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谜”与“谜底”

日本之“谜”与“谜底”林连德夏衍先生在去世前些年，曾在一次日本问题研究会上说过：“日本是个谜。”这位熟悉日本情况的文化名人作如是说，引起了人们猜日本之“谜”的兴趣。对于崇尚个人自由、嗜好标榜“人道”并“严以待人、宽以律己”的美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战...     

南街之我见

南街村这几年的经济发展比较快，为了探究南街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我曾三次奔赴南街村搞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我认为南街村这几年走的道路，不是南街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日。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在中国搞了几十年，而且许多地方搞得比南街村更彻底，在改革开放前的那么多年里，没有听说有任何一个地方是通过这种途径致富的。我认为南街村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其一，改革开放的政策，为南街村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外部环境。其二，南街村的经济快造发展，得益于各级政府和金融部门的支持。全日那么多个村庄，有哪一个能够像南…     

屈原生年之“谜”

屈原生年之“谜”程嘉哲在一些人眼里，屈原整个是个谜，甚至连他在历史上存不存在都是个谜。其实，所有关于屈原的“谜”，几乎都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找到答案，用不着盲人摸象似的瞎猜，或者寻找什么窍门去“破译”。屈原的存在是不成问题的，但这是本文后面将涉及的话题，...     

为什么艺术作品会有谜一般的特点——阿多诺的分析及其启示

阿多诺认为，艺术作品具有谜一般的特点，因为艺术创作是用同一性的精神来表达不能用同一性表现的精神，精神的这种自我矛盾使精神难于被理解；在艺术作品中，精神还与反精神的东西相冲突，存在着模仿和建构的冲突；艺术作品在社会生活中天然地无法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但是又必须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于是，它就只能如此这般。艺术所要把握的非同一的东西类似于康德的“自在之物”,当艺术把握这个不能被把握的“自在之物”的时候，艺术陷入了一种“幻相”;既然艺术所要把握的是非同一的东西，那么这个非同一的东西就无法用概念来说明，当艺术作品用直观形式来呈现这种东西的时候，它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神秘”的色彩。由于艺术作品具有谜一般的特点，所以解释艺术作品就成为艺术作品的必要内容。     

“杭州共产主义小组”质疑

在中共“一大”召开以前,杭州究竟是否成立过“共产主义小组”?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明确肯定:“‘五四’运动后一年,共产主义小组就在上海、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杭州等中心城市中成立起来了。”另一种是实际否定:“一九二○年八月,为了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从当年秋天到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建立了这样的小组。”这里明显地没有提到杭州,当然也并未完全排除在上海等六地以外,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可能性。我认为弄清“一大”前是否存在“杭州共产主义小组”,对研究我党早期历史,尤其是浙江地方党史,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现根据本人接触到的资料,粗略考证如下:     

从莫斯到列维—斯特劳斯:“玛纳”与实践观念的可译性

“玛纳”这一典型的巫术概念构成了社会人类学的一个经典“案例”。莫斯与列维—斯特劳斯对它的不同诠释体现了从法国社会学派到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转折及分歧。本文从莫斯的文本出发将“玛纳”定义为“实践观念”，并以“可译性”为切入点，试图证明在“实践观念可译性”问题上的分歧背后隐含着社会本体论、社会科学方法论和行动哲学这三个层面的分歧。最后，本文认为，关于莫斯与列维—斯特劳斯之关系的最常见观点实际上是对这一关系的过度简化。     

马克思实践概念中“应当”与“是”涵义探考——基于实践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内涵转向

当代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对诸如马克思道德概念、共产主义理论等一些核心思想中始终存有“应当”与“是”的涵义之争。解决这一争议需要我们追问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并进一步考察实践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观念论转向中的内涵转换、演进的过程。康德划分了现象必然世界（“是”的世界）与道德自由世界（“应当”世界）之间的界限，将人类的道德实践诠释为“应当”按照自我颁布的道德法则去行动。谢林“绝对同一”打破了主客体之间的界限，实现了德国古典哲学由先验向绝对观念论的转向。黑格尔哲学中继续秉承了实践概念“是”的内涵规定，并将其进一步演绎为主观道德外化为客观伦理的人类精神历史运动。马克思以实践辩证地统一了主客体，赋予实践概念以“改造世界”的全新内涵，但其“本质对象化”的生产实践中仍然保留了“是”的内涵范式，并将其融贯于道德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联合体等其他核心理论之中。     

第三条道路上的悲剧——民主社会主义主要政治观点评析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多元化”、“超阶级民主”、“社会改良”和“全民党”等观点进行了剖析,认为这是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分析了社会党国际所主张的“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模式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     

本雅明“意象化思辨”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阐释

与同时代西欧各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有所不同，本雅明既反对以实证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也反对以激进政治和历史进化论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他用了一种独特的“意象化思辨”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辩护。本雅明将“潜存的超验意志”纳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主张以批判性、反思性与非体系性的意象化思辨，激发作为世界历史主体的大众和无产阶级重新认识共产主义，突破历史宿命论，将革命契机置于当下，使共产主义成为新的社会历史聚合形式，完成人类解放之道路。     

