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管理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在现代公共管理中,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形态和公民利益需求的多元化,政府已不可能包揽所有公共事务。近年来频发的公共危机事件也使政府意识到独善其身难以满足公民的需求。非营利组织因其具备自治性、独立性、公益性和相对透明、公开等特性,在民众中有一定的公信力,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时有其独特的优势,因此,非营利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作用不可低估。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理想模式,应是一种以政府为核心力量,与非营利组织积极合作、平等协调、良好互补、互相监督的良性伙伴管理模式。本文拟通过阐述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的主导力量和非营利组织参与的优势,分析非营利组织和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现实矛盾,提出对发展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建议。     

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视角下非营利组织的政治参与

非营利组织作为政治活动中一股活跃的力量正在进入人们的视野,在影响政府决策与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作用,推动着公民进入政治生活系统的进程。基于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政治参与,型塑了公民社会的培育与发展。后现代情景中公共行政提供了这样一种公共能量场,在此场域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间形成一种结构性关系并使其话语权得以实现,而这是以非营利组织话语表达符合话语正当性原则为条件的,即符合政治参与的规则。     

社会效益债券: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法律制度创新

党的十九大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当下财政"新常态"为破解民生类公共产品供给困局增加了新的滞碍。作为公共服务供给创新的产物,英国和美国的社会效益债券制度厘革修正了政府直接出资购买社会服务的传统民生产品的供给体制,径由发行社会效益债券融通社会资本应用于社会服务供给。政府作为委托人不直接为服务付费,而是以服务结果为导向———为效果而偿债,较好地实现了减轻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等多重目标。在政府简政放权、社会资本合作参与和社会治理改革的背景下,我国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可以改造升级这一国外的金融创新,依托政府、社会资本与社会组织共济合力以期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绩效、增进社会福祉。     

中国政治性非营利组织成长模式探析

市民社会的缺失极大地影响到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生存与发展 ,公民通过非营利组织维护自己的权益 ,影响和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是公民社会的题中之意。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历史及政治性非营利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 ,政治性非营利组织是一把双刃剑 ,它们既可兴邦 ,也能乱国。从政府机构分离、自上而下形成与国家合作互补的非营利组织 ,是当前中国政治性非营利组织的成长模式。随着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政治性非营利组织既与政府合作互补 ,也致力于监督政府行为、限制政府滥用权力。     

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与政府行为选择

公共物品领域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使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成为可能.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依赖于农村的非营利组织形式,其主要包括农村行业协会、农村合作组织和农村社区自治组织.但是,要保证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性,政府必须在政策上、经济上和道德上予以支持,加强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     

从美国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经验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美国社会管理体制网络化合作治理的经验在于:以政府再造过程为动力原点,社区自治为平台,非营利组织体系为经纬线,建构从公民个人到社区组织,从地方政府到联邦政府等多重社会主体,扎根于基层社区,联接于非营利组织网络,以基层社会需求为重心,平等合作,形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的多重网络,以替代官僚制支配、控制之下,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单一化、垂滴式的模式.对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启示在于:以政府重塑的过程,向基层社会授权,推进民间组织生长,建构中国的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格局.     

论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保障的理论依据

非营利组织是近年来比较引人注目的一种新兴力量。在国外,非营利组织参与提供公共物品的历史较久,国外的相关研究也较多。特别是西方国家为了应对“福利危机”而纷纷对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改革,把非营利组织吸收到社会保障领域中来。不少学者专门对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保障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的理论,主要有市场失灵论、政府失灵论、公共治理理论、第三方管理理论和福利多元主义等。这些都对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保障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浅析非营利组织在公民参与进程中的作用

公民参与是民主的内在要求,是公民社会的有机要素,而增进高品质的公民参与是非营利组织的重要使命之一。通过揭示非营利组织发展与公民参与的内在联系,非营利组织在推进公民参与进程中的特征,为增强非营利组织在公民参与进程中的作用提供可行性建议,如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参与能力,营造有利于作用发挥的外部环境等。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研究--一个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视角的分析

本文运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代表人物科尔曼的信任理论,对中国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认为,由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非营利组织帮助其解决社会问题,参与公共管理,它有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的需要.但如果非营利组织的行为超出了政府的预期范围,政府将蒙受损失.政府对于是否应该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存在着矛盾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建立某种社会结构、创立严格的进人制度、惩罚和奖励机制,来监督和约束非营利组织的运行.这两套维持信任的机制的实施,大大提高了非营利组织值得政府信任的概率.这是中国非营利组织在短期内得以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因由政府、市场与农民

