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墨道死亡观比较研究

先秦儒、墨、道三家的死亡观对当时及后世都有重大影响,但又各具特色。在死亡的态度上,儒家既信天命,又强调对死亡的超越,墨家通过＂非命＂实现对死亡的超越,道家持一种生死自然观;在对安葬的态度上,儒家主张厚葬,墨家主张节葬,道家持一种高度达观的态度;在鬼神观上,儒家持模糊立场,最终否定鬼神,墨家明鬼,道家持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在祭祀观上,儒家重视祭祀,是一种理性和情感的结合,墨家也重视祭祀,出于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道家认为信道胜于信鬼,故不必祭祀鬼神。     

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

五帝不是指五个具体的人,而是不同时代的代名词,其中每一古帝都经历了若干世;五帝不是传说时代,而应该是一个历史时代。根据《春秋命历序》及其它古代文献研究,排出五帝时代框架为:黄帝代公元前4420～公元前2900年;颛顼代公元前2900～公元前2550年;帝喾(包括尧)代公元前2550～公元前2150年;帝舜代公元前2150～公元前2100年。少昊的年代重合于黄帝、颛顼的年代之中。同时可以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分别归入前五帝时代(下限公元前4420年)和五帝时代两大段,后者又可分出黄帝时代(下限公元前2900年)与颛顼、帝喾、尧、舜时代(下限公元前2100年)。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年代对应,多是大体相当,无法严格要求;五帝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也应该允许学者进行探索。     

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

"五帝"不是指五个具体的人,而是不同时代的代名词,其中每一古帝都经历了若干世;"五帝"不是传说时代,而应该是一个历史时代.根据<春秋命历序>及其它古代文献研究,排出五帝时代框架为:黄帝代公元前4420～公元前2900年;颛顼代公元前2900～公元前2550年;帝喾(包括尧)代公元前2550一公元前2150年;帝舜代公元前2150～公元前2100年.少昊的年代重合于黄帝、颛顼的年代之中.同时可以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分别归入前五帝时代(下限公元前4420年)和五帝时代两大段,后者又可分出黄帝时代(下限公元前2900年)与颛顼、帝喾、尧、舜时代(下限公元前2100年).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年代对应,多是大体相当,无法严格要求;五帝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时应,也应该允许学者进行探索.     

湘东第一宫--从湖南史前文化论攸县的尧帝宫等遗迹

距今1万年前,中国出现了传说的氏族首领,以"三皇"、"五帝"最为有名.尤其是"五帝"时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江北、江南的先民都尊奉他们为祖先,形成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和各种遗迹,湖南攸县的"尧帝宫"等遗迹亦是如此.它们作为当地人民尊奉祖先、弘扬民族文化的对象,是可以站得住脚的,也是符合传说时代历史实际的.     

先秦儒、道两家言意观辨析

先秦时期，儒家和道家围绕言意关系进行了大量讨论。通过分析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有关儒、道两家言意观的记载，可知其中既有共通又有不同。一方面，先秦儒家与道家在“言”与“意”的表达问题上持相同观点，即“言表意但不尽意”;在“言”“意”两者之间，儒家与道家都表现出重“意”轻“言”的特点。另一方面，出于对“意”的重视，儒、道两家从不同角度对“言”如何尽“意”进行了探索，儒家的探索主要以“建构”的方法进行，而道家与之相反，选择了以“解构”的方式来追求“言尽意”。     

熊十力与儒家历史哲学的现代发展

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历史哲学在古代发展中呈现出以儒家历史哲学为主导的基本特征。但在西方文化东来的近现代,儒家历史哲学遇到了各种进化论历史观的严峻挑战。从康有为到冯友兰,几代中国学者以不同方式对进化论历史观作出了理论回应。但是,直至熊十力,才以“本心”本体论的历史哲学思想建构,实现了儒家道德决定论的历史观与进化论历史观的有机融合,从而将儒家历史哲学推进到进化史观的现代形态,并在理论上对中国与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给出了创造性的回答,为儒家历史哲学的现代发展开辟了道路。     

郑国历史传说的文化内涵及文学价值

郑国的历史传说涉及明君贤臣、平民百姓和道家成员,其内容以郑国的历史为背景,反映了时代风尚、郑人秉性和道家理念,其中体现出智与愚的互补,以及道家对传统崇高形象的颠覆。这些历史传说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叙事、议论有较强的文学性,是先秦两汉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反映出早期历史传说生成、演变的某些普遍规律。     

儒道审美理论的对立、互补与融合

从审美理论的核心问题即审美术体入手,分析了儒道两家对作为审美本体的“道”的不同解说,即儒家是伦理之道,道家是自然之道。立足于不同的审美本体论,儒家把审美过程看作是一种以情感为中介的感性活动,即感性观照;而道家则把审美过程理解为一种超感性的纯主观的心灵活动,即内省体验。这决定了儒家审美理论的功利色彩和道家审美理论的超功利性。并从美学史的角度,论述了儒道审美理论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历史过程。     

