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和作用问题——与赵德馨、董楚平同志商榷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颁刻了《天朝田亩制度》(以下简称《制度》)。对《制度》的性质如何看?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有的同志认为:“它是一种宗教性文献”,“不是太平天国的政策纲领”(赵德馨《重议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江汉论坛》1981年第1期。下引此文不另作注)。有的则说:《制度》“颁行于定都天京,革命进入高潮之后,不是用来破,而是用来立”,“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是当时中国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最发达的地区,这种先进的经济因素与平均主义的矛盾更大,它更加容不得平     

是革命纲领,还是拜上帝教教义——《天朝田亩制度》再研究

过去,学术界一直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纲领,只是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无法实施,才代之以后起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这种意见是难以成立的。事实上,早在《天朝田亩制度》颁布之前,天国领袖们便已制定并成功地实施了以“照旧交粮纳税”为基本内涵的土地纲领及田赋政策。本文拟从考证《天朝田亩制度》与“照旧交粮纳税”政策颁布的时间入手,分析两者的关系,最后回答《天朝田亩制度》究竟是农民革命纲领还是拜上帝教教义这一问题。     

关于明末农民军实行“均田”的一条史料

明末农民起义军是否实行过“均田”政策?这是研究明末农民战争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近年来史学界正不断进行研究和讨论,达里我补充一项论证,供大家参考。有关李自成军实行均田的史料,大家都知道,记载最明确的是《罪惟录》,其中说李自成在崇祯十七年实行过“贵贱均田之制”,这说明了“均田”是一种制度;另外,大家根据《出劫纪略》中关于李自成“割富济贫”这条史料,又论证了农民军确实实行过均田制。但农民夺得土地以后又怎样呢?大家还未作进一步论证。关于这一点,我从《出劫纪略》另一篇记载中获得一点消息:     

区分两种不同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和朱剑农同志商榷

马尔萨斯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从哪里剽窃来的?我国经济理论界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第一种是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尔萨斯的“土地服力递减规律”是从安特森那里盗用来的。持这种观点的有商务印书馆1960年为马尔萨斯《论谷物法的影响地租的性质与发展》(何宁译)一书所作的“出版说明”;有鲁友章、李宗正、吴易风编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史》(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二种观点是朱剑农同志在《土壤经济原理》(1980年修订版,其1963年初版名为《土地     

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与实践

列宁同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十月革命以后,他有七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个时期,正如列宁所说:“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7卷第480页)又说: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只是我们的纲领,理论和课题了,它已经是我们今天的实际建设     

西周对待殷民的政策缕析

在关于西周社会性质的讨论中,有一种流行的意见,认为周人克殷之后,就“把殷民降为种族奴隶”,或者叫作“宗族奴隶”,西周建立的是“种族奴隶制国家”。最近有人再次提出“种族奴隶制”说,认为它是西周时代“奴隶社会的特点”。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从《尚书·周书》中《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等西周初年的文献以及相关的许多资料来看,西周政权并没有把段民视为“种族奴隶”,而是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     

再论淝水之战的性质

<正> 淝水之战,是对中国历史发展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一次著名的战争,关于它的性质问题,近几年来又有同志提出了与过去论者不同的意见,引人深入思考。下面想再谈谈对此问题的看法,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一) 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战争,但就其性质来说,不外乎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正确判断历史上一切国家和民族间的战争性质,分别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科学的标准,主要是依据这一战争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是侵略还是反侵略,是压迫还是反压迫,并要看它对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滞或破坏作用。“战争是政策的继续”(《列宁全集》第23卷第23页),“一切战争与它从而产生的政治制度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列宁全集》第30卷第333页)因而战争的目的、性质、作用,是同交战双方战前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以及有关的政策分不开的。我们认为要对秦、晋淝水之战的性质作出正确的判断,就有必要对交战双方的社会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政权性质加以考察分析。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土地思想初探

