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路径与我国的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在客观事实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乡村治理的主体是谁的问题却没有标准的答案,是乡镇政府?是村民群众?还是乡村精英?或者是几者的结合?研究者们见智见仁.在我国农村应倡导"多元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模式:一是乡镇政府不再作为惟一的治理主体和权力中心,但又是绝对不能缺少的治理主体;二是村民组织和村民代表等可以作为独立的主体;三是乡村精英发挥自己的力量积极参与乡村治理.     

农村维权精英的博弈分析

农村维权精英是乡村政治过程中多重张力催生的特殊利益主体,其利益诉求既有个人的,也有集体的;既有正当的,也有非正当的.个人问题普遍化、经济问题道德化、底层问题上层化和"踩线而不越线"是农村维权精英常用的博弈策略.农村维权精英的博弈行为对乡村政治的影响是双重的,当务之急是疏通乡村政治博弈渠道,规范乡村政治博弈行为.     

从单向到多元控制——村庄多重权力运作中的博弈困境及路径选择

村民自治制度实质上就是农村权力领域的民主化制度创新,即打破村庄场域内原有的权力格局,导入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权力。而在权力格局打破和重塑的过程中,各权力主体在作用于共同对象——村庄公共事务时,因尚未形成各自独立的、合理的、规范的、成熟的权力运作途径,使得权威基础和效用目标皆不同的多重权力在单一的渠道内输送,从而导致了不同利益主体和组织形态之间的冲突与多重博弈,即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博弈、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博弈、乡镇政府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博弈。基于此,以制度变迁作为分析框架,以博弈论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深入探究各自的博弈过程与博弈策略,推导出可能出现的博弈困境,并提出相应的路径选择。     

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

理解村庄性质的基础是理解村庄历史的性质和理解村庄精英的性质。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引致的农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迅速变迁 ,使得村庄历史出现断裂 ,过去一直以长老权威和习惯法进行治理的乡村社会已经为现实的利益所支配 ;同时 ,农村社会分化的程度不同 ,所引致的政治、经济、社会分层便有不同的表现 ,这种不同表现为村庄精英的性质及其在村庄舞台上的表演作了定性。以社区记忆和村庄精英二维因素为主线 ,可建构起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     

治理村庄:农村新兴经济精英的社会责任——以浙江省永康市的私营企业主治村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私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村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新社会群体迅速崛起,积极参与村庄政治生活,甚至主政村庄.治理村庄是农村新兴经济精英的一种社会责任,也是私营企业主社会责任的最新发展,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是农村个体与私营非农经济发展、农村社会成员分化、乡村文化变迁的必然;又是国家建构现代农村经济、现代农村基层民主的产物;也是村民的发展期待、村庄的维权期待、派系的利益期待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传统复兴与乡村文化实践——基于华北两个村庄百桌宴的人类学分析

近年来在华北一些村庄兴起一种百桌宴的传统文化实践,透过百桌宴的举办过程可以分析当前华北乡村建设与村庄的社会文化转型。元村和乔村自2016年开始分别举办以百桌宴为形式的传统文化活动。前者的百桌宴是家族祭祖过程的一部分,后者的百桌宴是重阳节孝老文化展演的一部分。与改革开放初期村庄传统文化与社会组织复兴的状况不同,百桌宴实际上表征着后税费时代华北转型农村社区振兴民间文化、重建象征体系、寻找新的社会整合方式的努力。这种传统文化复兴可以视为一种治理型的社会整合策略,是村庄精英、乡镇政府和其他相关机构共同合力的结果。复兴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转型村庄建设的内部动力和文化自觉,应予以重点关注和引导。     

透视专家的影响力：农村基层文化治理中体制内治理精英的行动逻辑研究

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是衔接党和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在农村文化治理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基于源发动力的差异,农村文化治理可以分为外源式文化治理和内源式文化治理。内源式文化治理强调积极挖掘文化发展的内源发展动力,在多元主体互动的过程中将主流价值与乡村社会有益文化有机融合。外源式文化治理则强调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以主流价值为标准,去硬性地改造乡土社会传统价值,以达到价值灌输的目标。然而,两种文化治理模式在实践中皆存在一定的瓶颈,即多元主体间的话语争夺和社会构件取向与社会建构取向之间的张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林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研究

当前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是目前农村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在林改背景下,过去一直隐藏着乡村的林权纠纷在确权、分户经营的政策安排下纷纷显露出来,在全国呈现出一种上升的态势.就乡村治理层面来说,林改后将对村庄的财政收入、社区组织资源、村庄社会关系和村庄稳定都会有一定的变化.     

