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变中“自由—福利”的论争与逻辑演进——项政治哲学史考察

周秦之际的思想论争是周制危机于观念形态层面的反应,古儒强调家族本位、早期道家强调个体本位、墨家强调天下本位.在周制衰微、秦制崛起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儒、道、墨三家思想各自的一个维度均为法家所用,如儒家强调对个人权利的束缚、早期道家鲜有公民社会建构原则和国家负责制理念、墨家强调个人义务观等等,最终形成无公民社会基础的“国家主义+原子化个人主义”的二元同构.而如果从消解秦制、追求宪政民主制度的背景来考察,儒、道、墨三家思想的另一个维度,即儒家反对国家权力渗透、强调家族自治,早期道家反对国家干预私有权、强调个体权利,墨家反对国家权力滥用、强调国家福利责任等等,对于走出法家强权—弱责的政治逻辑、构建“古典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二元互补的宪政民主结构,均有现实意义.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从“人情”到“国家”——晋法家政治伦理内在逻辑脉络

法家的伦理思想几乎全部针对于政治,而晋法家作为法家的核心代表,其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的建构有着奠基性的意义。从历史上看,晋法家强调政治的起点是人的自然属性与基本欲求构成的"人情",而最终目标则是要确保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秩序,由此也就构成了中国古代具有理性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的政治伦理理念。这一理念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也是人们将中国古代政治称为"阳儒阴法"的重要因素之一。     

“太一”臆解——关于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的一项比较研究

郭店楚墓竹简《太一生水》所云“太一”(大一),实际上是作为哲学概念的“太一”,亦即“道”之别名.“太一”之义,大致与《老子》之“道”、马王堆帛书《道原》之“恒一”、传世本《周易》之“太极”、马王堆帛书本《周易》之“大恒”、《礼记》之“大一”、《孔子家语》之“太一”相仿佛,亦可与古印度吠陀经典《梨俱吠陀》之“唯一”参差比拟.它们是古人在探索宇宙生成、万物起源时所赋予的唯一的终板的根本者,惟因学派不同,故其称谓各异.追根溯源,“太一”说实属古中国“公共思想资源”之一,并非某家某派之专利.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征论——以“天人合一”观念为中心的考察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最根本的特征,主要类型有三种：儒家道德意义上的＂天人合德＂,道家自然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汉儒的＂天人感应＂。虚灵感应之＂心＂与有情的宇宙观可以作为＂天人合一＂思想可能的哲学根据。＂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追求、修养境界、审美情趣、政治理念、人格评价、价值判断标准的确立与形成皆产生了深远影响。     

契约自由、“契约自由权”与契约权利——一个私权逻辑理论视角的分析

按照分析法学的私权逻辑理论,契约自由并非权利,而是派生权利的契约关系的元形式,是民事主体之间“无权利—无义务”的关系状态,其实质就是没有法律限制。将契约自由混同于“契约自由权”对于契约权利本身的设定并无实际意义,反会成为立法者或裁判者滥用其意志侵害意思自治的借口。作为契约权利的元形式,契约自由决定了契约权利的本质必然为约定性权利,但也决定着契约权利只能具有相对性。     

自由与国家行为的限度──对“自由”概念的一项思想史考察

一、古代自由与城邦至上主义自由作为一个政治话题被人们思考可追溯到古希腊思想家对城邦政治生活的分析。一个城邦类似于一个主权国家,它包括一个城市连同其周围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城邦具有鲜明的个性,即城邦的公民具有明确的有关城邦（国家）的和宗教的社会一致性意识,①它是“由集宗教、道德和政治于一身的民族精神所统一起来的紧密社会。②由于对城邦及其宗教观念一致性的要求,城邦往往鼓励公民踊跃参与政治生活,如提供公职补贴、对参与政治集会给子金钱支助等等,同时限制、禁止公民中任何个人违害或既将违害城邦公益的行为。这…     

自由与国家行为的限度──对“自由”概念的一项思想史考察

一、古代自由与城邦至上主义自由作为一个政治话题被人们思考可追溯到古希腊思想家对城邦政治生活的分析。一个城邦类似于一个主权国家,它包括一个城市连同其周围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城邦具有鲜明的个性,即城邦的公民具有明确的有关城邦（国家）的和宗教的社会一致性意识①,它是“由集宗教、道德和政治于一身的民族精神所统一起来的紧密社会”。②作为公民的个人生活在这种一致性意识之下并通过各种政治参与活动对之加以损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诸多城邦政治实体。由于对城邦及其宗教观念一致性的要求,城邦往往鼓励公民踊跃参与政治生活…     

