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重污染行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2—2021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企业内部能力因素的视角出发,以管理层能力为调节变量、绿色创新能力为中介变量,探究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管理层能力对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绿色创新能力在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分样本检验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研发投入、资源特征与大数据企业经营绩效

基于2015年—2019年我国大数据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研发投入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究了财产性资源特征与技术性资源特征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研发人员投入与当期、滞后期企业经营绩效均呈正相关,且在滞后期影响更为显著;研发经费投入与当期企业经营绩效呈负相关,与滞后期企业经营绩效呈正相关;资产流动性在研发投入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起着正向调节效应,技术积累程度在研发投入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起着负向调节效应。因此,大数据企业应提高研发投入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重视资产流动性与研发投入、技术积累程度与研发投入的合理匹配。     

区域文化与企业技术创新

中国企业的创新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为探究区域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是否会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基于GLOBE文化模型,从三个维度研究区域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利用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文化的不确定性规避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著为负,区域文化的未来导向、集体主义导向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均显著为正。（2）在民营企业中,区域文化的未来导向越强,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就越强,而在国有企业中,这种调节效应不显著。（3）区域文化的不确定性规避越强,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就越弱,这种调节效应在民营企业中仍然显著,但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企业和国家制定创新策略时,应当考虑地区文化的差异,采取更加因地制宜的创新举措。     

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分析政府补贴政策的特征及其影响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理论机制的基础上,运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直接和传导效应。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具有激励效应,且国有企业较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效应更强;研发资本要素市场扭曲能够强化政府补贴激励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并与产权性质联合调节政府创新补贴效果;创新投入与融资约束在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效应;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持续性具有负向抑制效应,政府补贴效果受到研发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和产权性质明显的负向调节作用,且创新投入与融资约束在政府补贴对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效应。     

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

以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制度环境对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市场化进程显著正向调节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地方政府干预对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呈倒“U”型关系。因此,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适度的政府干预有利于研发投资绩效的提升。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中介效应的检验

采用Wind数据库2007—2019年出口型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使用Huang和Luk构建的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并进一步验证融资约束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中国出口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显著,同时融资约束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出口企业研发投入。此外,异质性出口企业的研发投入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民营企业和年轻企业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而对国有企业和成熟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国家在制订和调整贸易政策时,应全面权衡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出口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以更好地服务出口型企业。     

企业社会责任、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以2010—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基于高管激励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高管薪酬激励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高管股权激励则对此表现出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非国有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要强于其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基于此,企业应持续强化责任意识、优化薪酬体系与深化股权监管,以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不同类型政策对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的影响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具有准公共性和不成熟性双重特征,得到了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但政策作用机理及效果评价却未引起足够重视.通过引入动态可持续能力的中介作用和政策敏感度的调节作用,构建政策影响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的理论模型,并利用312份来自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的样本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和调节回归分析探讨不同类型政策发挥作用的机制、路径和效应.研究表明:命令控制型政策对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具有显著负向效应,经济激励型政策与鼓励引导型政策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动态可持续能力在鼓励引导型政策与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而在经济激励型政策与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政策敏感度在经济激励型政策、鼓励引导型政策与动态可持续能力之间产生了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这些结论揭示了不同类型政策对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对企业提升其可持续绩效具有重要决策参考价值.     

复杂企业环境下辱虐式领导、团队效能、团队绩效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

企业的辱虐式领导行为将导致领导与下属关系恶化,因此需要对辱虐式领导进行有效管理,以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通过从群体层面来探讨复杂企业环境条件下的辱虐式领导、团队绩效与团队效能感的作用机制,认为:①辱虐式领导与团队绩效显著负相关,辱虐式领导能够预测团队绩效水平;②团队效能感在辱虐式领导与团队绩效之间存在中介作用,辱虐式领导将降低下属团队效能感,进而降低团队绩效水平;③企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在辱虐式领导与团队绩效之间存在调节作用;④企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在辱虐式领导与团队效能感之间存在调节作用;⑤企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在团队效能感与团队绩效之间存在调节作用.     

国有资本授权经营能否助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来自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证据

自2014年开始逐步试点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是当前国资国企改革的重大举措，本文基于这一准自然实验，以2009—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运用多期DID方法实证考察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授权经营能够显著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表明，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可以缓解政府干预和管理层代理问题，刺激企业技术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地方国有企业、竞争类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较小以及外部制度环境较好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我国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的关键阶段,企业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必须依靠创新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高管是企业的关键决策者,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7年中国949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首先,分别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的三种模式,即货币薪酬、股权和在职消费激励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其次,文章还探讨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高管薪酬激励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别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模式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产出。为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文章还采用更换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指标的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依然稳健。高管自身风险厌恶程度和个人能力等因素不仅会影响高管薪酬水平,而且还会影响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决策。文章以"2014年央企薪酬改革"这一政策事件为时间中点,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2014年央企薪酬制度改革的外生政策冲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管薪酬管制政策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但对其研发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一是通过设计显性与隐性激励相结合的高管薪酬激励契约,并在对管理层的考核方案中适当引入非短期会计业绩指标来激发企业高管进行主动创新的积极性。二是通过"两权统一"、长期股权激励等方式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从而鼓励企业的创新行为。三是可适度提高在职消费激励手段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应用,并辅以审计监督控制从而避免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溢出效应对企业R&D行为的影响研究

