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中国的启蒙观念之内涵

启蒙思潮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而对于启蒙观念本身学界却无定论.以社会史、思想史考察启蒙观念,都带有一定局限性.通过历史语境整合中国自明清之际以来的四次启蒙思潮,可突破这一局限,并彰显以新学为内涵的中国的启蒙观念.     

问题史、心态史穿透与学术结构性洞察——陈平原学案研究之一

也许我应该首先引用许纪霖的一个说法:"90年代以来,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朋友纷纷转向,兼治思想史或学术史。如果说,转向思想史最成功的要数汪晖的话,那么,兼治学术     

启蒙: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

本文在回顾学术界的近代中国思想史主题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启蒙"才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笔者认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缘由是与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和西方侵略引起中国民族生存危机有关,并将近代中国启蒙思潮划分为戊戌维新前、戊戌辛亥时期、五四新文化时期、五四后新启蒙时期四个阶段,进而分析了各个阶段的启蒙实质。     

许纪霖副教授

许纪霖副教授许纪霖．１９５７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华东师大获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硕士学位．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并兼任上海历史学会秘书长、明申当代文化研究所所长、浦东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近十年来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化、现代文化和知识分...     

新启蒙仍是当下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劲旅

<正>众所周知,以刘泽华先生为旗帜的"王权主义学派"已经成为海内外引人注目的一支研究力量,而这套新出炉的由刘先生主编的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可以视为当代中国启蒙史学所取得的又一项代表性成果。这套大书对中国政治思想史所持的基本立场,充分体现出"刘泽华学派"尤其是刘先生本人对中国政治思想史所持的独特认识。鉴于它所可     

启蒙视阈下中西“理性”观之考察

正在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讨论语境中,"中国式启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联系已如此紧密,以至于被当作同义语使用。①这一方面有助于理解"新文化运动"的某个面相,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五四运动与启蒙观念本身的复杂性。无论是舒衡哲—李泽厚以及汪晖的启蒙论叙事,还是冯友兰—沟口雄三那样避免直接提及启蒙的叙事,都不言而喻地将启蒙置于和传统的对立之中。②同时,所有这些学者都没有追问,被当作中国启蒙思想史解释工具的"启蒙"观念,究竟是何含义?无疑,这两个问题——启蒙与传统的关系、对启蒙的界定——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都会对另一个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说前一个问题也向史学开放,那么后一个问题应完全属于哲学。     

优化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方法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科已经建立了九十多年,但学术界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缺乏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研究,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与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等其他中国近现代史分支学科以及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史等其他专门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发展动因、研究方法、历史分期等都缺乏应有的讨论,难以取得高度的共识.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思想史的学科自觉与拓展方向

思想史研究一般性的观念、理论系统的逻辑成因及其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是以普遍性、深度性为基本特点的学科.近百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比较繁荣.从学理上看,思想史研究值得关注的问题和特点有:思想史的学科性、思想史与历史、思想史与表达、思想史研究对象、思想的单位、思想与知识、思想史比较.以此认识为基础,思想史研究可以在分析思想史、中国思想史的批判性研究、比较思想史研究、运用中国思想智慧应对当代问题、观念社会学研究等方向不断拓展,走向深入.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启蒙与人权问题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启蒙与救亡的关系多年来一直是争论的热点,而“救亡压倒启蒙”这一命题更是风行海内外。另外,既然谈到启蒙,就不免关系到启蒙思想运动中重要的内容——人权问题,所以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上启蒙与救亡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人权问题,它们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什么关系,都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并作出科学的回答。     

作为学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下)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是一门与现实关联密切的年轻学科。本文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分三阶段加以述评:草创时期的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意识形态化、新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重新起动及其在观念、思潮、专题和个案等方面的研究。评介了海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现存的问题及改进之途提出了个人的意见。     

作为学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上)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是一门与现实关联密切的年轻学科。本文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分三个阶段加以述评:草创时期的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意识形态化、新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重新起动及其在观念、思潮、专题和个案等方面的研究。评介了海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现存的问题及改进之途提出了个人的意见。     

