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涧彝族"跳菜"的文化功能及社会作用

南涧彝族"跳菜",是南涧彝族饮食文化和舞蹈艺术传播的重要途径,也是南涧彝族神灵信仰和价值取向传承的媒介.更是南涧彝族社会伦理和民族心理的直接表达."跳菜"不仅提高了南涧的知名度,而且促进了当地民族民间文化的发展.     

湘西苗家跳鼓活动研究

“栗那”是湘西苗族一项民间传统的跳鼓体育艺术活动。其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在湘西苗区尤为盛行 ,深为当地苗家所喜爱。本文通过对湘西苗家“栗那”跳鼓活动的历史探源、跳鼓活动的内容与形式以及跳鼓活动所需设备器材等诸因素的叙述 ,力求使这项古老的苗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人所知 ,并使之发扬光大。     

《说文解字》所收“葵”义考

《说文解字》释为“菜也”之“葵”当为今锦葵科锦葵属二年生草本植物葵,今有“冬葵”、“冬寒菜”、“蕲菜”等名。“葵”得名于其“向日”之特性。“葵”有两个显著特征：一为叶大可随日而倾,一为菜滑而味美。蔬菜中以“葵”为名者,多取此二特征。在许多文献中,葵被误注为“蜀葵”或“向日葵”。葵菜明代以后种植渐少,但并非完全退出饮食园圃,现在我国一些地区仍种食。     

《夷坚志》与"天心法"

天心法是崛起于北宋的符道法。天心派道士用“天心”一词似向人们表明 :他们的道法乃是上通于天 ,从而能产生某种感动天心、使之作出反应的效果。因此 ,“天心法”往往与民间巫术信仰发生联系。根据宋人的笔记 ,天心法在北宋中期就已经在民间传播开来。时至南宋 ,“天心法”在民间更为普及 ,而这一点在《夷坚志》中有生动的反映。     

堂菜与台菜

中国饮食文化自古以来有八大菜系之分。最近几年，有关国宴“堂菜”和“台菜”的说法流传甚广。何谓“堂菜”和“台菜”？“堂菜”的“堂”字取自人民大会堂的堂。它本是人民大会堂主厨随口一说的名称，而1984年出版的《人民大会堂国宴菜谱集锦》，首次为“堂菜”正名，堂菜也由此成为八大菜系之外的又一个新品种。     

春食荠菜赛仙丹

荠莱,别名野荠、地菜、护生草、鸡心菜,为十字花科植物,生长于田野、路边及庭院,全国各地均有栽培。荠菜,不但具有独特诱人的清香和美味,而且药用价值也很高。民间有“三月三,荠菜赛灵丹。”“春食荠菜赛仙丹” 的说法。中医认为,荠菜性味甘、凉、入肝、脾、肺,有清热止血,清肝明目,利尿消肿之功效。这里推荐几款食疗方,供大家选用。     

数字‘七’发微

数字‘七’发微钟年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七”是个意味深长的数字，它常出现于民间文学作品中，尤以神话传说为最，例如《庄子·应帝王》里著名的“混沌开窍”故事就含有“七窍”与“七日”：“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     

周作人儿歌观考辨

周作人儿歌理论体系由民间儿歌与新儿歌两部分构成，其核心要点是“儿歌者，儿童歌讴之词，古言童谣”。由于该理论是在新儿歌（创作儿歌）缺席的前提下产生的，所以，笔者认为其中“儿歌者”之“儿歌”当是特指民间儿歌，并非新儿歌。因此，周作人儿歌观之实质乃是“民间儿歌即童谣”。     

小议《花间集》的“诗客曲子词”特性

《花间集》对民间曲子词过渡到文人词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花间词”既有文人“长短句之诗”的文学性，又具有民间曲子词的娱乐性，欧阳炯提出“诗客曲子词”这一称谓正好揭示了这种特征。     

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养生长寿之道

钱学森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和“火箭之王”，长期在科学研究的尖端领域呕心沥血，夜以继日的钱老，却能得享98岁高寿，奥妙何在？在饮食方面，钱学森没什么讲究。他说“四菜一汤就挺好”。从不抽烟，也不喝酒，这是他一生坚持的原则。     

茗菜与苔菜考辨——兼谈茶事之起源

茶事起于何时,向来有不同的观点.《晏子春秋》有“茗菜”之语,很多学者据此认为战国时代便已有茶之事,《中国茶叶大辞典》更是将晏婴列为古今第一茶人.本文利用文字学、词源学、版本学、气候学、地理学等方面知识,对《茶经》、《太平御览》、《晏子春秋》等书中的五段类似的引文进行逐一辨析.笔者认为《茶经》的“茗菜”引文并不可信,“茗菜”当为“苔菜”之误,或《晏子春秋》中并无“茗”或“苔”字,这条语料并不能被用来证明战国已有茶之事.本文还简要分析了先秦可能是茶的有关文献记载,认为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先秦有茶的观点并不可信.本文利用“二重证据法”,从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角度分析,认为茶事起于西汉.     