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到最后一个王朝为止,围绕着土地占有关系的矛盾,中国历史上爆发过无数次动摇地主阶级统治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因之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一直困扰了地主阶级思想家们二千年之久.历史上曾出现了不少土地思想和土地政策,无论是董仲舒的限田论、王莽的王田制、西晋的占田制、北魏的均田制、李觏的限田政策,或则是林勋的所谓井田制和方孝孺的复古井田制思想,到丘浚的配丁田法……等等,但都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成为封建社会不能治愈之顽症.到了近代中国,土地问题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课题。虽经历了一个由地主阶级改革派试图改造和修补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的过程,如龚自珍《农宗》中阐述的土地思想,是要借宗法制度来维护封建的剥削关系,按宗法关系占有土地和组织生产,使地主阶级私有关系长期保存下去。到太平天国革命农民提出带有绝对平均主义色彩的《天朝田亩制度》,再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如陈炽主张像英国那样办资本主义农场和梁启超所向往的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方式,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相继提出带有资产阶级空想特点的土地公有制和土地国有制的发展演变过程,最后以孙中山提出的较能完整体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纲领。所有这一切主张或政策措施,只不过对地主土地占有作一些限制或者土地重新分配,或者鼓励地主向农业资本家转化,但都没有主张取消地主土地所有制,故均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更不可能实现“耕者有其田”纲领。唯有中国历史进入现代,中国共产党运用暴力革命的手段,依靠广大农民阶级,彻底摧毁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完成了民主革命任务的宏伟业绩。毛泽东正是在这土地问题上显示出他超越前人的见识和解决问题的卓越能力。他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抓住每一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切实可行的主张和办法,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的土地纲领、土地分配标准和办法,真正实现了数千年以来农民的愿望,做到了“耕者有其田”。本文试从以下三方面探索毛泽东的土地思想。     

全国土地会议后土地改革中“左”倾错误发生的原因

<正> 1947年7月至9月,中央工委主持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土地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土地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大纲》以“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为宗旨,极大地推动了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为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提供了一个纲领性文献。然而,这次会议以后,“左”倾错误却迅速发展,以致成为土改中的主要偏向。党中央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在十二月会议上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采取有效措施,较快地纠正了这一偏差,使土改工作健康发展。本文拟对此向土改中“左”倾错误发生的原因作点探讨,希冀识者指正。     

《庄子》内篇的宇宙观和认识论

<正> 《大宗师》之“道”,是内篇思想体系的核心认识一个思想体系,其首要之处就是抓住它的核心。作为一个哲学思想体系,它的核心,就在于如何解决世界本原的问题,也就是恩格斯所讲的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即哲学家如何解决“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谁是第一性的问题。明确了这个问题,对于具体分析《庄子》内篇思想体系的性质、结构等等,就可以扫除许多疑团。比如,在《庄子》内七篇中,关锋把《逍遥游》当作“庄子哲学体系的纲领”,它为什么是错误的?很明显,如果作为一篇哲学文章,《逍遥游》根本就没有直接对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     

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述论

农村土地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败。总结其经验教训 ,探索适合我国现阶段农村状况的新土地政策 ,对于实现农村经济的繁荣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主张实行土地国有政策。 192 1年 7月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提出 :“消灭资本家所有制 ,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这实质上是主张实行土地国有政策。国民革命失败以后 ,192 7年11月 2 8日 ,临时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提出 :“一切地主的土地无代价的…     

冯凯：《冯桂芬和他的〈校邠庐抗议〉》

如果能用一个文本的现代重印版的数目来评判它的参考价值，那么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在现在的重要性似乎跟它在十九世纪末差不多。但是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问题在于人们怎样来读这部作品。是将《校郇庐抗议》(此后简称《抗议》)作为“洋务运动的理论纲领”来读——如中州古籍版在封面上标明，使读者将它看作社会改良和经济改革政策的建议——还是作为对由两位皇太后和恭亲王摄政的同治政府的合法性的抗议来读，     

如何解读陈寅恪的诗--奉答吴小如先生

在《陈寅恪诗不宜曲解》一文中 ,吴小如先生对拙文《陈寅恪与听曲文》提出的四点批评 ,基本上都是在曲解我的原文的前提下作出的 ,因而也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这里实际上涉及的是两种不同的诗学解释语境 ,在我看来 ,吴先生的解释学深受中国传统文史方法的影响 ,这种方法好的一面是容易在文献中得到证据 ,但其不足的一面则是和诗歌这种具有很强主观心理情绪的对象往往很难沟通 ,它往往因为追求“历史真实”而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更是一种“历史的精神真实”。而诗歌本身固有的灵感、空白和诗性思维的非理性等 ,也是很难纳入到仅具有朴素实证科学性质的中国传统文史方法的。文本解读应该有两种技术手段 ,其一即中国传统的“文献分析技术” ,其二则曰“精神分析技术” ,它“是一种通过建构‘作者’固有的的精神结构 ,从作者本人特有的思维结构与价值体系来解读其思想文本的理论方法。”而一种比较理想的方法则是尽力把两种文献解读技术综合起来 ,即避免由于文献分析的不足曲解文本的语言学意义 ,同时也可以避免由于“尽信书”而牺牲了关于作者的人本学内涵。这一点也是一种现代学术应有的最基本的人文品质。     

