一些农民家庭转变为城市户口的意愿产生微弱的抑制作用。提高奖励扶助标准、扩大奖励扶助对象范围、政策能够持续和降低享受奖励扶助政策的最低年龄等,是农村干部对改进完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的主要建议。     

生育行为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及其管理

在制度经济学看来 ,生育行为是一种具有较强外部性的行为。由于多育子女可以给父母带来经济收入、养老保障、心理慰藉、婚姻生活等多方面的效用 ,而其对环境资源、公共基础设施带来的压力等成本主要是由整个社会来承担的。个人家庭可以从多育子女中获取较多的收益 ,而由社会承担大部分成本。因此 ,个人家庭在进行生育决策时 ,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 ,选择多育 ,个人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带来严重的人口危机。文章认为制度是协调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要改变人们的多育行为 ,关键是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的实施机制等多方面进行创新 ,通过制度创新改变人们预期的收益和行为 ,培育家庭生育的自我约束机制 ,从根本上减少家庭对子女数量的需求 ,从而降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成本 ,保证政策能落到实处     

农村社会经济政策与控制人口增长

人们的生育行为,归根到底,为现实的物质利益所驱动。作为调整经济利益的手段,社会经济政策对人们的生育行为有着极大的影响。目前农村人口增长速度仍然过快,农民多生、生男孩的要求依然十分强烈,超计划生育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状     

对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思考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计生工作思路的转变,利益导向机制对计划生育工作的作用日趋重要,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在生育行为还具有功利性的背景下,人们实行计划生育需要利益的诱导和激励,为此,探索建立健全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就显得尤为必要。     

低生育率背景下的完善人口计生利导政策的研究——以苏州吴江为例

为了鼓励人们计划生育,国家陆续出台了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节育技术,到目前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主要目的都在于激励群众自觉生育,减少违法出生的人口,稳定低生育水平。     

农村社会经济政策与人口控制

人们的生育行为,归根到底,为现实的物质利益所驱动.作为调整经济利益的手段,社会经济政策对人们的生育行为有着极大的影响.目前农村人口增长速度仍然过快,农民多生、生男孩的要求依然十分强烈,超计划生育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状况与农村现行的一些社会经济政策有一定的关系.深入研究分析农村社会经济政策与控制人口的关系,妥善处理二者间某些不相适应的方面,对于农村控制人口增长和发展社会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基于中国各省成文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生育选择数据，本文建立了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生育数量影响效应的面板模型。计量结果显示：利益导向政策对生育数量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远不及经济社会因素对生育数量的影响，更不及生育约束政策对生育数量的影响；利益导向政策内部不同措施出现与政策设计相背离的情况。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多推行易于落实的利益导向政策、改变利益导向政策的作用范围、政策设计区分不同目标群体的需求以及维护政府公信力等四条有效提升利益导向政策导向作用的建议。     

外部性内在化与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奖励补助政策

有关生育的奖励处罚政策实质上是使生育行为外部性内在化的一种努力。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奖励补助政策仅是地方性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一项重要规定,尚未取得与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同等重要的地位。利用生育外部性和制度变迁理论,结合地方性条例的规定,分析现行政策难兑现的原因,提出自上而下制度创新的原则和具体建议。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作用原理

农民家庭的生育需求可以分为"柔性"和"刚性"两种类型,"养老保障"和"发展家庭经济"是两项最主要的"柔性"生育需求,这两项需求可以通过建立可靠的养老保障制度和施以经济利益扶助的手段加以替代满足,从而使由这两项需求产生的再生育冲动受到削弱和抑制,这是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做法能够发挥抑制农民家庭超政策生育的基本原因。利益导向机制中的利益诱导替代再生育的效果,与利益种类满足家庭需求的程度、利益量大小、被扶助家庭富裕程度和利益获得可靠性预期等4个因素有关。更为重要的是,利益导向机制作为调节农民家庭生育行为的手段,具有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良性价值取向。     

