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恢复高考的岁月

那年恢复高考前我在长江江心的一个小岛上插队劳动。在此之前我已经在这个长青岛上“接受冉教育”4年了，而且我早已准备再继续个4年或者40年也说不定。那时知青除了老老实实“扎根”外，还能有什么企图？没有，也不敢有。不过我算是个例外，因为我在1973年就已经写小说了——当时写小说就是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     

知识青年批林批孔

我插队的那些年,正赶上全国上下都在批林批孔。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从小就当红卫兵、红小兵的知识青年自是不能例外,而且还要在生产队里当先锋,歇息下来的所有开会学习,几乎都是我们知青带头口诛笔伐。批林,对我们这些偏远乡村的小青年,不可能了解多少“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篡党夺权的罪行,只能把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按报上讲的批上一通。     

爱说好话的瑞士人

刚到瑞士时，我患了重感冒。有一次在公车上，我喷嚏连连。我每打一次喷嚏，车上乘客就“轮流”转过头来对我说：“祝你健康!”当时，我好不习惯这样的“关注”，怪尴尬的，还没到达目的地就提前“逃”下车，不料下车前还有不少人（包括司机在内）齐声祝福我“早日康复”!     

披沙寨:我的伊甸园

当年，我到西双版纳去，很大原因是我对北京的“文革”联倦了。1967年，红卫兵已退出“文革”主流，我以最后的热情和朋友编了一本杂志——《准备》。尽管这刊物已从犯乱的政治转到了文学，尽管我在其中的小说《站在最前线》中极力讴歌了第一张“大字报”的诞生（据说《城市采风》一书称此篇关红卫兵文学先河），但还是被中央“文革”的某位大人物定为“反动刊物”，于是我微底厥倦了。于是1968年春节刚刚过，我上路了。坐了三天三夜火车，又坐了四夜五天汽车，西餐版纳到厂。出续前，北京的冬天造未遇大，然而一路南行，春季就被省略了。中…     

那年月 我们不敢谈情说爱

1971年，我高中毕业后，响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我插队至一位亲戚家，论辈分那位亲戚是我的叔公，他当时是生产队的队长。鉴于我初来乍到，不怎么会干农活，他特地指派了一位干练的姑娘做我师傅。姑娘小名叫玲玲，性格活泼开朗，为人热情大方，她的外表长相正如那首《小芳》歌里所唱的：“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伙食

我插队所在的清徐县王答公社属太原主产粮区，但就是粗粮多、细粮少，主食多、蔬菜少。当时种粮主要说产量，上面要求“达纲要、过黄河”，只要产量上去就行。由于水源逐年减少，王答的土地盐碱化严重，再加上土地以胶泥土为主，板结非常厉害，唯一能高产的粮食就数高粱了。     

100首歌伴我走过50里夜路

那是1969年,毛泽东同志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的年月。当时,我作为首批上山下乡的带队老师,奉命带50多位学生前往顺昌县插队。50多位学生分别落户在相距50多里的两个大队。这些从未离开过家庭的初中生,刚刚接触农村生活,处处感到陌生。为了照顾他们,我经常从这个队赶到那个队。公社还比较支持,     

我想对母亲说

母亲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终身。这么多年过去了,总有一件小事萦绕在我的心头。“文革”初期,时任北京十一中学校长的母亲被红卫兵关在北京十一中学里批斗。年幼的我送衣服时,红卫兵们开恩让她回家一     

批斗会开成杨琴独奏会

每次见到扬琴,我就想起从呼和浩特遣送回老家,进行劳动改造的那个会打“铮棒铮”的人。 记得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村里（代县阳明堡镇七里铺村）活跃着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当时,在轰轰烈烈的“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中,也不知道红卫兵从哪里弄回一架扬琴来,可是宣传队里的人们谁也不会鼓捣这个洋玩意儿,就把它摆放在大队部里当稀罕物来看。     

宋代化石标本鹦鹉螺发现始末及其意义

文化大革命中,我因下放在江西省武宁县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一九七四年客居武宁县化肥厂,与该厂主任涂兆庆同志为比邻。记得时值端阳,与涂等人燕饮,借凭吊屈原的机会,以释“投荒”的愁苦。当时我正在从事一宋代墓葬的考古工作,出土文物颇多。因谈及古代器物,引起了涂的强烈兴趣,向我提及他家藏有一块刻有文字的花石头,不知是否也是一件古物?随即邀我至其家,取出那块奇异的石头,求我考     

刘俊秀同志二三事

正刘俊秀是农民出身的省级领导干部。"文化大革命"前,他长期主管江西农业和农村工作。20世纪50年代我在省委党校学习,最喜欢听他做报告。他做报告从不用讲稿,一边讲一边做手势,通俗生动,很受大家欢迎。"文革"初期,我在江西省新华书店编辑组工作。一天门卫告知我,说有位老干部找我,我赶紧跑去迎见,竟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当时省委领导都靠边站了,但他还在省生产指挥部工作。他曾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部回忆录——《生死斗争三个月》,因不少红卫兵找他讲革命传统,为此他想把《生死斗争三个月》重印一些发给红卫兵。这时,江西人民出版社被     