论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勾划出了一幅宏伟的蓝图和实现这一宏伟蓝图的行动纲领。《决定》中一再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认为,《决定》关于改革方向、性质、任务的规定以及它的各项基本方针政策,都是从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的。所以,为着吃透《决定》的精神,有必要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这一基本性质,进行研究和开展讨论,以求达到较充分的认识。     

《天朝田亩制度》性质问题再评价

<正> 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纲领,它设计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它在当时虽然是空想的,不可能实现的,却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与革命愿望,曾经极大地鼓舞了当时农民反封建的革命精神。这些长期公认的结论,有重新认识之必要。本文拟提出几点浅见,向学术界的前辈们请教。     

略论孙子“谋攻”思想的现实基础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谋攻》篇谋攻思想的核心。既要“屈人之兵”,为什么“不战”;既“不战”,又如何“屈人之兵”?有人说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是对战争问题的唯心论表现”(1977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孙子今译》第26、27页)。本文对此谈一点看法。“谋攻”,用智谋攻打什么?《谋攻》篇曰:“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     

是故作谦虚还是“夫子自道”?

随着对孔子的重新评价,他说的一句话又被引用起来。那就是:“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对“何有于我”应怎样理解,向来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见于《十三经注疏》本,认为那是表示“不难”之辞。另一种见于朱熹《四书集注》,认为那是表示“不敢当”,是“谦而又谦之辞”。因此,有人把它译为:“这些对我有什么困难呢?”(《光明日报》1978.7.18《孔子教育思想试评》,更早则见《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又有人译为:“在我这里有什么呢?”即“这三件事我都没有。”(王力《古代汉语》1978年重印本,更早则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两种解释恰好相反。     

《家族的经济与故事》——访法国影视人类学家埃利亚娜·德·拉图尔

Alain Morel：这部电影是怎样拍摄的? Eliane de Latour：经过长期研究男性的生活(政治权力、战争、土地制度等),如今我也着手研究关于妇女的经济历史。我想知道妇女的工作如何弥补通常不占平衡的男性经济。就是这样我发现了封闭的已婚妇女的生活。但是在这个小小的家庭工业作坊中,她们生活的一点也     

略论奴隶社会前期的土地制度——兼驳“东方公有、西方私有”的传统观点

长期以来,在奴隶社会土地制度问题上,我国史学界流行着一种观点,即“东方自始至终公有,西方自阶级社会之始就私有”,直到目前,这种传统观点仍占据统治地位。东、西方奴隶社会前期的土地制度果真是按照两条道路发展的吗?一九七九年出版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把希腊、罗马城邦共和时期的“城邦所有制”,解释为一种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中间阶段的所有制。这无疑为我们探索奴隶社会前期的土地制度提供了新的启示。我们认为,在奴隶社会前期(奴隶制大帝国建立前),无论东方(包括中国),还是西方的土地制度,都处于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的“中间阶段”,都属于“农村公社所有制”。它既不同于原始社会的那种氏族公社“共同耕种、共同消费”的公有制,也不同于奴隶社会后期(奴隶制大帝国时期)的具有“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制,而是“集体所有、个人占有”的过渡阶段的所有制。     

恽代英是怎样翻译《阶级争斗》的?

<正> 恽代英是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一书最早的中文版译者,书名为《阶级争斗》,1921年1月由新青年社作为新青年丛书第八种在上海出版。这本书是考茨基对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的理论部分(导言)所作的解说。在书中,考茨基虽然回避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但却大体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也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作了简明扼要的描绘。恽代英是怎样翻译这本书的呢?1920年1月,武汉的几所大学邀请胡适去作学术讲演,胡因要在北京作杜威讲学的翻译,就推荐陈独秀代他“去武汉一行”(《胡适的自传》第九章)。在武汉讲学期间,“陈独秀曾请恽代英长谈一次”,“陈独秀不久即离武昌赴沪,并交邮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