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述要

一 文化人类学(Cultuial Anthropology)是与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相对应的人类学两大分支之一,该学科名称于1901年由美国学者霍姆斯(Williaw Henry Holmes 1846—1933)首次创用,且在不同的地区和时期又有不同的传统称谓。如,在英国称“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在欧洲大陆各国称“民族学”(Ethnology)。近年来,“文化人类学”有逐渐取代“民族学”而成为通用术语的趋势,意指从历史的及进程的角度来考察文化。当强调社会制度做为文化的定型的组织或一种符号制度,社会与文化     

知识荟萃

“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清代满族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在“牛录制”的基础上初建黄、白、红、兰四旗,万历四十三年,增建镶黄、镶白、镶红、镶兰四旗,共为八旗。每旗(满语称“固山”)下辖五参领(满语“甲喇”)每参领辖五佐领(满语“牛录”)。凡满族成员分隶各佐领,平时生产,战吋从征。八旗制度在建立初期,兼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是与当时满族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对推动满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入关后,满族统治阶级利用八旗制度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作为一个军事组织,     

民国时期西藏地方职官制度的再认识

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社会发展进程中多种不确定因素并存,政治局势、经济形态、社会意识等方面呈现出不对称的整合特征。本文试以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职官制度为切入点,在对其设立的因由和特点进行研究和阐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这一具有显著民族特征的地方制度的社会功用。     

陈那入瑜伽论

一、译文前言这是陈那(Dinnaga,藏译为phyogs—kyi—glang—po;汉译亦有作“大域龙”者,据传为世亲弟子,约为公元五、六世纪时人,尤善因明。)的一部讲止观(定学)的论述,连同最后的一个祈愿偈才十个颂子,可惜只有颂文而无解释,只在藏文里有法自在(Chos—kyi—dbang—po)在本颂的首尾作了一些仪式上的传示。本颂只用卓尼版丹珠(Sems—tsamku、145a、6—146a 8、代号为C)和德格版(Sems tsam hi126b.1—127b.1,代号为D)作了校对,因文字不长,异同只有一条,而与《传示》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制度和习惯法

本文根据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中的有关记载,探讨了西域诸国的王位继承、职官、刑法、婚丧等制度和习惯。     

吐蕃“十将”(Tshan bcu)制补证

《中国藏学》1994年第2期,刊登了熊文彬的《吐蕃本部地方行政机构和职官考》一文。作者引据《广本德乌宗教源流》、《五部遗教》、《贤者喜宴》等藏文典籍,对tshan-bcu、mi-sde、yul-sde、yul-gru、yul-dpon等吐蕃地方行政机构和职官,进行了较详细的考述。笔者读后,感到收益匪浅,对吐蕃基层建制和官吏设置有了更深入、准确的认识。然掩卷之后,又觉熊文尚有不足之处,主要是对tshan-bcu的考证,未能参照有关的敦煌及西域藏、汉文书。因而,该文未能清楚揭示tshan-bcu制的具体定义和内部结构,并把这一曾经在敦煌、罗布泊、于阗推行过的制度,说成是仅限于“吐蕃本部     

西藏与尼泊尔的早期关系(七——八世纪)

尼泊尔王国位于西藏的西南。在古代,西藏人称其为拍隅或洛拍.敦煌文献吐蕃史料记载:“猴年,赞普(吐蕃国王)夏季居住在拍波(尼泊尔)。”在洛钦·汤拉的记载中:“我们在洛拍(南部尼泊尔)是胜利者”。尼泊尔称西藏为蕃。在公元695年尼泊尔所颁布的古代历史文件中,称西藏为蕃、卫斯提。当时这一文件明白无误地宣称,吐蕃占领着波和达这两个地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口老龄化及其应对策略研究