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有一个特殊现象,即在西方学界思想史研究渐渐衰落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却仍然充满活力,这是由于中国的特殊背景使然,它也呈现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的趋向。回顾这些年来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种种争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而不是"日本的"或者"欧洲的"思想史?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思想与历史的差异,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政治、宗教、社会环境的差异,更涉及到的是,如果试图确立思想史研究的"中国性",必须思考这一思想史研究能否在历史讨论中保持对中国现实的针对性,能否在对传统观念的梳理中回应当下中国的思想问题。     

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中现代中国的启蒙

现代中国思想史的进程表明,我们无法回避讨论启蒙,因为启蒙在中国至今是“一项尚未 完成的规划”。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以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为前奏,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启 蒙之路的真正起点,对20世纪及以后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今后中国的启蒙有 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近20年来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述评

近20年来,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并涌现出一批重要成果,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应在深入开展专题性研究、积极进行多学科交叉性与综合性研究、提高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水平和推进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国际化等方面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     

略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思路

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应该注意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根本目的、中国社会思想本身的特征以及表述的体例问题。个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风与俗、文与质、现实与理想等几对范畴,可作为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基本思路。     

尴尬的"人":思想史研究中的思想者

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者大体可以划分为属于内部的思想与属于外部的人的行为两个层面.在既往的思想史研究中,前者那些有关人们的观念与感受,从来是思想史研究视域中的焦点,而后者那些活动中的人在思想史研究的历程中总是处于不断地被捡起、被抛弃以及再次被捡起的过程中,形成了思想史研究中极有意思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当研究者试图将外在世界中的行为与内在的思想联系起来,并试图建立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时,思想史研究中又出现了新的路径.文章通过梳理思想史研究中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者的"内"与"外",来窥探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变迁.     

论儒家启蒙精神——以宋明理学为视角

近现代中国学界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启蒙话语叙事,这种叙事内含冲突与分歧。现代西方思想家托多罗夫关于启蒙运动的反思已经指明了启蒙精神的普遍性,与康德的“普遍启蒙”观念相呼应。接续这一启蒙精神的论述,以理学为媒介,可以揭明儒学内涵的启蒙精神。程朱理学对师道和启蒙精神的阐发,阳明心学提出的“蒙体”观念,展现了儒家启蒙精神的内在丰富性。尤其是“蒙体”观念揭示出了“启蒙”还应当包括对文明本身的反思和批判,这是西方启蒙观念比较欠缺的维度。由此可见,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本就富有启蒙这一“精神气质”,儒学也是我们可以用来观察和反思现代世界的一种“态度”。     

多元学科研究与中国思想史

张荣明针对近百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作了四个阶段的划分:哲学的方法,历史理论的方法,历史文献的方法,新的探索。李焯然指出,以往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各成体系,各不相关,在不同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的是几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这一问题应当随着跨领域和多元学科研究方法的兴起而解决。方光华希望未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朝着三个方向努力:一是深化对中国思想史学科范畴的理解,二是加强对中国思想史多样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三是提高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文化自觉反思境界。劳悦强则立足于文化和历史的语脉之中,通过对《论语》中一个鲜为人注意的语汇——“朋”字的语义追踪,揭示出它在《论语》中的最初语义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时代信息。     

置身“世”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之世界念想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如何走向世界"是一个颇具雄心却需审查的命题。这一命题特指在"中国"国家范围内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如何走向"世界",其隐含的意思是中国的相关研究是置身"世"外的。其实,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处在"世界"之中。不过,相关研究获得的世界承认非常有限,与"世界"有隔绝之感。只要以"一个学术圈、一个价值世界、一个思想市场、一个评价标准、一个实践指向"为标准,便可以衡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是否成功走出自闭、置身世界。     

近百年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变动趋势

张荣明针对近百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作了四个阶段的划分:哲学的方法,历史理论的方法,历史文献的方法,新的探索。李焯然指出,以往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各成体系,各不相关,在不同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的是几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这一问题应当随着跨领域和多元学科研究方法的兴起而解决。方光华希望未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朝着三个方向努力:一是深化对中国思想史学科范畴的理解,二是加强对中国思想史多样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三是提高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文化自觉反思境界。劳悦强则立足于文化和历史的语脉之中,通过对《论语》中一个鲜为人注意的语汇——“朋”字的语义追踪,揭示出它在《论语》中的最初语义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时代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