生育利益调节机制:计划生育走向公共治理

生育利益调节机制是解决人口数量、结构、素质等诸多问题的公共治理机制。该机制是对计划生育的拓展,把生育行为的选择权力还之于民。其核心是通过一系列调整生育收益和成本的公共政策,引导公民自主选择生育,使生育行为微观选择的宏观效应最终符合国家人口政策目标。其理论模型包括宏观模型、微观模型和传导机制。宏观模型是政府判断人口发展趋势、制定人口发展战略的依据,微观模型体现了公民生育行为选择的过程,传导机制是根据宏观模型制定的一系列改变公民边际生育收益及成本、具有生育行为替代效应的公共政策。     

失业率、年龄结构与人口迁移率的相关性研究

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及实践两种角度,对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人口年龄结构及失业率是人口迁移率大小的决定因素。在此基础上,对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的相关性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 21世纪我国人口的迁移做了预测。     

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隶属等级分析

基于反映健康不同维度上的50个变量,本文用隶属等级模型将1998年被访高龄老人的健康状态分为健康、比较健康、功能受限、体弱多病、极度虚弱五个纯类.分析结果表明,健康隶属度随龄增加而递减趋势明显,城乡在健康隶属等级上的差异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总体上说,健康隶属等级年龄差异大于性别差异,性别差异大于城乡差异.     

流动家庭的现状与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家庭规模、代数、结构和居住安排等方面,描述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特征.结果表明,家庭规模为2.46人;平均1.54代人;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占68.6％),单人家庭次之(占27.0％),主干家庭和其他家庭各占3.3％和1.1％;2/3的子女与流动父母同住.但是,全国的平均水平掩盖了较大的地区性差别:中部地区和跨县流动者的家庭规模最大、代数最多、家庭结构更复杂、子女更易与父母团聚,而在东部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带跨省流动者中,家庭规模最小、代数最少、结构最简单,团聚更不易.这些特点透视出,各地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对家庭团聚设置的门槛不同,同时也折射出流动人口的自选择性.     

高龄老人生活质量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248名八旬老人与437名七旬老人的生活质量(QOL)与生活满意度(DSL)的调查分析,发现八旬老人生活质量不如七旬老人,但生活满意度却优于七旬组;八旬老人呼吸系统与五官科疾病多见,但影响八旬老人生活质量的主要疾病是心脑血管疾病与糖尿病;婚姻状况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有重大影响.     

甘肃省人才问题研究

本文对近10年来甘肃省人才状况进行了简要总结和分析.通过对人才总量及相对存量、人才的地区分布、人才的行业、职业构成以及科技、教育(主要是师资)状况的分析,就我省人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指出了症结所在.     

农民工劳动权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文章以南京市为例,在描述外来农民工劳动权益现状的基础上,采用相关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是否拖欠、劳动安全的状况及日工作时间的长短4个方面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就业的行业和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对于劳动权益状况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工会会员身份、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等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没有显著的影响.     

提高安徽省人口文化素质的思路与对策

安徽省经济基础薄弱,教育投入不足,办学条件差,教育事业总体上比较落后,导致安徽省人口,尤其是劳动人口文化素质偏低,严重地制约了安徽省经济的发展。针对安徽省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人口文化素质的实际状况,结合省情省力和"科教兴皖"战略,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包括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调整教育结构;增大政府教育投入,并建立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体制;巩固和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优化农村教育结构;加强师资培训,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等可行性的对策与建议。     

对我国人口城市化道路的思考

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对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走什么样的人口城市化发展道路一直是一个很重要又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城市发展方针的反思,提出了我国应走以规模扩大式为主的人口城市化道路。     

寿命学的难题

寿命学研究的根本宗旨和归宿是揭示延长寿命的理论导向和途径,其核心问题是延长预期寿命使之日益接近最大寿命,甚至与最大寿命重合.但是,达到这一目标及其困难,甚至是不能实现的遐想.我们只能尽一切可能使两者更加接近,完全重合是在可望而不及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