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商人"、"商家"、"儒商"

关于商的问题,有的人说商人是由于他们商朝的祖先是经商的,具体地说,王亥是买卖牛的商人.根据出土文物与文献资料结合考察,可以认为商最初是地名,并非经商活动.经商是周朝以后的事.商家是经商活动的理论家,成功的经商者.以儒家观念经商,则称儒商.孔子的弟子子贡是最早的儒商.     

"诗以言志"中的"行人"与"相"

作为通使之官的"行人"和诸侯襄助之官的"相",凭籍其对礼义的精通、对国内外事务的熟悉和形势的洞见及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在诸侯聘礼宾主用诗言志的交流过程中,或代诸侯、或襄助诸侯赋诗言志,交流沟通,最终完成"诗以言志"这种独特的传播接受机制,达到出使和感情交流的目的.     

"侪"、"辈"、"属"、"曹"、"等"之我见

古代汉语中的"侪"、"辈"、"属"、"曹"、"等"是用来表示复数的,但不能把它们看做代词的复数形式.这几个字虽然具有相同、相近的词汇意义,但还是有着细微的差别的,特别是在用法上.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容易混淆且在实践中易被人们通用的概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用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众多思想家的不同观点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旨在阐明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依法治国方针的重大意义     

"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

本文从经济思想史上追溯了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不同起源,又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的区别与联系方面描述了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各自的学科特性,指出了经济学(狭义的经济学原理,即西方经济学)数量化、科学化的发展趋势.     

"譬"、"比"、"喻"辨析

在汉语史上,先后使用"譬"、"比"、"喻"等词语来指称比喻这一修辞格.但在先秦时期,这些词语之间还存在着显著区别.自战国至东汉,它们的意义分别发生变化,并且在"比喻、比方"的意义上逐步接近.本文简要分析了这三个词在意义上的区别,并勾勒出其各自的演变过程.     

"现代性"与"现代化"

"现代性"与"现代化"概念的区别首先在于,现代化主要是一个在经济学与社会学层面上谈论的范畴,现代性则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其次,现代性乃是现代化的结晶,是现代化过程与结果所形成的属性。现代性具有如下三个特征:首先,它标志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表现为与某些传统的断裂;其次,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核心,人的各种权利的保障构成现代性的前提;第三,现代性表现为建立起竞争机制与合理的规范,即竞争的理性化过程。     

"讲武"与"习武"

本文通过分析,阐明了"讲"和"习"具有相同的词义特点:"反复多次",并且都与武事相关。"讲"和"习"在"练习"义位上构成了同义关系,使得它们能够构成这个意义上的词组,并逐渐凝聚成同义复合词。因为"讲"包括了言和行两方面的行为,而"习"针对的是行动,所以排列的顺序是"讲 习"。从经传中的使用来看,复合词"讲习"舍去了其语素"讲"与"习"的其它特点,只抓住了"反复演习"这一点。     

"新变"与"通变"

汉魏六朝是文学批评的兴盛时期."新变"和"通变"是当时两种肯定文学发展变化的观点.承认变化、重情是它们的共同点,但是在对待传统教化礼义的态度和情感内涵等方面又有差异.     

关于高等学校形象的思考

塑造良好的高等学校形象是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高等学校的形象必然影响这个学校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有利的地位并实现可持续发展。高等学校形象具有形成的历史性、评价的社会性、影响的深远性等特点。影响高等学校形象的因素是复杂的,既有社会历史的因素,也有高等学校内在的诸多因素,应该从多视角出发对高等学校的形象给予判定。本文初步分析了影响高等学校形象的内在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塑造高等学校形象应采取的主要措施。     

生产力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试论当代中国发展的本质

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是唯物史观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两大基本尺度。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不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1]128,说明了生产力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力是许多个人本质力量的体现,人的发展根本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在马克思历史进步的评价标准中。由此可以得出当代中国发展的本质就是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孙中山军事思想的演变历程 ——以黄花岗起义纪念为中心