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分化与关系重组*——以巴村为例

农村基层项目扶贫实践中,多元行动主体间的利益博弈直接影响村落社会关系结构。巴村的易地扶贫搬迁事件表明,从扶贫资源下乡后产生的贫困户资格之争到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落地的搬迁名额争夺,村庄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分配出现明显分化,这种分化造成了村庄社会关系重组,村落社会治理失序。在农村反贫困进程中,要使扶贫项目成为优化村落治理的有效手段,就应坚持以贫困群体为中心,兼顾基层政府的行政意志和村庄整体利益的统一,并在相互信任与互利合作的基础上重建乡村社会的伦理关系秩序。     

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村民自治背景下的权力博弈

作为传统的一把手,村支书一直执掌村中决策和管理大权。然而随着村民自治在农村的强力推进,村委会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村民直选的村主任作为村庄的法定代表,要扮演“当家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与传统村庄权威村支书的权力再分配问题,即政务村务治理权的力量博弈。实际上,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关系的协调与否,不仅同各自的权力来源和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的个人影响力有直接关系,而且同现实状况关系密切,博弈结果因而呈现多样化。     

村庄纠纷的运作逻辑及其社会基础

学者们对村庄纠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纠纷解决,而对于纠纷本身的运作逻辑少有关注。纠纷的产生往往来源于认知事实的博弈,通过纠纷,村庄中的面子得到了重新的分配。纠纷的维持体现了其背后的表演逻辑,而使得纠纷必须表演下去的动力是村庄社会中的人际交往规则和人们的公平正义观念。这些交往规则和公平正义观念会随着村庄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影响纠纷的运作逻辑及其解决方式。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村级治理新型人才的重塑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村级治理方式在不断地发生变迁。与此相适应,村级治理人才的需求标准也发生了从＂对上级的忠诚＂与＂有人际网络关系＂到具备较强协调能力,再到＂头脑灵活＂、＂执行力强＂的转变。在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背景下,原有的治理人才需求标准的缺陷与现有的治理人才由于年龄、文化程度、政治思想、管理技能上的不足,使当前的村级治理陷入了困境。为此,成立专门的机构对村干部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加强＂本土化＂村干部后备人才队伍的选拔与培养,在条件成熟的相关院校开设＂城乡治理＂专业集中培养适应农村基层组织发展和城市社区管理的专门人才已迫在眉睫。     

农民专业协会、乡村治理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

农民专业协会有效地实现了农民、市场与政府三大行为主体的利益对接,体现了承载其上的服务属性和管理属性,成为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云南省元谋县的农村发展实践证明,农民专业协会、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解析这种关系有利于探索西部欠发达地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路径。     

新型综合性农协的发展路径探析——以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为例

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是一个以农民精英为主导的,集经济合作和公共服务为一体的,跨乡镇的新型农民自治组织.该社区组织是在乡村治理出现诸多问题时应运而生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内外环境的困扰.综合性农协会走出困境,需要有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支持,以及农协会自身制度建设,并与基层组织和村两委形成乡村治理中的互动关系.     

会首组织：羌族传统自治组织的现代恢复——以阿坝州茂县松坪沟乡岩窝寨为例

羌族村落岩窝寨是一个农牧二元经济、地方会首自治、发达的家族以及村落社区生活、以及虔诚的多元信仰体系共同维系的极具自治色彩的羌族村寨,这里的百姓一直都生活于自治共同体中。改革后生产队的解体及市场化等因素致使村落分化。但是,传统与现代不是二元对立,相反,现代恰恰激起传统的保护性反应。1984年,遭遇现代影响的的岩窝寨村恢复传统的会首组织,其通过介入村寨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开始从昔日的全面治理村落转化为与正式权力共存,而成为整合村寨社会关系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会首组织一方面对于村寨秩序有所裨益,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政府管理成本。尽管会首组织在变迁时代过程中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它依然对今日的农村组织建设有所启发。     

斯托雷平改革对村社的影响

俄国村社是自然形成的社会经济组织,在俄国历史中占有特殊地位。20世纪初,俄国当局的重大举措是斯托雷平改革,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消灭落后的村社,引领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虽然改革最后并没有成功,但还是动摇了村社的根基,对村社产生了极大影响。改革促使村社的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发展;激化了村社农民和地主、富农间矛盾并使农民分化问题加深;提高了青年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同时也使青年人沾染上不良风气。     

村庄公共权力:村治研究的切入视角及其解说模式

村治研究的重心从民主问题转向治理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研究村庄公共权力则是搭建学术对话平台、消解学术分歧的重要突破口。以村庄公共权力为村治研究的切入视角,不仅有着特定的村治研究意义,而且具有明显的现实价值取向。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作为村庄公共权力研究的传统解说模式,因其解释空间的有限,难以将村治研究继续推向深入。借鉴并运用治理理论解说模式,是深化村庄公共权力研究的理想选择。     

中国现代司法的乡村阐释及运作

中国语境下的司法正义,尤其是在乡土社会表现为一种人情正义和感官正义,乡村的司法也有其自己的规律与特点。法官的角色不是消极中立,而是积极参与;裁判的依据不只是法律,更多的是习惯与伦理;裁判的场域不是庄严肃穆的法庭,而是田间地头、炕上开庭;裁判过程不是严格遵守诉讼程序,而是追求实质的正义。在乡土社会,正式的法律被弱化,法律作为纠纷解决的方式在乡土社会得不到广泛的推行。单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法治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方式,我们应追求多元的社会治理方式。     

当代大学生村官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当代大学生村官作为基层组织的重要力量融入基层，为新农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实际的基层工作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部分大学生村官思想不坚定，很难扎根基层工作，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面对挑战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采取必要的对策，使当代大学生村官坚定扎根基层的信心，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