我国人口老龄化态势正在加速,民族地区也不例外且呈现为典型的“未富先老”样态。阿坝州是全国唯一的藏族羌族自治州,在2010年“六普”时就已迈入老龄社会,2020年“七普”时老龄化社会特征更加明显。阿坝州人口老龄化呈现出“老年人口总量持续增加,老龄化进程城乡不同步、市县有差异、县城偏低、乡镇极化、性别差异明显”等特征。独特的生态屏障地位、复杂多元的地形地貌、超低的人口密度与经济密度、偏低的财政自给水平、老龄人口的高比例文盲与带病生存、家庭主导的居住形态与供养支持,构成了阿坝州人口老龄化的自然—社会—经济—家庭文化支持模式。因此,应对阿坝州人口老龄化的重点包括：前置人口老龄化应对举措、推动分市(县)分乡(镇)的养老设施建设、完善家庭供养支持制度、开发灵性资本养老互助功能、发展乡村为老适老服务经济、储备养老护理人才。     

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我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它渊源很早,唐代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羁靡州就有土司制度的刍型,但通常认为这种制度始于宋元,而完成于明代,清代因袭沿用。元、明推行土司制度主要在西南各省民族地区,其中又以云南设置的土司、土官最多,职官种类也最为完备。土司制度的内容,主要是暂时不触动各民族固有的生产方式,利用原来的统治机构对当地统治者加封一些不同于内地的职名封号,使之“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明文·职官志》)。所封职名有宣慰使司宣慰使(从三品)、宣抚司宣     

论议榔制与苗族朴素的民主管理意识

<正> (一) 议榔制是苗族先民进行社会管理的基本制度,民主管理是它的重要原则。这一原则是苗族朴素的民主管理意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反映。议榔(苗语),即议订公约之意。议榔有组织和制度之分。作为组织形式,在各个苗区称呼不同。湘西称“合款”;黔东南称“议榔”;广西融水称“埋岩会议”,云南金平称“里社会议”。议榔组织规模大小不一。有一个自然寨,也有几个或几十个自然寨。“议榔组织有大小榔头管理事务,也有称作‘硬手’和‘老虎汉’的军事首领;有‘巫师’(即祭司)作宗教领袖;也有‘行头’‘理老’主持司法,排解纠纷,裁判犯罪”。议榔组织的社会职能是,一方而抵御本民族以外其它民族的军事进攻和政治统治;另一方面从事苗族社会的内部管理,组织社会经济生活、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秩序、制定和执行习惯法等。它是     

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与完善法治的关系

北部湾经济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必须依靠法治手段,通过完善法治为北部湾经济区发展创建和谐的社会环境,为北部湾经济区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为北部湾经济区发展培育科学高效的经济管理模式,为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北部湾经济区可持续发展必须打造“法治北部湾”.     

金朝职官管理制度述略

金朝职官管理立法,以唐辽宋旧制为蓝本,同时又保留了女真族的一些传统习俗,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职官管理制度。 一、职官选任制度 金朝职官的选任,基本上沿袭隋唐以来的科举制,但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民族,实行不尽相同的考选办法。 金太宗初年,亟需网罗大批汉族士大夫治理新占领的汉地州县,于天会元年(1123年)11月、二年2月和8月,连续三次考选进士。考试分词赋进士和经义进士两类。前者考赋、诗、     

明代卫所设置对土家族土司社会构建的影响

土司统治时期是土家族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土家族土司社会的构建经历了元、明、清改土归流之前的几个时期,其中明代卫所设置对土家族土司社会的构建影响最为深远.社会基层组织的设置、官吏名称的使用、风俗习惯的形成、文化教育的发展、族称的出现等社会构建的因素,均留有卫所影响的痕迹.     

