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人性预设

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是以仁政、德治为价值指向的。因此,提倡“仁”,强调“礼”,追求德治和等级秩序和谐的先秦儒家,势必要寻找一个合理而有力的人性依据。人皆向善的人性预设,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人性根基。     

中西德治与法治思想的历史生成及其人性论基础

本文从人性论的角度探讨了中西德法之治的历史生成及其特点：西方法治理论或以“原罪”说的神圣预设，或以人性恶的世俗预设为前提，主张以外部法律约束人的行为的必要性；中国德治思想则以人性善的预设为前提，提倡从人的善性出发推己及人，通过道德教化的方式，从内部实现对人的治理。中西不同方向的政治建构可以互补并济。内举德治，外举法治，缺一不可。     

论中西人性预设与社会治理模式中激励制度的建构

中西不同的人性论设定,导致了不同的治政方略和制度路径。性善论者强调通过统治者自身正向的道德激励,来实现对人民的管理,但其人性预设在本质上是与"法治"相对立的。性恶论者强调通过法律的负向激励,实现对权力的规范与制约,但却阻碍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只有在正视人性经济自利性的同时,看到人性的道德自律性,才能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中激励制度的建构作出科学的设计,使之成为现代公共行政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中西“人性预设”差异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宪政制度设计的人性诉求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设计,都应该是建立在特定的人性认识基础之上的。中西不同的人性预设,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治政方略和制度路径,尽管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也都存在着不足。为此,本论文在对中西＂人性预设＂差异之比较分析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从人的内在性出发,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深层次地揭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设计所应该追寻的人性诉求,从而为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提供可供借鉴的新思路。     

诘读葛兰西：德治、法治、政治

葛兰西的治国构想认为：无产阶级执政党必须全面行驶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采取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而且德治的内容逐步硬化进入法治的领域，从而达到一定发展阶段上德法相一的社会有机型式和自由水平，然后又在党的政治道义的主导下在此社会治理型式基础上从高一级水平的德治开始定向启动新一轮的德法相一、德溶于法的运动。如此循环往复，向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发展。这一构想已经预见到党执政后要采取德治和法治的基本治理方式，但从道义论出发理解党的政治领导原则是含有唯心、空想成分的从为德治和法治要不断的达到完士一致也忽视了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不同领域和作用机制．     

论当代中国法治价值目标的定位和选择

当代中国对法治价值目标的定位和选择存在着诸多失当现象 ,究其原因 ,主要是当代中国法治生成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但相当不成熟所致 ,特别是当代中国在法治秩序的建构过程中仅强调法治的外在价值及外在价值目标的选择而过分忽视法治的内在价值及对法治的内在价值的选择而产生的事与愿违的结果。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在法治价值目标的定位和选择时必须全面认识法治价值 ,对法治价值目标进行双重的定位和选择 ,即不仅关注法治的外在价值及外在价值目标的选择而且关注法治的内在价值及内在价值目标的选择。     

论德治与法治的结合

21世纪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不仅要有经济、政治方面的繁荣与稳定 ,还必须有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复兴 ,其中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开发中华民族 5 0 0 0年道德文明的智慧 ,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道德文化精华 ,结合中国当代社会的实际 ,实施以德治国的方略 ,使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已是一项十分迫切的历史任务。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思想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它要求我们 ,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 ,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建设 ,使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相辅…     

理性政治: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分析单位

分析单位的研究与确立对于学科发展具有范式意义,其设计或选择与该学科的性质、使命直接相关.在当代中国语境下阐释理性政治的基本内涵及其维度,探讨其何以成立和理念支持,揭示其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的涵摄力、解释力、指导力,应当成为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理性政治既是一种价值预设,具有现代政治理念的支持,更契合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是当代中国政治及其体制的基本诉求,因而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分析单位.     

关于"以德治国"的思考

"以德治国"思想具有成熟而丰富的内涵,对其应作全面深刻的理解,德治在国家治理中是一个系统工程,无论是在法治领域,还是政治、经济等其它社会领域,都发挥着无法取代的作用.而且,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理性,表达并设定一定社会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它们引导着社会发展方面,规定着社会发展目标.这些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深深渗透在政治、法律和经济生活等各个领域,在政治领域、法律领域以及经济领域都有相应的德治体现.     