技术创新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方式,然而溢出效应的存在却是无法避免的。利用实物期权和博弈论的方法,可以对存在溢出效应情况的企业R&D行为进行建模,并反映溢出效应对企业R&D行为的影响。模拟的结果表明,R&D项目的溢出效应与竞争对手的模仿能力,都将降低R&D项目价值及其成功的概率。研发过程和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都将提高R&D项目的价值。然而,前者会提高项目研发成功的概率,后者则会阻碍项目研发的成功。     

政府补贴、资本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 ——基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4—2018年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逐项回归法,研究政府补贴、资本结构与信息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且将资本结构作为调节变量,探讨资本结构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三者之间关系在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信息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资本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同时,资本结构对政府补贴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且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显著。为此,信息技术企业应完善自身资本结构,合理举债,提高盈利能力,为研发活动预留充裕资金;政府应加大对信息技术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补贴,在资金以及政策上给予支持。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股权结构、会计信息质量与Ｒ ＆ Ｄ 融资约束

融资约束是制约企业R&D投资的关键因素。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以会计信息要素供给和股权制度要素供给为切入点,寻求R&D融资约束的缓解路径。以2010—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发现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对于缓解企业R&D融资约束具有显著作用,且这种作用与企业股权结构密切相关。股权集中度较低、制衡度较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对R&D融资约束缓解较显著,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对R&D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较强。     

“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

近年来,有学者尝试沿袭高阶梯队理论逻辑,探讨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海外经历与企业创新决策之间的关系。但是,“海归”高管如何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作用却鲜有相关实证研究。尤其是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企业作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众多积极主体之一,“海归”高管的双重社会资本优势如何在创新激励中发挥作用,其人力资本价值走向引领创新驱动发展的投放方式,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基于高阶梯队和社会资本理论,从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视角探讨了高管“海归”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机理,检验了企业产权性质对二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资源松弛状态在二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在“海归”高管与人力资本优势、与企业创新投资等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三个研究假设：与本土高管相比较,关于企业的研发投入,“海归”高管的意愿性更强;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中“海归”高管对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表现更明显;资源松弛在“海归”高管和企业创新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海归”高管增加了企业资源松弛度,进而提升研发投资水平。通过W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获取2008年至2016年期间深交所和上交所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并设定5个研究模型分别用以度量“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检验“企业产权性质”对“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企业资源松弛度”在“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且效果十分显著。企业聘用“海归”高管后,R&D投入显著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显著增强;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中“海归”高管的积极研发投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应更明显;“海归”高管通过增加企业资源松弛这一中介路径推动提升R&D投资水平,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雇佣“海归”高管的企业,其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显著高于没有“海归”高管就职的企业,企业“海归”高管在高管团队中所占比例越大,越能够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研究还发现,相较于“海归”高管早期在海外求学的经历,其海外工作的经历对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果更明显。研究结论从企业创新的视角揭示了“海归”高管的创新驱动引领作为独特的人力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从企业自底向上的维度提出了我国积极引进海外人才的发展策略。     

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沪深10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所有制形式和行业污染属性对企业的环境管理行为实施频数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国有控股企业的实施频数大于民营企业的实施频数,重污染企业的实施频数大于轻污染企业的实施频数;企业环境管理行为的实施频数与企业规模呈正相关关系,与企业的发展能力呈负相关关系;而企业的地理位置、绩效、资产周转率及成立年限对于企业环境管理行为的实施频数没有显著影响。     

高管节俭会提升国有企业绩效吗？

自党中央提出“八项规定”以来,我国掀起了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新风尚。高管节俭作为高管个人特征的重要体现,对企业经营具有重要的影响。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以2008—2020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了高管节俭特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女性高管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节俭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高管节俭程度的提高,企业绩效得到显著改善;女性高管正向调节高管节俭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进 一步研究表明,中央“八项规定”作为外部冲击事件,能够显著促进高管节俭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此外,高管节俭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在中央企业中更大。因此,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提升国企高管的节俭意识,加强廉政作风建设,并构建刚柔并济的“政府—国企—高管”互动监督机制。     

政府干预、市场竞争对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

政府干预和市场竞争对企业的监督、激励和决策等内部治理机制有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效应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两类不同所制形式的企业中有不同的表现。政府和市场除了对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有直接影响外,还会通过政策法规途径对其施加影响。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中国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政府行为的改善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