论清代华北民间教门长期延续的原因

论清代华北民间教门长期延续的原因孔祥涛明清时期之华北，乃是许多民间教门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这里不仅教派众多，群众基础雄厚，而且对朝廷威胁最大。清代“王伦之乱”、“癸酉之变”均是直鲁豫一带的民间教门之所为。前者惊醒清廷“康乾盛世”的美梦，后者则直撼紫禁...     

吕思勉论史三题

文明民族见陵于野蛮民族、官僚与官僚政治、历代的武力不振与兵制的关系，这是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文明民族何以见陵于野蛮民族？这是史学大家吕思勉最关切且经常思考的问题，他“反复史事而深思其故”，认为这是文明民族的社会出现了“病态”，其病根一是由于政治的败坏，二是由于民族武德的衰颓。针对这两个病根，吕思勉分别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对于前者，当行督责之术与地方自治；对于后者，唯有豫兵于民和藏械于民间。这种“反复史事而深思其故”的治学方式，全是为了给国民而不是给君主帝王提供“有资于治道”的历史启示，这实在是吕氏治史的根本目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吕氏的史学实践为传统的“经世致用”赋予了全新的内容。     

“文章之权”何以在下?——时文的“传统化”与明末的时文文化

在明末数十年里,针对科举时文,民间的时文选家较之官方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个现象被称作“文章之权在下”。既有研究多从社会与制度两方面指出,此现象是由民间社会发展和政治控制松动等条件促成的。但在时文仍然是科举考试功令文字的背景下,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民间的时文选家凭什么能对“文章之权”可以由自己掌握建立起充分的自信,并在很短时间内即获得天下士子的共信?这是因为,通过将时文纳入“文学”或“经学”的既有传统之中,选家们在科举功令之外为时文另建了一套世所公认的价值。这就是时文的“传统化”。获得不依附于科举考试的相对自足的价值,这是时文的“传统化”带来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果,由此也对明末时文文化的整体性格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除了具有“遇合之资”的现实面相,时文作为“写照之文”与“立教之书”的理想一面,在那时获得了空前绝后的高扬。     

N连跳，该反思的岂止富士康

“第9跳”者尸骨未寒,包括高僧在内的各路高人云集富士康或出谋划策或念经作法之际,“第10跳”、“第11跳”、“第12跳”依然接踵而至。富士康员工跳楼频率之高、提速之快,令人瞠目结舌!     

启蒙与权力的黑色书写——毕飞宇小说解读

对“启蒙”话语及“民间”生存秩序的考察与思索是毕飞宇小说的两个中心主题。在他的笔下,“神圣”的“启蒙话语”被粗野、蒙昧的“民间话语”一再地冲击、颠覆,“启蒙者”被羞辱、愚弄,毫无还手之力,这构成了对“启蒙神话”的质疑。而另一方面,“民间”的话语环境中也渗透着强烈的权力意识,“民间”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具有权力“规训”力量的空间,成为极权政治获取其合法性的土壤和源泉。“民间”不再是想象中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牧歌之地,它的复杂、蒙昧与野蛮也粉碎了知识分子的文学性想象。     

羌年、羌语、羌人

羌年：立体化的保护模式 何谓“羌年”？据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羌族专家张曦介绍,每年农历十月初一为“羌年”,这是一个民间庆祝丰收的节日,羌族同胞会举行独特的敬神仪式,以及各种娱乐活动。按民间习俗,过羌年时要还愿敬神,全寨人一起吃团圆饭、喝咂洒、跳莎朗,直到尽欢而散,整个活动仪式由“释比”（羌族巫师）主持。     

到“乐我家”菜园，最实惠

“大妈，今天又来给孙子买好吃的菜了？”“是呀，排骨、西红柿，每天换花样，孙子爱吃，关键是这里的菜新鲜、放心，还便宜。”这热络的对话在“乐我家”菜园每天都会发生。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北干二苑社区，     

猎头 不只“狩猎”这么简单

这是一个有袋鼠特性的年代，人们都巴不得三跳两跳跳出个锦绣前程来。“猎头”作为人们在职场中的“助跳”媒介，如今在公众视线中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发现、追踪、评价、甄选和提供高级人才，猎头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力和高效的辨别力，为“猎物”提供了新的机遇，向企业输送了新鲜血液。那么，猎头仅仅是“狩猎”这么简单吗？     

《唐书志传》《两朝志传》的史传倾向分析

《唐书志传》和《两朝志传》同属于说唐系列小说发展初级阶段的作品，两部小说的编订者都怀有“补经史之所未赅”和“裨益风教”的目的。但事实上，两书都未能像《三国志通俗演义》那样使“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誉录”。为什么自视甚高的上层社会竭力推崇的“精心”之作却颇受冷落，而趋近于街谈巷议的俚俗之作却广泛流传呢？这主要是以教化为目的的所谓“精英文化”与以娱悦为主旨的世俗文化之间的隔阂造成的，尽管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两书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严重的史传倾向也促使作品自身疏离民间，这是传统的“史贵于文”的观念造成的，同时也证明所谓上层文化欲对民间文化进行驳正是十分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