拉卜楞“觉姆”(尼姑)寺实地调查报告

在甘南藏区人们称尼姑为“觉姆”(jo—mo),其意为“佛母”,她们被视为人世间之“卓玛”(sgrol—ma),“卓玛”在藏语中意为“仙女”,也称“度母”,度母乃藏族崇拜之女神,她实为观音菩萨之化身;传说: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有解救众生苦难之菩提善心,她在拯救解脱众生苦难时,可随时应机以种种化身出现,然而,人世间苦难众生太多,他觉得自身力量单薄,于是使展应身法相,将自己变为11面、32面,最后变化成千首千眼,但仍解救不了世间众生之苦难,观音菩萨悲伤的流泪了,结果她流出的泪水,左泪珠化成了“白度母”(sgrol dkar),右泪珠化为绿度母(sgrol ijang),借以辅佐她解救众生(特别是世间苦难最深的妇女们)脱离苦海……。正因为觉姆们被视为人世间之“卓玛”,所以,她们在蒙藏社会中颇受人们之尊崇。     

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系要

一 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是与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rhropology)相对应的人类学两大分支之一,该学科名称于1901年由美国学者霍姆斯(1846—1933)首次创用,且在不同的地区和时期又有不同的传统称谓,如;在英国称“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yy);在欧洲大陆各国称“民族学”(Ethnology)。近年来,“文化人类学”有逐渐取代“民族学”而成为通用术语的趋势。意指从历史的及进程的角度来考察文化。当强调社会制度做为文化的定型的组织或一种     

“石牌话”探析

在自称“拉珈”的瑶族,曾流传一种民间文学形式——“石牌话,”或称“石牌料话”。石牌话类似自由体歌谣,它着重于讲述和解释石牌制度所制定的条规——“石牌律”。具有文学和科学的双重价值。本文拟从它的产生、形式内容、艺术特点及社会价值等方面,作初步的探析。一、石牌话的产生石牌话是为石牌制度服务的一种文学形式。所谓石牌制度,就是1942年国民党反动势力血腥统治大瑶山前,存在于大瑶山范围内的一种带有原始民主残余的社会政治制度。它把有关维护生产、治安、保障社会秩     

建立完善五项机制 整体推进民族村(居)民主法制建设

近年来,济南市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党的民族政策。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以深化法德教育,提高民族村(居)干部群众整体素质为前提;以落实“四民主、两公开”制度,推进民族村(居)自治为重点;以建章立制,实施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管理为保障;以促进民族村(居)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民主法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为目标,建立完善“五项”机制,整体推进民族村(居)民主法制建设,有效地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一、　健全组织领导机制,确保民族村(居)民主法制建设有序进行 民族村(居)民主法制建设,是基…     

西夏

西夏是我国北宋时期以党项族为主体、以现在的宁夏地区为中心建立的一个封建割据地方政权。公元1038年(宋仁宗景佑五年)建国,自号“大夏”、“大白上国”、“白上大夏国”,史称“西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传十主:元吴—谅祚—秉常—乾顺—仁孝—纯佑—安全—遵顼—德旺—(日见)。公元1227年(宋理宗宝庆三年)灭亡,历时190年。如果按《宋史·夏国传》所说,从“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拓跋思恭所建的夏州政权算起,历时347年(公元881年—1227年)。     

金瓶掣签与神判文化

金瓶掣签制度是清朝乾隆皇帝为进一步完善活佛转世制度、加强对西藏政教监管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它的产生深深根植于中国自古就有的神判文化。神判是“神明裁判”或“神意裁判”的简称,又叫“神断”、“天罚”、“巫术裁判”等。金瓶掣签就是清朝根据藏族的社会情况,以及客观存在的活佛转世制度、神判文化而制定的神判仪式。     

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初探

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本质上是国家对各地土司和土司地区民众进行治理的制度,土司制度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诠释。在“制度治理”语境下,元明清土司制度遵循制度建构——制度改革——制度运行——制度效益等一整套制度逻辑,并始终遵循这个制度逻辑和理路渐次展开,为王朝国家治理体系的丰富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元明清中央政府土司制度治理主要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教等五个方面着力,以此充分显现国家治理能力。从土司制度治理的实际情况看,渐次从元明两朝的“因俗而治”逐递向清代“依法而治”的转变,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王朝国家制度治理的必然。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虽然在不断丰富完善、充实优化,对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治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尚未达到土司制度治理的预期效果。由此可见,土司制度并不是什么先进制度,最终不得不改土归流,由中央政府流官治理土司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