王勃《滕王阁序》儒、道和合思想解析

前人多以文学角度研读《滕王阁序》,但该文亦有儒、道思想和合的深意。其中既有从志趣、节操两方面对儒家情怀的表述,也有从风骨、心境两方面对道家生活表示向往。《滕王阁序》中的儒、道和合思想,有儒家为进、道家为退;儒家为显、道家为隐;儒家为入世,道家为滋养等三方面的意味。     

怎样看待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与高振铎先生商榷

高振铎先生在《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新解》(见贵州社会科学·文史哲版》一九八五年第五期以下简称《新解》,引文不另注)一文中,在列举过去许多学者把司马迁的思想归结为或“受道家思想影响”,或直称其“尊崇儒家”,或“尊崇道家”,或“既重道家也重儒家”等看法后,论述说司马迁的思想既不属于道家,也不属于儒家,更不属于杂家。据此,《新解》明确认为:司马迁的思想,根本不属于先秦学术思想体系中的儒、道、墨、法、名、阴阳等六家中的任何一家,“而应该把他当作两汉时期新出现的史家”。甚至说     

“五帝新说”引发的困惑——向“五帝新说”诸位老师请教

"五帝新说"有两种说法。其一曰:所谓五帝,实际只是"尧舜二帝"。其二曰:根据对《山海经·海经》的研究,认为五帝不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真正的五帝是:帝尧、帝挚、帝韩流、帝颛顼、帝丹朱。所谓五帝时代与唐虞时代是同义词。由此引起笔者许多不能理解的困惑。     

论清代格调派产生的历史背景

清代格调派的产生与康乾以来的盛世背景、文化氛围及文人心态相关,而清初宋诗热的流弊及王士稹神韵说的偏失,则是促使清代格调派产生的诗坛背景。     

论盘瓠故事与古氏族部落迁徙及融合的关系--兼论盘瓠故事和传说遗迹的史料价值

盘瓠与盘古氏是不同时代的两个人物,代表着原始社会不同阶段的社会状况.他是帝喾高辛氏时代的氏族部落首领,徙于今湖南泸溪后,氏族部落发展壮大,与土著蛮人结合,成为蛮人尊奉的祖先之一.其后裔逐渐南徙,传说和遗迹遍布于江南地区,反映出"五帝"时代江北、江南氏族先民的迁徙和文化交流,比"三皇"时代又进一步.     

远古至五帝时代中国史前社会的巫觋性别研究

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表明中国原始社会时期的巫觋有别于西方那种压迫、控制神灵以达己愿的巫师。前者通过献祭、谄媚的手段来取悦、诱使神灵满足愿望。中国五帝时代前的早期巫觋中男性比例占据一定优势，但女巫在农业、生殖等关键领域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保障了她们在精神世界的影响力。五帝时期，巫觋集团随着众神地位的分化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女巫鲜有置喙政治活动并获得最高权威的机会。男巫则占据了群巫之长的位置，并成为政治领袖。     

办好地方综合性大学的理性选择——兼论山西大学“十一五”发展战略

办学思路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山西大学立足于“十五”办学业绩,着眼于“十一五”发展,提出的“五个转向”,是指导山西大学“十一五”发展的新思路,“五个转向”回答了“十一五”期间定位如何确定、学科如何建设、模式如何创新、人事如何改革、氛围如何营造等问题,涉及办学的方方面面,是一所地方综合性大学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基本战略。     

西方翻译理论流派划分探索

鉴于目前西方翻译理论流派划分中存在范围不同、标准不同、名称各异的情况,从宏观的角度以翻译的研究层次为标准把西方翻译理论分为三大流派：文艺学派、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文艺学派包括语文学派和阐释学派,语言学派主要由对等派、功能派和认知派构成,而文化学派则涵盖了翻译研究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及综合法,其中翻译研究派又可进一步切分为多元系统理论、规范理论和操纵理论。通过从新的视角进行讨论,有助于翻译研究者对西方翻译理论的流派划分能达成更多的共识。     

高密派诗学所关的一代诗运——清代高密派诗学理论成因探析

高密诗派是清代康乾盛世时期一个地域性很强的诗歌流派。它以"高密三李"李怀民、李宪暠、李宪乔为代表,趋步中唐诗人张籍、贾岛的"苦吟"。其诗学理论则乖离盛世文化主流,具有明显的针对性,为整体认识和了解清初诗学开辟了另一新颖的视角。     

志古鉴今,垂范后世——析《史记·五帝本纪》的作意

司马迁在《史记》首篇《五帝本纪》中,通过再现上古五帝勤心戮力、治理天下的贤君形象,展现了五帝＂法天则地＂以化育万民的美政,以及宽厚仁爱、尊贤尚让的美德,尤其以五帝之＂是＂反衬今上之＂非＂,寄寓着太史公以史论治、志古鉴今、垂范后世的深意。     

论宋代皇权对司法的控制

宋代皇权对司法的控制非常严密。宋代皇帝掌握了死刑的判决和复核权，有权直接下诏并选派官员承审案件；亲自虑囚，裁决狱讼，并可使用御笔手诏，对案件直接作出最后裁决；还通过裁决有争论的重大案件、增加司法监督机构、严格选任司法官员等措施强化对司法活动的监督。这些措施对改变唐末五代司法的弊端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