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理学与反理学及汉学——康乾江南思想文化概略之一

清代康乾统治者大力宣扬程朱理学 ,却并无理学哲学的建树 ,只是理学的回光返照而已。相反是反理学的思想成为清代哲学的精华。乾隆以后理学让位于汉学 ,汉学成为清代学术主潮 ,崛起了乾嘉学派。其中惠栋吴派盲目从古 ,且不废理学 ;戴震皖派则具有怀疑精神 ,又与反理学相连系。但汉学与理学一样脱离实践 ,又遭到有识之士的批判亦是必然的     

清代洛学史撰述中的“汉宋之争”与“朱陆之辨”

清代洛学史撰述以梳理中州理学传承脉络为主要内容,是理学学术史著作。其在处理汉宋关系问题上,基本上承袭理学"道统"之说,认为汉学的地位远不及宋学。但由于编撰者治学经历不同,且受到了汉学风潮影响,多数著作在撰述中也进行了变通。"朱陆之辨"属理学内部之争,清代洛学史在撰述中对此存有不同观点,但以调和程朱、陆王为主流,这一方面是出于振兴理学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中州理学治学传统的充分体现。从整体上看,清代洛学史著作在处理"汉学"与"宋学"、"程朱"与"陆王"关系问题上态度较为和缓,呈现出较强的学术包容性。     

王先谦汉学研究与书院传播

王先谦是晚清一位重要的汉学大师。受道光以后晚来湖湘汉学之风和督学江南时江浙考据学派的影响 ,王先谦的治学呈现明显的汉学倾向 ;在湖湘理学传统和晚清经世思潮的影响下 ,王先谦的汉学又不同于传统的乾嘉汉学 ,已走出纯粹的考据而呈现出既趋重经史考据 ,又能调和汉宋、兼采古今、求实致用的多途取向。王先谦一生治学讲学 ,始终没有离开过书院。正是借由如南菁、思贤、城南、岳麓等书院 ,王先谦为传播汉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略论清初汉学宋学的分化

清初,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理学盛极一时。但这时的理学已日趋僵化,理学界弥漫着盲从、迷信、虚妄说教的风气。理学地位的独尊和学术的苍白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状况引起众多学者的不满。他们从学术的角度,通过考据、辨伪来证明宋学错误,进而攻击程朱理学,为汉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清代理学探析

清代虽有汉学的“复兴”,但理学仍有一定的地位。从它本身的发展看,清初数十年间,曾出现了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志士仁人,他们修正宋明理学,趋向求实致用,在学术史上自有其光辉的一页;乾嘉时期,汉学兴起,如日中天,理学遂日渐衰落;及道光以后,理学呈现了迥光返照的状态,但亦有个别有识之土主张学习西方,挽救危亡,为振兴中华而奔走呼号。从总的看,理学作为一门学术,已逐渐面临它的尽头。     

费密对理学“道统”论的批判

费密(1625—1701),字此度,号燕峰,四川新繁县人。费密承其家学,毕生研究经、史,著有《弘道书》、《尚书说》、《史记补笺》等。晚年定居泰州,与万斯同、万斯大、阎若璩、钱谦益等往来,“纵横经史”,学问圈内的人皆“推服其经术文章”。然而他的著述大部分“湮晦罕传”,终致“三百年来几乎没人知道”,诚为可惜。 费密生活于明末清初,其时统治了中国思想界六、七百年的宋明理学已江河日下,成为思想界众矢之的。王夫之从哲学思维的高度,批判、改造了理学诸多范畴和命题,建造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从而终结了理学;黄宗羲等人侧重政治问题,痛斥了理学所维护、所美化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顾炎武等人则以宏扬汉学、倡导训诂考据,来否定理学“发明义理”的治经路数,挽救理学“空谈义理”所造成的巨大的社会危机。费密推崇汉学与顾炎武接近,然他的特色在于集中全力攻击理学的所谓“道统”论。     

方东树与晚清程朱理学的复兴

方东树作为桐城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为晚清程朱理学之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用毕生精力研习性命、义理之学,推动了理学的发展;撰书公开攻击汉学,捍卫理学,为理学的复兴做出了贡献;他讲学授徒,游说友朋,为晚清理学的复兴争取支持力量并培育了一批理学名家.方氏的努力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最终促进了晚清理学复兴的进程.     

论罗泽南的理学思想与军事活动

程朱理学是湘军的主要精神支柱。湘军名将罗泽南则是一个服膺程朱理学,并用以指导军事活动的典型人物。具体分析罗泽南理学思想与军事活动之关系,对于我们了解理学对近代社会政治的影响是颇有意义的。罗泽南早年深受理学思想的薰陶。乾嘉时期,由于复杂的原因,汉学虽然在全国“风靡一时”,直驾程朱理学之上,但湖南却比较特殊。这是由于湖南境内的学者大致都极力维护宋学、反对汉学。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石鼓书院是湖南省内固守程朱之学的堡垒。罗泽南就曾肄业于城南书院,从学于山长贺熙龄。他又与当时家居的理学家贺长龄,唐鉴相往来,“往语学问,甚洽,过从无     

乾嘉汉学家的经学思维方式及其政治意义

本文对乾嘉汉学的出现及其两种学风、乾嘉学者反理学的思想内容及其思维方式，进行了较为详实的论述。作者认为，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主要内容看，宋明理学与乾嘉汉学并无本质区别，乾嘉汉学家们也始终未能超离出经学传统的窠臼     