刍议法治文化之养成

与人治文化相对立,法治文化是指以法治为根本内核与追求目标的文化形态及其类型,是法治的"精神构成"或"精神属性"。在中西法治文化源流的比较意义上,传统文化浓厚的伦理色彩、终极关怀情结匮缺以及权力崇拜意识等历史因素,阻滞了当代中国法治文化的养成。同时,法治文化养成的现实因素体现在法治的利益性问题以及法治社会诸要素的关系问题等方面。     

论宗教与迷信的区别

本文着重分析了宗教与迷信在概念、目的和形式、分类、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区别,对宗教与迷信的界定给出了可行的分辨标准和方法。     

家庭观的文化差异模式

由于历史的形成原因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家庭和家庭称谓语、东西方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各自独特的文化模式对于社会结构和语言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的思维当中,思维反过来又制约并形成了家庭文化的差异。     

收入差距、和谐社会与民主政治建设

近年来,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收入差距的拉大和权利不平等相互叠加、相互加强,已经成了我国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不和谐因素。因此,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建立和完善维护社会公平的体制和机制,促进充分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我国的收入差距扩大与权利的不平等现象有一定关系,与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过程的某些弊端有一定关系,因此,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就成为缩小收入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跨文化隐喻的理解:对经验差异的分析

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纯语言的范畴,进入了认知的领域。在跨文化隐喻的理解中,对英语功底较为深厚的人群,个体的认知心理、经验存储的差异而造成的经验流的碰撞是最根本的障碍之源。     

公司的现代性:主体与客体之辨

现代性最主要的特征莫过于主体性在西方社会的全面确立.对公司而言,现代性意味着承认公司的主体地位.公司的主体地位主要基于公司具有独立的人格.受后现代性思潮和法律经济学分析的影响,"公司契约论"与"公司企业论"先后在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成长起来."公司契约论"与"公司企业论"的实质是"公司客体论",它们在理论上都有难以克服的困境,因此,重申公司的主体性传统迫在眉睫.     

数值余项效应在差分格式构造性设计中的应用

本文对一类双曲型方程的初边值问题建立了稳定的有限差分格式,并用该格式进行了具体的计算。由于计算结果与精确解之间有一定的差距,本文对差分格式的耗散性进行了分析,并依据于分析所得的结果对差分格式的计算结果作了相应的解释和说明,并对格式的改进和优化作了简单的讨论。     

加速我国西部建设 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初探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 ,是我国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本文根据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近 2 0年经济发展的有关资料 ,分析了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差距的产生、扩大的基本原因 ,并进一步论述了缩小这种差距的基本思路     

中国传统社会的社团及其与现代社团的区别

中国传统社会存在大量的不同类型的民间结社,它们不仅有助于满足团体成员的精神需求,有利于抵御生存困境提高生存能力,有益于社会资本积累和个人发展;而且承担一定的社会管理功能,发挥社会整合作用,是政府职能的延伸和补充。但传统社团与现代社团存在本质的区别:传统社团没有法律空间;其功能和价值目标与政治国家高度重合,缺乏独立性;传统民间组织①系统不构成政府系统的抗衡力量,不是影响政府决策的基本变量。中国传统社会乃至于近代中国是否存在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民社会,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加以探讨的问题。     

从中西文化模式的差异看中国的启蒙

各民族文化现代化都以启蒙为前提.不过,文化和价值模式不同,启蒙的任务、对象和方式也不同.西方的启蒙主要针对上帝、教会的神圣和权威;中国的启蒙则要解构名教文化的理想价值,走出泛权力文化和权力神圣化的蒙昧状态."五四"仿效西方做了许多启蒙的工作,但它不自觉,不彻底.中国文化现代化需要继续做某些未竟的工作.     

经济法与民商法价值比较阐析

经济法的价值目标是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的重心.近年来,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的价值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本文从经济法与民商法价值比较研究的角度,以经济法与民商法二者的产生、发生和法律本位、价值理性为基础,从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利益、平等、效率、安全等价值理念进行比较研究,这将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经济法的价值目标和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