“民主”还是“民主主义”?——九十年来中国“民主”观念形成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

九十年前,自德先生、赛先生进入中国以后,民主与科学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理解现代性的主要标志。但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由此所导致的唯科学主义也深刻地制约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开展;实际上,以客观、透明、形式化的科学观念形成的民主主义观念,更左右了中国政治的现代性道路。民主主义理论在现代的兴起,除了古典共和主义衰落的背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一个关键。然而,人们往往只注意《社会契约论》中人民主权原则,而置公民宗教原则于不顾,这在晚清以来中国民主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同样如此。五四期间,这一逻辑在康有为、陈独秀之间有关宪政、民主与孔教为中心的辩论中达到高潮:民主仅仅成为与民选总统、议会等与专制对立的政治议题,而完全抑制和取消了它所包含的注重权利平衡以及公民德性养成的共和观念。     

秦朝法律思想形态的构建与瓦解——“儒法竞合”的意识形态话语解释

昔秦以法家立国称霸,承商君之刑统,采韩李之法术,构建一套法家化的意识形态。这一法律思想体系展示了“事统上法”的政法理念与统一化制度体系形影相依的法权格局,以“皆有法式”为合法性叙述,呈现出显著的“法治”面相。然而,及秦国进于秦朝之际,其政权神圣性话语失之疏阔,法治的兵刑修辞激化仇恨,于权力转化、政策转型、文化关怀方面均有疏失,未能有效解决法统困境以致重刑而亡。而在法家思想居于意识形态至尊,佐成秦治之际,儒家之学则弘扬品行德目,浸润世风,成为政法实践的一般知识与思维方式,显露儒学话语的生机,预示后世儒法合流之态势。秦朝法律思想形态的话语分析,既描绘出周秦汉之际“儒法竞合”的思想发展,亦透射着传统思想随皇权政治亦步亦趋的经世旨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概念的演进逻辑——对我国30年来政治发展的一种知识史的考察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概念的发展变化,可以为认识和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生活的变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纵观30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概念的研究线索,我们可以根据关键词的变化,把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时期"、"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时期"和"政治概念的多样化时期".     

儒家“家天下”的思想困境与现代出路——与陈来先生商榷公私德之辨

梁启超等中国近代启蒙学者从公私德的区分出发,批评儒家道德长于私德,缺少公德,而后者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建构乃是不可或缺的。陈来通过澄清相关概念,对此批评进行了纠偏,并提出近现代以来道德建设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公德,压抑私德,因此需要通过提升私德来达到公德与私德间的平衡。私德固然重要,但是陈来没有看到,公私德之辨切中了儒学"家天下"思想构架的内在困境,这一困境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提升私德来加以解决。在现代文明的社会中,儒家道德建设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区分私领域和公领域,明确家与国的界限,如此才可能在保护公领域的同时,成全私领域。     

荀子的礼法之治——解析荀子政治伦理思想中“儒”与“法”互补与融合

在儒家的思想脉络中,荀子一直显得较为另类,特别是在其政治伦理中所体现出的"隆礼重法",在政治实践中的"杂以王霸",使其思想显示出典型的经世致用的特点。而且,荀子也是先秦时期的学术总结者,他将"儒"与"法"结合起来审视社会现实,并且提出更为有效的治国方略,对于当今时代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因此,分析并诠释荀子思想的这种独特性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理念,并寻求有益于当代政治发展的思想资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走向一种层级分明的“大逻辑观”——“逻辑观”两大论争的回顾与反思

