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否促进对外贸易发展？

随着新一代信息革命的到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文章基于2013—2019年中国353家上市公司数据以及64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模型分析中国新型数字设施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及进、出口贸易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作用机理有所差异。中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和进口贸易中的影响主要依靠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作用,而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则主要依靠贸易成本发挥作用。在此前提下,中国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注意合理布局,既要培育贸易增长新动能,又要优化出口结构布局,通过加大对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构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合作机制,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水平,促进双方贸易合作的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版物出口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发展出版贸易是中国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为了探讨“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有助于中国出版业在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下实现对外贸易的新发展，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和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为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和文化距离三个方面，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不同国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整体处于成长阶段，“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中国的出版物出口贸易发展，且该正向效应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优化沿线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和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版物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异质性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低等收入国家、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出版物出口贸易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文化背景相似国家的贸易的促进效应最明显。     

双循环战略下贸易便利化对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及空间效应

在国际关系日趋复杂、多边贸易合作趋于紧张的背景下,削减双边贸易成本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发展的必要举措。基于贸易便利化削减双边贸易成本的作用机制,采用面板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贸易便利化与双边贸易成本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以及各国与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成本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且样本期内贸易便利化的空间自相关程度逐渐加强,而双边贸易成本的空间自相关程度则不断减弱。(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地削减各国与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成本,且削减作用在时间上存在滞后性,在空间上存在空间溢出效应。(3)贸易便利化各领域指标中,海关环境、基础设施和市场准入对双边贸易成本的削减作用较大,电子商务和制度环境的削减作用较小,而金融环境的削减作用不显著。(4)贸易便利化对双边贸易成本的削减作用受国家性质和国家所处地理区位的影响且存在门槛效应,削减强度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人口密度及其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相关。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FTA的贸易效应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仅有3个沿线国家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基于2000—2018年国家层面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真实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法治水平下的异质性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自由贸易协定签署显著促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伙伴国的双边贸易，并对中国与沿线较高法治水平伙伴国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2)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主要从需求侧、供给侧、供需交易三个方面通过经济规模、技术创新、外汇储备和贸易成本四种机制对中国与沿线不同法治水平伙伴国的双边贸易产生异质性影响，具体表现为：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带一路”沿线较高法治水平伙伴国中主要通过扩大经济规模、增加外汇储备和降低贸易成本对其与中国双边贸易产生促进作用，未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而促进双边贸易；而在“一带一路”沿线较低法治水平伙伴国中未能通过这四种机制对双边贸易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应加大力度推进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提质扩容，同时因地制宜地放宽对低法治水平国家的贸易优惠政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基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研究阐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对于当前中国优化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有效激发贸易效应，应对外贸环境的不利冲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视角，构建2007-2017年中国与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总体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有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往来，且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而非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发挥贸易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无论区分贸易方向还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差异，互联网基础设施都具有明显的贸易效应，其中：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在沿线发达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在沿线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以及沿线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新形势下中国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要注意合理布局和把握建设力度，既培育贸易增长新动能，也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亚五国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研究

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速器",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 日益凸显.文章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构建跨国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种类基础设施及其交互作用对中国与中亚五国进口贸易效应、出口贸易效应以及双边贸易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使得一国对外贸易获得有效发展,能源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的进口贸易效应、出口贸易效应及双边贸易效应大小不一、作用不同,不同类型基础设施交互作用的贸易效应具有不确定性.同时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如要契合地理特征、发挥好基础设施的边际溢出效应,整合要素资源、提高跨境产能合作能力,借力经贸合作、发挥资金在"新基建"中的杠杆作用等.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环境及潜力研究——基于HT模型的实证检验