踏征程

1973年9月24日,太原铁路局在体育场举行盛大的欢送仪式,欢送我们这些职工子女——城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扎根落户干革命。我作为一名才初中毕业就报名下乡插队的知青,有幸亲身经历了这一喜悲场面。在此之前,我已乘坐母亲所在单位的卡车在市区＂游街＂两三次了。当时正值太原知青上山下乡掀起新高潮的日子,我和许多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一样,被当作一场政治运动的宣传品,很是风光了几天。母亲所在的单位——铁路医院和太原铁路局、太原市革委会分别召开场面壮观热烈的欢送会,发给我们每人一个在当时极为时兴的草绿色挎包，上面用红漆印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毛体字，还有一个脸盆，一项草帽、一块白肚毛巾上也分别留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等宣传口号。     

中年负笈走东瀛

当我开始写在日本留学经历时,我发现自己的手在微微地颤抖,也许是情绪波动太大的缘故。回想我一个老三届学生(老初三),作为有着10年上山下乡“土插队”的经历之后,又经历着“洋插队”的自费留学生,在这些年来所饱尝的艰辛与磨难;回想在学位取得与研究成果方面我为之锲而不舍的努力奋斗和为之付出的日日夜夜,常使我一颗平静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下来。     

于小伟：圈内恋情不靠谱

为了得到《闯关东前传》中管良的角色，于小伟赴了一趟“鸿门宴”。“当时我在国外，这部戏的制片人打电话给我，说有一部高满堂老师的剧，能不能约个时间见一面。去了之后，制片人亲自下厨，高老师、导演、化妆师都在，俨然就是一场‘面试’。”于小伟说自己当时很紧张。“后来高老师才告诉我，他们之前就商量好了，如果觉得我合适，他们就请我喝酒，如果不合适就只吃个饭，下次再合作。那天我们喝了好多酒。”     

那晚上我长大了

我在家老小，“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平时习惯了大事靠父母，小事找姐姐，依赖性很强，直到下乡插队。队里买了拖拉机，队长觉得知青有文化，决定让我开。我们队穷就靠冬天搞副业挣点钱，拖拉机男社员白天上山拉石头，晚上我到河套拉沙子。     

中国式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个最普通不过的中国老人。生活上极其将就,一生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乐趣就是读书。只要有时间,他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书。我们兄妹几个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早早失学,连中学都没上成,“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能全考上大学,不能不说得力于父亲的这种潜移默化。 父亲爱读书,有时又过于书卷气。“文革”中也就是顺理成章地不合时宜。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在“文革”初期,母亲因所谓的历史问题被押到学校批斗。当时的父亲却似乎胸有成竹般地冷静,他让我们围坐在他身旁,拿出一本小册子,以肯定的口气说,中央号召红卫兵要文斗不要武斗,你妈不会有事的。可事实却是母亲被打成了重伤。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我     

一次约会

这是由红娘牵线，双方认识后我和老田的第一次约会。这天上午１１时，我在市老年大学开完通讯员会，就匆匆下楼去候车，等了好久也不见车的踪影，我站立不宁。好容易才上了车，又在中途换车，等到达目的地已超过预约时间４０分钟。一下车，老田就从站台旁站起来，责怪地说：“你怎么才来？我等你一小时了。”不等我说个为什么，她又诉苦说：“来一辆，我迎一辆，下一个我看一个，就是没有你，简直令人心凉。”我歉意地说：“我在那里等车也着急呀，遇上堵车也不由己。”她说：“你怎么不打个‘的’？十块钱就舍不得？”不容我回答，又说：“…     

家有好儿女

我和老伴育有两儿两女。儿女们从小跟着我们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和“十年内乱”的艰苦岁月，所以深知父母的艰辛和生活的不易，都能自爱自强，好学上进，孝顺父母。两个儿子、儿媳在外地工作，回家时间少，但常打电话来对我和老伴嘘寒问暖。他们若出差或去外面旅游，动身前和到达目的地以及回到自己家里时，都会打电话把情况告诉我和老伴，     

美国阿米绪人和赌城拉斯维加斯

7月的夜晚，火车奔驰在南加利福尼亚的土地上，目的地是西海岸的洛杉矶。而我的思绪却远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近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两个地方由于特殊的因缘，在浮光掠影中，有了一点深刻的感受。在兰开斯特，面对的是一个“另类”的族群；在拉斯维加斯，面对的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城。     

汽车人为什么打不过霸天虎

近来，变形金刚全球上映，记得小时候爱疯了擎天柱，动不动学着“汽车人变形”，然后嘴里发出吱吱略略的声音浑身乱扭，在大叔大妈众目睽睽下居然还觉着自己很酷。而且整天缠着我老娘给我买个变形金刚（当时那玩意可不便宜）我父母被我吵的无奈就去玩具店给我搬了个回来。可是搬回来我大失所望，原来这两个老人家搬回来的是个红蜘蛛。我当时问我爹怎么搬这个玩意回来？我要擎天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