黄花岗起义是孙中山革命过程中一次重要起义,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举行了四次纪念活 动。在革命初期,孙中山着重强调参加黄花岗起义的革命党人勇于牺牲的精神。随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 想体系的不断完善,孙中山先生将三民主义与黄花岗起义纪念相联系,赋予黄花岗起义新的内涵。孙中山对黄花岗起义的纪 念呈现出孙中山军事思想的演变历程。     

对两个相冲突法条的比较与思考

民诉法适用意见第148条与仲裁法第26条存在冲突。适用意见第148条比仲裁法第26条的规定相对合理;但因没有赋予双方当事人合意选择仲裁的权利,适用意见第148条也有其不足之处。     

“推测史”与亚当·斯密的史学贡献

推测史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史学的重要内容,亚当·斯密在推测史中阐释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在阐释经济增长时，斯密在他设想的经济的自然进程与真实的欧洲经济史的悖论中阐释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在阐释天文学这门自然科学的历史时，斯密认为想象推动了天文学史上的重大观念变革，而想象是推测史的重要因素。在评论18世纪的传统史学时，斯密重新阐释了史学的功能和写作原则。斯密没有写出一部完整的历史，而是将推测史运用到他对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天文学史革命的阐释中，拓宽了人们认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视野，反过来促进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推测历史的书写。     

宪法修正案的改革逻辑及其证成

八二宪法的第五次修正案提出了若干新命题，在这些新命题背后隐含着中国宪法内在的改革逻辑。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一部分，初级阶段理论告别了革命论，法治建设就此得以可能。初级阶段的法治是一种立法与变法的辩证结合，它需要有一个领导型政党作为人民的代表，以人民为中心，把握立法与变法的平衡。在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的国内与国际法体系。但是，领导型政党作为立法之上的引领方向者，必须严格自律，将外在的依法治国与内在的依规治党紧密结合。     

论管理的道德性

管理伦理是管理学和伦理学交叉研究的一个崭新课题。管理和伦理都是人类社会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产物,人们对管理和伦理关系的认识早已随同两者的产生而产生。近现代以来,由于管理对象不断扩大的普遍化趋势、人在技术革命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中作用的主体化趋势、管理的人文化趋势和企业竞争加剧与社会压力的扩大化趋势,更加强化了管理与伦理的内在联系。管理与伦理的结合不是人们人为的外在强加,而是管理本身的结构和内在要求所决定的,其内在根据在于管理的道德性。管理的道德性表现为管理的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     

20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释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民政府曾对日本战犯本着宽大的原则进行过审判,但是由于二战后美苏之间冷战的蔓延以及中国内战的缘故,日本战犯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仍关押着日本战争犯罪分子1109人。由于国际形势的缓和、改善中日关系的需要以及侦讯工作的结束,1956年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并予以分批释放。处理战犯不仅是法律问题,而且是有关国际斗争的政治问题,是为了争取日本的需要。尽管宽释日本战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从总体而言并未达到预期目的。由此也说明,一项对外政策成功与否是建立在对对方国真正了解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良好愿望上。况且,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宽容必须借助于实力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     

关于我国地下建筑物权法律制度的构想

提出了地下建筑物权的概念,即地下建筑的权利人,依法对地表以下一定范围建筑所享有的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分析了地下建筑物权产生的社会物质条件和理论基础及其法律特质。针对我国地下建筑物权的法律制度尚未建立的实际情况,就地下建筑物权的法律基础、地下建筑物权的登记、土地使用权人对地下建筑开发利用的优先权以及已建成的国有地下建筑物利用的优先权等相关法律问题提出了构想。     

关于新闻自由与新闻侵权问题的思考

新闻自由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但新闻自由的滥用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滥用新闻自由行为的一般表现是新闻侵权 ,对新闻侵权予以明确、合理的法律规定是非常必要的。同时 ,为了保障符合时代需要的新闻自由 ,又必须设置合理的新闻侵权的法定抗辩事由 ,使新闻事业在新闻自由与新闻侵权的互相制衡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