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吗?——"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一

有学者认为: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是桐城派与“汉学”交恶的肇始者。针对这一论断,提出:汉宋学之争的框架不适合于方苞,方苞没有也不可能反对“汉学”。方苞的学术思想是在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背景下形成的,他深受“实学”思潮的影响,这一影响不仅表现于方苞前期的学术取向,也表现于他对程朱理学的选择,即重在程朱理学的经世方面,而不是本体论方面;从方苞最为致力的礼学研究中也不难看出“实学”思潮的影响,他的礼学思想从渊源上可以说是与“汉学”同源的,他的“理寓于礼”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还为“汉学”家“以礼代理”思想的形成开拓了道路。     

西方早期汉学试析

17-18世纪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在学术史上属于早期汉学时期.西方早期汉学大致可以1688年为界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以利玛窦为首的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儒生的帮助下,研习文化典籍,体察风俗习惯,使早期汉学一开始就处在较高的起点上.第二阶段,由于一系列的原因,早期汉学转入法国中心.西方的早期汉学为19世纪以后现代成熟的汉学搜集了多方面的原始资料,奠定了基本的研究领域.     

从“实事求是”的理念看乾嘉汉学的时代特征

作为清代学术代表的乾嘉汉学,每以“实事求是”的治学口号相标榜。以东吴惠氏为代表的吴派汉学和以戴震、凌廷堪为代表的皖派汉学及其后学扬州学派的阮元等学者,各学派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即对汉代学者班固提出的“实事求是”说的阐释和运用是各有侧重的。通过对“实事求是”的不同理解与阐释,乾嘉各学派不仅展现出了各具特色的治学面貌,而且也在治学理念上摆脱了宋明理学的框架,建构起新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展现出乾嘉时代新儒学的时代特征。     

略论伏尔泰的历史观——以伏尔泰对博絮埃的基督教神学史观的批判为讨论

伏尔泰 (Voltaire)是理性主义史学家 ,博絮埃 (J .B .Bossuet)是最后一位著名的基督教史学家。在启蒙运动中 ,理性主义史学和基督教史学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较量 ,此次较量以伏尔泰对博絮埃的批判为代表 ,以理性主义进步史观的胜利为结局 ,集中反映了伏尔泰理性主义历史观的特点。     

民国学者视野中的美国汉学研究

在民国学者看来,美国汉学显然无法同法德日等国的汉学相提并论,但美国汉学界稍有影响的汉学新著出版后,即有民国学者撰著书评进行引介和评述。考察这些书评,不难发现在民国学者看来,美国汉学存在诸如研究者的中文修养薄弱、解释和译注史料时常存误解误译、材料搜集和材料审别难以博雅以及观点或结论常如隔雾看花,难求其情真理得等局限。美国汉学固然存在不少缺陷,但在民国学者看来仍有可取之处,如公开合作之精神、新颖之视角和方法、重视组织结构与系统性、冷僻领域和材料之注意等。面对海外汉学著述,民国学者坚持一种批判研究的态度,在充分注意其局限之同时,尽可能挖掘有助于中国学术之可取处。民国学者对待美国汉学的这种批判研究的态度及其所撰书评,对当下中国学界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剂清醒剂。     

从“海外汉学”到“中国学”学术共同体的构建——曹顺庆教授访谈录

从晚清民初开始，海外汉学学术共同体逐渐确立，学术范式也随之形成，而范式的形成迎来了汉学学科的建立。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该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进程中有了巨大的改变，其变化影响着学术范式的变化与发展，这种嬗变意味着海外汉学学科的革命性进步。访谈中，曹顺庆教授就学术范式转变中关于学科称谓、学科建设、学术自律、学术前沿以及在该学术共同体中中国学者所承担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等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大致勾勒出海外汉学学术共同体起承转合的发展路径。     

"兴亚论"与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中国情结

受明治时代“兴亚论”思潮影响在后来走上中国学研究之路的一批青年,创立了近代日本中国学的京都学派。积极致力于日中学术界的交流,重视对中国的实地考察和实际接触,采取了“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的客观的科学的态度进行中国学研究,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上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无锡国专与现代词学

无锡国专是现代教育史上重要的国学教育机构,这里不但聚集了一批诗词研究专家,而且还培养了一批现代词学研究人才,他们的词学研究既带有传统学术的印记,又具有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学术品格,无锡国专是考察中国词学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对新世纪汉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海外中国学也好,海外汉学也好,是一个学科领域,而不是一个学科。这个学术领域包括了若干个各种各样的学科和专业。因此,没有谁可以说囊括中国研究的所有领域。但是,随着学科的发展越来越精细,政治介入学术越来越深,海外汉学的研究领域扩张了很多。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成分越来越大。因此,需要在汉学研究的目的和基本方法、汉学的意识和理念、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化的重建、汉学的实际研究效应几方面做具体的探讨。     

新时期海外汉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年海外汉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影响甚大,主要表现在：第一,海外汉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散佚资料的搜集、整理作出了巨大贡献,某些海外汉学著作本身就是极具参考价值的重要文献;第二,海外汉学促进了大陆文学评判标准的改变;第三,海外汉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拓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空间。     

对现行真理定义的几点异议

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两大对立思潮。从古希腊开始,理性主义获得了系统和全面的发展,然而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非理性主义兴起,他们的批判促使理性主义逐步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