政府主导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是为了实现社会产出最大化,市场参与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政府投资与市场投资具有资产专用性特征,双方有合作的动机与行为。而有效合作是通过第三方来实现的。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管机制的建立,应该是以政府主导主体、市场参与主体为主导力量,同时接纳农民受益主体,三者共同参与,以公共事业监管机构为有效治理的组织载体,通过制度内和制度外的监管机制实施对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过程和供给行为实施有效监管,实现约束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动机以及规范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的供给行为。     

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分析

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为政府供给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但其存在效率低、成本高、服务差的局限。多元主体供给公共物品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可行的选择是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在保证公共物品“公共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和第三部门的功能优势,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公共需求。     

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研究

充足的公共物品供给在经济建设中有重大意义。文章分析了公共物品的性质及其供给模式,运用博弈论对公共物品的市场供给和政府供给效率进行了比较,认为我国应该构建多元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推进服务型政府改革,明确政府和市场边界,减少公共物品供给中寻租行为。     

当代市民社会理论语境下的行业协会及其中介功能

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继承了近代市民社会理论将“国家-社会”二分法作为市民社会实体存在的依据,继而进一步提出了“国家-市民社会-经济”三分法,并在此基础上界定市民社会,把市民社会指向与政治国家、市场社会相并立的第三域,社会中个组织构成市民社会的主体。行业协会一直是市民社会理论构戍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市民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发展的实践中,行业协会具有联结市场和政府的中介功能,是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下的中间调节机制,     

中国公共管理改革30年的基本经验与未来取向

我国公共管理改革三十年来,形成了如下基本经验：民生问题是政府改革的重中之重：机构改革要和政府职能转变有机统一;要从市场、社会、第三部门等广阔的视角来理解公共管理改革;“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始终是政府所追寻的目标;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结合具体国情配套进行。同时,改革也存在职能转变不充分、本土化程度低等问题。我国公共管理改革的下一步的取向表现在本土化、地方政府改革、大政府系统、民主型治理结构、解构与建构等方面。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工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农民增收、生活富裕。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加重了农民负担,供给不足影响了农民增收;必须充分认识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工程,对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化解公共风险、建设和谐社会有重大意义;要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建立“四位一体”供给体制,构建多主体、多层次供给格局,保障有效供给。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研究综述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是三农问题中的重要一环,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的进展。我国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也提出了有益的见解。从农村公共物品的制度外筹资与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供给主体、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与政府责任等四个研究视角出发,梳理近几年学者在此问题上的讨论和研究成果,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目前此领域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在于对农村公共物品的界定、供给模式、消费阻力、需求表达、监督机制、如何正确处理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减轻农民负担的关系、相关配套改革等方面尚且缺乏深入研究。     

媒介的公共产品转型与公民文化建构

人类生存于由自身创造的各种文化符号组成的虚拟世界中,媒介传播则是其中最为感性具象的符号体系,从而充当着人们获知外部世界的理想中介。通过互联网技术,媒介日益成为广泛参与的虚拟社区。因此,媒介具有作为社会公共领域或公共产品的先天因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媒介变革实质上是媒介的公共产品化转型,具体地说,是由计划经济时代理论上的纯公共产品嬗变为市场经济时代事实上的准公共产品。这一转型使媒介有效地参与并促进了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的健康发育。与媒介的进步相比,我国的媒介批评转型明显滞后,新型的媒介批评应当追随媒介转型的脚步,将媒介是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产品作为其最重要的尺度。     

关于我国收入分配差异的思考

收入分配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问题．也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方面。它不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由注重效率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但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仍然存在城乡差异、区域差异、行业差异。这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收入分配差异现象,已经不完全属于经济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     

政府与社会的双重建构:公共治理的实践命题

随着公民权利的扩张,提供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民主政府兑现其对宪法与公民的承诺的基本方式。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公共治理的多中心秩序。多中心治理实践的社会网络形式以及对公民社团的依赖,决定了政府需要按照公共治理的制度逻辑和行动逻辑对自身及社会进行重新构建。对中国的现实而言,政府既需要提高制度化的能力,加强元治理,也需要推动社会力量的建设,并在治理网络中提升网络治理的能力。     

村社本位、积极分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视角研究二题

农村公共品供给大多与村社有关。以村社为基础的农村公共品短缺,不只是国家无力出资来提供的问题,而且国家也无法满足以村社为基础的农村公共品的复杂要求。农村公共品十分复杂,每一个村社对公共品的需求都不相同,而只有村社居民最清楚自己所在村社缺少什么公共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村社共同体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标。在建设村社共同体过程中,积极分子是我们观察和理解当今农村的一个视角,以这个社会内生的力量来清理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的思路,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