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文学价值——《史记》不是官书,而是私人著述

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也是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不仅在史学范畴创造了通史、正史的先例,被称为史书的“极则”,也在文学领域中,创造了纪传体散文的典范。兹仅就其文学方面的价值。略述于下: (一)《史记》纪传文学的宝贵根据 《史记》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列传”和一些“本纪”、“世家”中。考其根据,应有三个方面,都是极其宝贵的。 其一,在思想方面,主要导源于儒家,其次也受道家和法、墨诸家的影响,既有继承,又有改造,这在当时显然是进步的。司马迁十分尊重孔子和六经,《史记》之作,就是标榜《春秋》而又有所发展改造的。班固说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先黄     

论司马迁的文学理论

《史记)是汉代艺术水准最高的文学著作。司马迁艺术成就的取得不是偶然的,这与他个人的文学见解、文学主张是分不开的。本文结合《史记》内容,从文学价值观、文学功能观和文学批评标准三方面对司马迁的文学理论加以归纳分析。 一、司马迁的文学价值观 先秦时期,常说的“文、文学、文章”是指学术、学问。从今天的观点看,先秦最典型的文学著作是《诗经》和《楚辞》,但前者在当时被看作是一种教科书,     

《史记》校勘二则

近将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与《史记》对勘,偶得两则,兹录于下: 一、《史记·魏世家》: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战国纵横家中》无“山”字,《史记索隐》也说:“涉谷是往楚之险路。从秦向楚有两道,涉谷是西道,河内是东道。”可以肯定《史记》的“山”是衍文。涉谷,地名。道涉谷,是说取道     

唐宋八大家与《史记》

《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最直接的是散文。司马迁的散文在我国文学史上被视为巨擘，被后人当作一种典范，从唐宋八大家到明代的归有光、清代的戴名世、方苞等，都是高举学习《史记》的旗帜的。从他们对《史记》的推崇和师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史记》对古代散文的兴盛发展，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一、韩、柳与《史记》朝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著名领袖、杰出的散文家，他们都十分推崇司马迁，十分爱好《史记》。柳宗元最了解韩愈，在当时他就说过：“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韩愈自己也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     

论《史记》人物肖像描写的艺术成就

《史记》的肖像描写反映了两千年前中国文学肖像描写艺术的实绩,它和《史记》的其他艺术成就一起,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再论“诗缘情”说

拙文《论“诗缘情”说》(见《云南社会科学》85.5期)在谈到我国古代文论中“诗缘情”这一重要学说的形成过程时。曾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不自觉、半自觉和自觉的阶段,论述了前两个阶段中缘情说的酝酿情况。这篇小文讨论第三个阶段:魏晋时期,缘情达于自觉,即缘情说理论产生的阶段。 鲁迅先生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史记》优秀人物传记的超历史指谓性分析——兼辨“李陵之祸”

司马迁是伟大的文学家,又是伟大的史学家,这一结论被普遍认可。显然,这两个判断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司马迁写了一部《史记》。那么,《史记》一书自然应该是文学和史学相结合的范本了。可是,我们不难理解,由于文学与史学各自规律与法则的不同,它们从来也没有,永远也不会结合得让人十分满意。《史记》没有例外。通过分析《史记》优秀人物传记的超历史指谓性,我们发现,《史记》里最为人称道、流传最广的人物传记,往往最愧为“实录”,最不可信。     

论《史记》的三种继承与三个创新

我们说《史记》是一部文学的历史和历史的文学,它将历史著作的实录与叙事文学的创作、将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融为了一体,这种双重意义的融合不是简单的合二为一或者叠加,体现了它在史学和文学领域写作上的新拓展,体现了司马迁的创造性探索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宏深蕴含,其具体表现在《史记》的三种继承和三个创新上。     

郭沫若传记文学的历史地位

郭沫若的传记文学,从数量到质量,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因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阶段 传记文学作品早在古代就出现了。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则是现代形成的。 我国传记文学的最早萌芽,可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左传》与《战国策》等史书。比如《左传·曹刿论战》与《战国策·触(尤言)说赵太后》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它们既有史料的实录,又有形象的描绘。但在总的倾向上仍属史书性质。到了《史记》,便出现大量传记文学作品。它们的特点是“不虚美,不隐恶”,坚持“实录”原则。它们“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故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论《史记》无“微言大义”说

在近世的《史记》研究中,风行着一种“微言大义”说,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由于有诸多忌讳,所以运用了许多手法,这样《史记》中存在着大量的“微言大义”,需要我们离开字面意思去另求。深意”,否则便不能算真正认识了《史记》的巨大价值。“微言大义”说是不是科学的结论?用这种观点去索解《史记》是否符合司马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狗马病”辨

《学术研究》八=年第四期张蓁《狗马病》一文,认为:《史记·汲郑列传》:“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一句中,“狗马病”三字间有脱文,其原本当如《汉书·汲黯传》作“臣常有狗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愚以为失之武断。理由如以: 一、张文认为《史记》脱简,无版本根据。二、《汉书·汲黯传》上引句下,王先谦补注已指出:“《史记》本作‘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通鉴》从之。狗马病,犹言犬马之疾也。”而王氏未说《史记》脱简,仅将两说并存,并且为“狗马病”作     