认识中国逻辑学发展现状与前景,需要进一步梳理与讨论逻辑观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当代中国逻辑学界关于形式逻辑与数理逻辑的关系和狭义逻辑观与广义逻辑观的长期论争,对于澄清逻辑学科各领域、各层面的分界及其关联机制起了有益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逻辑事业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研讨,通过清晰地区分推理与形式之多重语义,既可解答以往争论中由于层次缠绕所遗留的疑难问题,又可得出一种新的应用逻辑观念:面向特定领域系统探究逻辑因素在该领域的作用机理,以及逻辑因素与非逻辑因素的相互作用机理,以把握方法论模式为研究核心,旨在形成关于该领域的逻辑应用方法论,进而可获得一种涵盖基础逻辑学科群与应用逻辑学科群的层级分明的大逻辑观。这种逻辑观,有利于系统把握当代逻辑研究发展趋势及中国学术界在基础逻辑、应用逻辑和逻辑应用各层面的发展路径。     

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与沈阳先生商榷

沈阳先生在“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虽然可以理解．不无积极意义，但有三个大的方面仍然值得商榷：一、基督教教义与宪政理论虽然在逻辑上存在一定的联系，但由此把两者用线性因果关系捆绑在一起。以基督教教义去证成宪政政治正当性、真理性的方法是不可取的；二、基督教及其教会组织对此岸世界宪政政治实现的促进，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有利于权力得到有效制约的政治文化环境，而不是它直接卷入现实政治、积极去从事激进政治运动：三、究政政治体现的正义是一种动态生成的、底线性的和“消极被动”执行的世俗正义，它和由某种意识形态或宗教教义规定的，带有真理性的“普遍秩序”与“普遍价值”是很不一样的。     

治理形式与形式主义的生成逻辑——基于“文件政治”的实证考察

“文件政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形式。描绘“文件政治”的治理形式及其治理内容,观察“文件政治”的治理形式如何生成形式主义,有助于在归纳“文件政治”形式主义表现特征的基础上,总结出治理形式与形式主义的生成逻辑：必要的治理形式建立于层级组织,但多重层级组织同时作用于单一治理内容,就会造成伴随多重层级组织出现的表面治理形式明显偏离于实际治理内容,在治理形式与治理内容的偏离过程中,治理形式就会逐渐异化层级组织的治理行为,从而最终生成了层级组织的形式主义。     

翻译“论争”与“论战”——瞿秋白与鲁迅文学交往的思想史考察

瞿秋白与鲁迅的文学交往,以及他们与梁实秋的翻译论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问题和文学事件。鲁迅和梁实秋的翻译论争前后长达八年之久,后因瞿秋白介入而升级为论战。这场翻译论争,有文学与语言的论衡,也有民族文化和思想变迁的面相。鲁迅、瞿秋白和梁实秋在翻译观的多层面相间游走,在公谟与私谊间转换,求同存异亦因时势而定。具体而言,鲁迅和梁实秋的论争体现为技术主义、文化政治的偏重与艺术趣味的差异;瞿秋白和鲁迅、梁实秋的区隔有政党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势转移的旨趣分别。鲁迅和梁实秋、瞿秋白事实上存有翻译共识,即技术主义、文化对接与艺术品味的标高才是翻译的普遍自由之路。     

从“亲亲”之爱到路人之爱——儒家“亲亲”思想与现代慈善伦理通约的可能性进路

儒家的"亲亲"思想中蕴含着两条自然逻辑进路:其一,从"亲亲"到路人,是"爱"之情感生发的逻辑进路;其二,"家庭—宗族—天下",是共同体意识生发的逻辑进路。这两条逻辑进路构成了一个前后相因的整体性进路,昭示了儒家"亲亲"思想与现代慈善伦理通约的可能性。在认肯此种逻辑进路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的需要对儒家"亲亲"思想加以更新与发展,可能性才能转化为现实性。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有助于厘清当下的认识误区,促使现代慈善伦理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探寻其合理性根基。     

隐含话语、政治策略与伦理立场的夹缠——再论左联、鲁迅与“第三种人”的论争

1930年代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在不同时代曾分别被认为是文化上的"敌我斗争"或在"极左"影响下排斥"同路人"、压制"文艺自由"的事件,而鲁迅在其中从未敌视过"第三种人"。但考察历史会发现,这两种观点皆来自持论者各自的意识形态,而非历史本身。事实上,这场争论很多是在隐含话语层面进行的,在其整个过程中,既有"极左"思维影响下的视友为敌,也有明智情境下的政治策略,更有基于伦理学的批评,乃至"穷追不舍"。某种程度上,鲁迅后来是把"第三种人"视为敌人的,但仅仅是伦理之敌,而非政治之敌。而所有这一切夹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至今也难以公论的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