运用2009-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数据,基于HT模型实证研究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影响因素,并对沿线国家贸易潜力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国家双边贸易额与人口规模、沿线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正相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距越大,双边贸易往来越密切;同为WTO成员方阻碍双边贸易。进一步分国家类型进行检验,发现发展中国家影响因素与全样本较一致,而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主要影响因素为沿线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中国人口规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潜力各类型均有分布,中国对东南亚和中亚国家潜力较小,而对中东欧国家则潜力巨大。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贸易与能源效率关系研究——基于DEA模型与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成为全球大国、重构特定区域内国际秩序的政治战略。区域经济合作是实现途径,能源是重要支柱。文章利用中国与经济带沿线10个贸易伙伴国的面板数据,运用DEA模型测算能源效率,并引入改进的贸易引力模型探索分析经济规模、能源效率、地理距离、国际合作组织等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对于经济带沿线国家而言,经济规模对双边贸易具有正向影响,而能源效率、地理距离与双边贸易呈现负相关关系。同时,文章通过分析中国与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对实证结果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尝试对制定长期经贸合作与区域发展相关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近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持续增加,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程度不断深入,在此背景下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是否具有优良的减贫效应,减贫效应是否会因国家属性不同而产生异质性的影响,这种减贫效应又是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机制来传导的,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对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63国的面板数据,依照所属区域大致将沿线63个国家划分为六大板块,构建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相关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并采取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探索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降低东道国贫困率的成效显著,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强劲的“拉力”,显著地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贫困人口的减少。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减贫效应不存在明显的地理区域偏向性,也不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为绝对界限;以“是否布局有孔子学院”作为代理变量来衡量文化距离的远近,在“文化距离近”的国家效果更为优良,而对于“文化距离远”的国家影响并不显著。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挥减贫作用的过程中,就业创造与基础设施建设承担了部分中介效应的功能,通过这两种机制,东道国经济的自生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通过创造就业岗位与完善基础建设“双渠道”,提升东道国的自生能力,为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发展步入良性循环。通过关注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因地制宜地挖掘贫困地区潜在市场的比较优势,来实现自主减贫。与“输血式”减贫相比,这种“造血式”的减贫方式以提升自生能力为导向,更为有效而持续。为避免模型中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原结论仍然成立;为保证文章实证分析结论的可靠性,采取分别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终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以就业岗位创造为本、以人才培训为源、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进一步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促进减贫合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影响中国OFDI流入的实证研究

东道国基础设施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参差不齐,会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OFDI)产生直接影响。使用UC模型测算东道国的交通、能源、通信和综合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构建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来实证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整体上存在基础设施偏好,说明了“设施联通”对拉动投资的基础作用;此外,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显著,相邻国家综合基础设施、交通和通信都能够通过扩散效应拉动中国OFDI流入东道国,突出了国家间“政策沟通”的必要性;基础设施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不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不同。最后,分别从企业、东道国和中国政府角度出发,对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和促进中国OFDI提出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以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为视角,基于2005—2015年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利益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进该国的贸易利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都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利益的提升,其中通信基础设施还能够通过提高贸易的时间效率对贸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设施联通为依托,加强本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动权,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人力资本积累是改善民生的根本途径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尚书》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经典描述。民生问题连着国运，国运昌盛的重要指标是看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为此，从以下角度阐述了几个问题：民生问题实质上是国民素质问题；提高素质、改善民生的根本途径是积累人力资本；改善民生必须先改进“民质”，积累人力资本必须优先发展教育。指出民生问题不仅仅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更是攸关国家兴衰的政治问题，必须加以重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以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为视角，基于2005—2015年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利益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进该国的贸易利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都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利益的提升，其中通信基础设施还能够通过提高贸易的时间效率对贸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设施联通为依托，加强本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动权，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中国与RCEP国家贸易潜力研究

文章运用ESI 和G-L 指数对2005—2019 年中国和其他RCEP 国家的统计数据进行对外贸易 竞争性和互补性分析,并构建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与RCEP 伙伴国的影响因素及其贸易潜力进 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同RCEP 各国的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体现在不同的产品领域,且国家间 差异较大;(2)中国与RCEP 伙伴国的经济规模、首都距离、双方人口之比、对外开放度以及双方是否签订 FTA、是否接壤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双方贸易的流量;(3)中国同RCEP 各国的贸易潜力系数围绕1 上下 小幅波动,潜力尚有释放空间。基于此,就如何进一步深化中国同RCEP 各国经贸合作,提升双边贸易潜 力提出政策建议。     

