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围城”中的巨人——论“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的文本差异性

"言说鲁迅"遮蔽"鲁迅言说"的思想本质,这是鲁迅研究界客观存在的一大弊端。由于"言说鲁迅"重在"言说"而轻在"鲁迅",其结果是使"言说鲁迅"发生了重心偏离,鲁迅也被囚禁于精英话语的"围城"中,变成了一种任人阐释的文化符号。"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原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独立文本,但却常常被人们互相混淆和相互替代,进而严重干扰了读者对于鲁迅思想的理解与认识,并最终导致社会对于鲁迅陌生化的消极态度。     

在“文字游戏”停止的地方

郜元宝认为,今天仍然弥漫着鲁迅与之搏斗的各种文字游戏;只有在文字游戏停止的地方,我们才可能与鲁迅真实相遇,才会发现,原来他是怎样的无法绕过。孙郁认为,浙东文化对鲁迅早期思想和精神底色有多方面的辐射,而鲁迅的现代眼光则颠覆了这一传统并赋予浙东文化另一种隐含。刘绪源认为,《两地书》是仅次于《野草》的、最能反映本真的鲁迅的书,那种把对虚无与黑暗的反抗作为生命本体的实践,和察见渊鱼者不祥的自省,是理解鲁迅的一把重要钥匙。袁盛勇认为,鲁迅思想及其话语实践中的正面和负面因素是难以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应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回到一个复杂而完整的鲁迅那里。张钊贻则认为,鲁迅早期反民主言论有其历史原因,并非反对民主的理念,他对目前的民主制度能否真正实现确有怀疑,根源在于两种现代性的矛盾理念。     

“反叛-抗世”型生命范式“批判-解构”型话语形式——青年鲁迅的精神建构之一

青年鲁迅对"摩罗"精神的呼吁乃是对一种"反叛抗世"型生命存在范式的摄取,鲁迅冀望以这一生命范式去建立起自我生命与现实世界的创造性联系,去创造自我生命存在的独立价值.青年鲁迅所向往的"反叛抗世"型生命范式正是被儒家正统文化长期压抑的"异质"生命力量.与"反叛抗世"的生命范式相联,青年鲁迅拥有一种藉"批判解构"而"肯定建构"的话语形式,而发现青年鲁迅的这一话语形式其意义在于它启示我们在研究鲁迅后来的思想和创作时,应当透过他的"批判解构"话语而发现其背后蕴含的理想建构.     

鲁迅的现代与“反现代”——“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别解

郜元宝认为,今天仍然弥漫着鲁迅与之搏斗的各种文字游戏;只有在文字游戏停止的地方,我们才可能与鲁迅真实相遇,才会发现,原来他是怎样的无法绕过。孙郁认为,浙东文化对鲁迅早期思想和精神底色有多方面的辐射,而鲁迅的现代眼光则颠覆了这一传统并赋予浙东文化另一种隐含。刘绪源认为,《两地书》是仅次于《野草》的、最能反映本真的鲁迅的书,那种把对虚无与黑暗的反抗作为生命本体的实践,和察见渊鱼者不祥的自省,是理解鲁迅的一把重要钥匙。袁盛勇认为,鲁迅思想及其话语实践中的正面和负面因素是难以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应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回到一个复杂而完整的鲁迅那里。张钊贻则认为,鲁迅早期反民主言论有其历史原因,并非反对民主的理念,他对目前的民主制度能否真正实现确有怀疑,根源在于两种现代性的矛盾理念。     

"回到鲁迅"的方法论批判

"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吁开启了新时期鲁迅研究"重写现代性"的进程,是有着启蒙运动的先声意义的."回到起点"的启蒙诉求与"从鲁迅出发"的方法论意识实现了由威权主义到科学方法的自觉转换,尽管在建构替代性体系的实践中出现了新的困惑,它仍成功触及了更深层的知识分子认知与话语立场问题.     

“鲁迅”:毛泽东时代的文化符号

<正>鲁迅形象从1937年后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缺席的在场"状态。其形象塑造跟"五四中国"和"1930民国"时期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鲁迅不能挥笔反驳或者即时呼应了。这种情形下,"鲁迅"纯粹地变成了一种精神文化现象。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关于"自我意识"形成的哲学论述有两个,一个是"自我的对象化",另一个是"对象的自我化"。"鲁迅研究"其实也是这两种途径:一种是"自我的鲁迅化",另一种是"鲁迅的自我化"。这     

生命意义的探寻——《野草》中梦与死的浩歌

<野草>是鲁迅思想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在<野草>中鲁迅以"梦"为独特方式、以"死"为起点来诠释其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在其对死亡意识与生命意义的深思中,最终确证了人从生到死这个必然性选择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的有效途径--走.鲁迅以其坚定的"走"的姿态和保全个体生命的"走"的前提归结出了人的生命意义与人生价值.     

历史的“中间物”与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写在《写在〈坟〉后面》后面

鲁迅《写在〈坟〉后面》对“坟”的“终点”关怀和关于历史的“中间物”的认识在客观意义上划分了鲁迅思想的哲学意识和历史意识;鲁迅历史研究中以进化论为前提的“进化论的超越论”是一种理论假象;历史主义鲁迅研究的理论局限在于其对进化论理论前提的一贯坚持;鲁迅历史观念的思想特征是相对论的历史“终点论”而不是进化论的历史“中间物”意识     

论鲁迅的“政治学”

鲁迅"政治学"指鲁迅的政治思想(显性鲁迅)和鲁迅著作、行迹中体现出的政治学趋向(隐性鲁迅)的综合体。尽管鲁迅一直被认为是"政治性作家",但他却与实际政治经常处于"不即不离"的状态。他是一位始终的"革命者",却又总是估量着牺牲的价值。这与个人勇气无关,却与他独特的革命观和历史观相关。因而,尽管鲁迅的政治思想也可纳入"学科"进行分析和研究,譬如将他归纳为一位民权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开放、内省的民族主义者,但却无法抵达鲁迅政治意识的根底。存在于这个根底处的,是一种独特的感觉结构:业已觉醒为"人",却无时无刻不将自身感觉为"奴隶",形成一种独特的"奴隶人"意识。这种意识并非只针对外在社会政治制度,更针对由主客体共同构成的整个历史的"主奴结构",并只有通过作为个体"失败"的存在论经验(相对于"正常"年代的"成功")或作为群体"失败"的历史经验(相对于"革命"时代的"胜利"),才能获得。这正是鲁迅常常让人感到晦涩或费解之处,但却奠定了鲁迅"政治学"的基础。他因之而发展出"非政治"的政治性,让民众成为"政治主体"而非统治的对象或"得民"的材料的政治意识,以及"从下面看"的视野,并生成"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自觉。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