论徐积对荀子人性论的辨正

“徐积作为宋代理学之一员，站在性善论的立场对苟子人性论展开阐释与批评。徐积驳斥苟子人性论的论证依据，否定苟子以人有欲善心理来论证性恶的做法。针对苟子将性、情同质化的思想倾向，徐积力辩性、情之别；此外，徐积也力斥苟子将耳目之官视为性的做法。对于苟子的礼伪论，徐积指责其“伪”为“虚伪”，这种指责并非徐积对苟子的无理攻击，而是其基于不同的学术立场对苟子思想作出的必然评价。徐积对苟子人性论的诸多辨正，其中确有切中苟学关键之处，但也存在着以己度人、误解苟子之处。     

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凸现——邓小平理论和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之比较

严格说来，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在取得了政权以后如何进一步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的视野。这一问题真正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升出来是在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遭到挫折以后，而在邓小平时代，这一命题再一次得到极其清晰的提升。围绕着对这一问题的求解，社会主义观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得到重新开辟。邓小平理论的提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使得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不再是“天鹅之歌”。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     

西方学者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研究

西方学者近几年来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研究兴趣大增,研究机构中增加了一批新人。有一批西方学者对社会主义的研究立足于从共产主义威胁转向共产主义破产;但另一批西方学者则客观地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问题及其改革、变化及前景,认为“社会主义有合理成分,应保留下来”。目前西方学者在社会主义研究方面的两个派别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前一派批评后一派学者,称与社会主义国家旧政权“关系太密”。与我们     

梁启超教育思想论略

本文着重探讨梁启超教育思想，旨在揭示梁启超的教育主张及其实践的历史意义。在中国近代史上，一般将梁启超与康有为并列称为维新改良派的代表。但是他与康有为又有所不同。在梁启超的主导思想里一直存有“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①的理论。他认为中国的出路首先在于改造国民性，“新民是今日中国的第一急务”②，亦即只有唤起民众的觉醒，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素质，中国才能发达强盛。因此，梁启超倾其毕生精力为之“维新吾民”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就成为他救国思想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实在说来，无论问政、述学，也无论治事、…     

历史再考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进一步考察这一过程，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党的十五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阐述。一、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要分两个阶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两个发展阶段的学说，即共产主义社会将经历“第一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作为社会主义，以区别于它的高级阶段；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划分为几个阶段的思想。这些思想的提出，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理论升华——读李云河同志的《中国农村户学》一书

最近,有幸读到李云河同志《中国农村户学》一书,很受启发。这是中国农村理论研究中的一朵奇葩,他把十多年来在全国各地农村中普遍实行并取得了举世瞩目成效的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的“户”提高到了理论范畴加以研究,并作出了创造性的,令人信服的阐述,使理论界为之生辉。对中国农民运动的研究,过去存在着理论上重视农民,实践上却排斥农民的倾向,长期视农户为“小农经济”,认为“小农经济”是每时每刻都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因此,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农户的经济行为不断地打击、斗争,年年月月“割资本主义尾巴”,长期以来对农户施行捆绑政策。农村之“户”当时成为理论大禁区之一,人人望“户”生畏,谈“户”色变,“包产到户”成为“极端落后,倒退、反动的做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纲领”。“户”的周围高悬“危险境地、严禁通行”的无形黑牌,凡靠近或误入禁区的,无一不因这个问题而受到株连。“理论上重视农民,实践上打击农民”的最后结果是杠子打在“户”的头上,痛苦落在农民身上。这种对农户的打击政策和国外鼓噪一时的“家庭崩溃论”是一脉相承的。     

马克思与黑格尔相一致吗——“资本主义生产同艺术相敌对”初探

<正>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要艺术和诗歌相敌对”。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与黑格尔的“我们现代的一般情况是不利于艺术的”观点基本上相一致,区别只在于预见到共产主义光明前途的马克思并不悲观而已。笔者认为这种“相一致”论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是孤立地从字面上简单比较而产生的误解。其实,这两个论断是完全不同的,马克     

培养社区意识 促进社区发展

领导班子中总力型和法理型相结合的权威与村民的接受、维护、发展权威形成良性互动，成为权威结构促使社区发展的第三个原因。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的调查中看到，乡村中有号召力的人与被号召的人之间的互动是有直接关系的，韦伯亦认为，勉力是一个人的非凡品质，其“关键是这种品质实际上被接受魅力统治的人，即‘追随者们’作出何种评判。”调查中我们看到，华西村、南街村的村民对领导集体评价甚高，亲切地称带头人为“好班长”，他们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地参与来支持村党委、行政的工作，使决策最大程度地民主化、科学化。领导和群众心往…     

辽宁缘何“辽海”

关于辽宁文化之命名，日寸下学界多数人观点认为当以“辽海”之名冠之。其实将辽宁地域文化命名为“辽海”，今日只是重提，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人早有此意，其中著名史学家金毓黻先生在其《静晤室日记》对“辽海”一词考证甚详，诸如“辽东考”、“辽海即辽东”、“辽海之名即见《晋书·前秦载记》”等，     

论马克思的自由观──兼评伊斯顿的《马克思和个人自由》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问题,一向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喜欢谈论的题目。他们或者从正面攻击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自由”,诬蔑说“压制信仰、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①;或者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名,行歪曲马克思主义之实,奉行“以共产主义之道,还治共产主义之身”②的策略,抓住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否定马克思的晚期著作,制造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对立,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这个为资产阶级津津乐道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除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