社会网络调节下文化距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联系的加强,除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等因素外,文化距离成为影响双边贸易关系的重要变量。孔子学院和华人网络构成的社会网络可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两国的文化距离,减轻文化距离对双边贸易的抑制作用。构建以文化距离为核心解释变量,社会网络为调节变量的实证模型,基于2008—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2个国家的贸易数据,探讨社会网络调节下文化距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政策调整提出建议。     

汇率变动、OFDI与出口贸易——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关系的经验分析

巩固和发展同欧亚经济联盟的经贸合作关系对于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深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结合引入汇率因素的结构化贸易引力模型,在理论层面上构建了汇率变动、OFDI与出口贸易关系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将汇率变动划分为汇率水平变动与汇率波动,引入第三方汇率波动并细化为区域邻国汇率波动、中美汇率波动和中欧汇率波动三方面,采用2003—2017年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贸易和投资面板数据,运用全面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工具变量法(2SLS、GMM和LIML)等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汇率变动、OFDI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以及异质性汇率变动条件下OFDI的出口效应。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OFDI与出口贸易呈现互补关系;汇率波动对出口贸易产生显著抑制作用,而汇率水平变动影响则不显著;区域经济一体化显著降低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出口贸易; 引入第三方汇率波动变量,发现第三方汇率波动效应具有异质性,区域邻国汇率波动有助于促进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出口,而中美与中欧汇率波动影响并不显著。利用国际贸易标准货物分类(SITC)将出口产品分为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进一步探究OFDI对异质性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发现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OFDI与不同类型的产品均具有显著互补关系,汇率水平变动对不同类型产品出口影响仍然不显著;双边汇率波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显著抑制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出口贸易,同时在考虑第三方汇率波动的情形下,双边汇率波动对初级产品的影响程度增强,对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影响减弱;第三方汇率波动对不同类型产品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初级产品中第三方汇率波动均显著促进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第三方汇率波动均无显著影响;资本密集型产品中仅有邻国汇率波动促进出口。设定汇率变动、第三方汇率波动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与OFDI的交互项模型,实证检验了异质性汇率变动条件下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OFDI的出口效应,研究发现OFDI出口效应中,汇率波动具有显著抑制效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汇率水平变动影响不显著;第三方汇率波动效应具有异质性,区域邻国汇率波动显著抑制OFDI的出口效应,而中美和中欧汇率波动影响不显著。     

要素密集度视角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潜力及提升路径研究——基于254种产品贸易的证据

十年来,“一带一路”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贸易合作的新亮点。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一带一路”沿线60个国家为研究样本,利用2001—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从空间视阈运用动态空间面板随机前沿模型检验了要素禀赋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的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效率的变化特征,并分析了不同类别商品贸易的合作潜力,进而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和贸易潜力的适配性提出未来释放贸易合作潜力的路径。研究结论表明:基于互联互通指数构建空间互联互通矩阵,检验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时间—空间双重正向依存关系,自然资源要素和资本要素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劳动力要素方面存在一定“竞争关系”,创新要素的贸易促进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在控制变量方面,东道国经济规模、工业化程度、城镇化水平、两国间存在共同边界、签订协议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均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合作,地理距离仍然是阻碍双边贸易合作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双边贸易合作还会受到非效率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贸易合作尚有较大拓展潜力,以上结论经过贸易距离矩阵和经济地理矩阵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异质性方面,进一步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明显产品异质性特征。在贸易效率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效率不断提升,尚未达到“最优状态”。从贸易潜力层级看,再造型贸易伙伴数量最少,成长型贸易伙伴居多,不同类别产品贸易潜力层级结构呈现非均衡结构特征。最后,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与贸易潜力的适配性,可将贸易伙伴划分为集约高效型、效率引领型、稳步提升型和规模扩张型四类贸易伙伴,在此基础上提出单边突破式、扬优补短渐进式和跨越式三种贸易潜力释放路径,为促进“一带一路”实现“贸易畅通”,高质量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