孙膑故里辨析

<正> 关于孙膑的故里,现有郓城、鄄城、阳谷三说。笔者在翻检了《春秋》、《左传》、《古本竹书纪年》、《史记》、《汉书》等文献材料后,对郓城①、鄄城、阳谷②三说的有关资料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在这三说当中,以郓城说的根据最为充分,最接近历史的真实。兹予以申论。一《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子武者,齐人也。”“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这是我们研究孙膑故里的基本文献依据和基本出发点。《史记》这段文字谈清楚了两个问题:     

《史记》中的骚影

鲁迅先生把《史记》比作“无韵之《离骚》”。这是非常有见地的。《史记》中不仅有《骚》之情,《骚》之旨,而且《史记》与《离骚》所表现出来的审美特征也基本相似。一句话,《史记》中明显地存在着《骚》影。 司马迁富于诗人气质,感情特别丰富。刘熙载说他是“学《离骚》得其情者。”(《艺概》卷一)。可见《史记》与《离骚》在情韵上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诗与史之间,本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离骚》中有着饱含激情的史:“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而《史记》中则处处流露出带有《骚》情的诗:《屈     

关于文学“轰动效应”问题的综述

近年来,许多同志认为文学的社会反响正趋减弱,文学的价值正趋降低。阳雨同志《文学:失却了轰动效应以后》一文先后在1月30日《文艺报》、2月9日《人民日报》刊载后,更引起了文艺界的思考和争论,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现将有关情况综述如下: 一、如何看待文学失去“轰动效应”? 一种意见认为:一概而论地说“文学失去轰动效应”是不确切的,小说的“轰动效应”明显地失去,但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轰动效应”却屡屡产生。     

漆园考

<正> 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庄周,“尝为蒙漆园吏”。而漆园在今什么地方,众说不一。新版《辞海》云:“一说在今河南商邱市北,一说在今山东菏泽北,一说在今安徽定远东。”新版《辞源》云:“《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在曹州冤句县北。冤句,今山东曹县地。”又云:“今安徽定远县,河南商邱县都有漆园,也有庄周为吏的传说。”我们认为漆园故地“在曹州冤句县北”一说较为可靠,具体言之,即今菏泽市城西稍     

从古籍研究到学科建设--评张新科的《史记学概论》

继《史记研究史略》、《史记与中国文学》、《唐前史传文学研究》之后,勤奋的张新科教授最近又推出了他的新的力作———《史记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出版)。通读这部新著之后,我的第一感觉是,与此前出版的《史记通论》、《史记教程》这些著作相比,《史记学概论》与它们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学”字。学,指的是一项专门学问,也就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从西汉扬雄在《法言》中发表片断《史记》评论到今天,《史记》研究已经走过了两千年的历程,古今中外研究《史记》的论文不下3000篇,论著不下300种,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史记》研究的层次都…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注释正误一则

<正>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收入郭老读了鲁实先的《〈史记会注考证〉驳议》后写的《满江红》词,全集注释说:“本篇在收入《蜩螗集》前未见发表过。”此说不确。据查,这首词发表于1940年8月23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晚版·繁星》,题为《满江红并序》,署名郭沫若。     

汉牂牁郡地理考释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按:巴蜀边境部族分作“南夷”和“西夷”,西夷为滇、邛都等地区,南夷为夜郎地区,今通行本《史记》此处作“西南夷君长以什数”惟《汉书·西南夷列传》录《史记》之文无“西”字,已有人说,乃后世抄《史记》误衍“西”字是也。)夜郎(南夷)地区在被汉兵征服之前,其境有数十部族,以夜郎君长为最大,其所以联结成为一个单位,当由于这些部族地域毗连且族属相同。《史记》载,汉使至南夷,夜郎君长多同说:“汉孰与我大?”即因夜郎联结数十部族,其众数万人,顾盼自雄而僻处一隅,不知汉之广大,故问:“汉与我孰大?”后世讥为“夜郎自大”,是从全国形势来     

《鸿门宴》评析三疑

<正> 《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最重要、艺术成就最高的篇章之一,而《鸿门宴》又是《项羽本纪》中最精彩的一部分。清代郭嵩焘说:“巨鹿、鸿门、垓下三段,自是史公《项羽本纪》中聚精会神极得意文字”,而“鸿门之会却处处写得奇绝、陡绝,读之使人心摇目眩。”(《史记札记》)宋代刘辰翁评《鸿门宴》也说:“叙楚汉会鸿门事,历历如目睹,无毫发渗漉,非十分笔力,模写不出。”(《班马异同评》)因此,《鸿门宴》历来为人激赏,成为高中语文的传统篇目,也成为《史记》研究者、评析者分析评论的重点。但在众多的分析文章中,有些看法只是停留在问题的表面,掩盖了问题的实质。这会模糊读者、特别是中学生的认识,所以对这些提法有讨论、辨明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