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荆州八旗驻防

清政府在荆州实行八旗驻防，由满族八旗和蒙古八旗组成，实际兵额始终维持在四千名左右，由一名将军统管。荆州八旗驻防实行旗民分治政策，旗人在荆州城内满城居住。驻防旗人与荆州民众产生过一些矛盾，但主流还是和睦相处。荆州驻防的设立对加强本地控制和维护清王朝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清末新政时期筹划旗人生计政策研究

清王朝定鼎中原以后,对八旗奉行恩养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旗人生计问题。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采取了劝业归农、设厂办学、选壮为兵等诸项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旗人的生计问题,却进一步瓦解着日趋灭亡的八旗制度,对八旗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广州驻防八旗生计问题探析

摘要：满清定都北京以后,八旗军民合一的体制被打破,清政府为维护政权的稳固,分派八旗军在全国多处驻防。广州八旗在 驻防初期,有钱粮制度作保障,且旗民人口较少,因此,旗民生活较为宽裕,但随着清政府财政的枯竭,广州八旗旗民人口的增 长,广州驻防八旗旗民面临着严峻的生计问题,虽然广州采取了四项主要措施来解决旗民的生计问题,但这些措施对于多数生 计维艰的八旗旗民来说,仍是杯水车薪,最终广州八旗旗民突破了八旗驻防制度的种种束缚,开始自谋生路     

辛亥革命后（1912-1924年）旗人生计问题研究

辛亥鼎革,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与清政府达成《清室优待条件》,民国政府做出了“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牟俸饷,仍旧支放”的允诺。实际上,八旗生计并未筹定,粮饷照发亦未落到实处,人口多达数百万的旗人群体在民国初年的生存境况急剧恶化。中央与地方政府成立专司旗人生计问题的机构,采取一定措施,例如创办旗人工艺厂与教育机构,清理旗产、直接赈济等。但总体看来,这些措施效果并不显著。旗人最终不得不走上自谋生计的平民化道路。     

清代成都驻防八旗再探

驻防八旗是一个独立于地方的军事实体。特别是清王朝实行以“满城”为区域的旗汉分治政策;因而驻防八旗的经济和文化教育都有其显著的特点。这种政策的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给广大旗人带来深重的灾难,并导致八旗制度的崩溃。     

略论乾嘉时期东北旗地的补救措施

东北旗地是清代八旗土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自身发展的特点。清中叶,由于流民出关,旗地买卖盛行,旗地逐渐向民地转化。而清廷为保护旗人的生计,采取一系列旗地的补救措施。本文试就乾嘉时期东北旗地的补救措施作以探讨。     

有关八旗生计措施

“八旗生计”是有清一代自始至终的社会问题,是一个困扰清政府的大难题,同时又不仅是穷苦旗人专有,几乎是每个旗人时时刻刻面临着和感觉到的切身的问题。目击八旗生齿日繁,诸多拮据,糊口维艰的情况,历朝皇帝时以为忧,推出滋生息银的办法及移屯政策。曾被清政府认为实施移屯政策最直接的动因,就是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最好办法。本文拟就清政府解决“八旗生计”方案,试加探讨。 “八旗生计”问题并非是清建国初期早已有的问题,因为在清朝定鼎之初,八旗生计颇称丰厚,人口不多,房地充足。但是在百年以后,人口猛增,房地日减于前,兼以俗尚奢侈,不知节俭,因而生计日窘,习尚日下,而无所底止。加以清政府为了不使旗人被汉化,为了保     

清代八旗驻防与荆州城市变迁

清政府在重要城市实行八旗驻防,并为驻防旗人修城别居。这些满城的建立,对当地城市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在荆州设立八旗驻防,对清代荆州城市空间的格局、城市文化发展的特点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清代宁夏驻防马政探析

宁夏驻防马政始于雍正初年,宁夏驻防设立之时。在宁夏驻防存在的近二百年中,马政的发展经历了初设时期颇具规模、乾隆时期马匹缩减、嘉庆时期马价银动支、同治年间马政凋敝、光绪时期艰难恢复至再遇挫折等重大调整。宁夏驻防马政兴衰起伏的演进历程与时局变化及满蒙旗人的生计问题息息相关。然而,清廷优养旗人是宁夏八旗驻防得以设立的根本初衷,在以旗人的生计与生存为依托、确保满洲统治长治久安的八旗体制中,马政的发展必然要服从并服务于旗人的根本需求。当驻防旗人生计问题突显、教育经费短缺之时,马政因让位于这些更加重要的问题而不断走向穷途末路。可以说,宁夏驻防马政的发展演变,恰是整个八旗体制不断衰颓的一个缩影。     

浅谈清代八旗的建立

八旗制度是清代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到天聪九年（1635年）清太宗皇太极编设八旗蒙古、崇德七年（1642年）编设八旗汉军,八旗实为24旗,即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入关之前,各旗人丁3年编审一次,每壮丁300名编为一佐领,后又改为每佐领编壮丁200名。八旗实行兵民合一,兼具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的职能。     

台湾郑氏政权与清朝政府统一台湾

17世纪荷兰殖民者统治台湾,当时,清政府已经建立了大陆的统一政权。郑成功在东南沿海一带组织抗清复明斗争,未能取得胜利,为了能有一个更好的立足之地,转而收复台湾却取得了成功,但郑成功始终以明朝孤臣自居。其子郑经主政后期,开始图谋偏安割据,终被清政府收复。     

试析清末化除满汉畛域原因

清军入关以后,满汉畛域一直存在,但并没危及到清朝的统治。到了晚清,清政府面临着内部革命者不断起义,汉族官员对满族官员的特权不满,旗人腐化和人才缺乏,八旗兵已经不能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力量而成为清政府的负担,还有外部列强的步步进逼等问题。清政府不得不着手化除满汉畛域,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     

清末商会与城市粮食管理--以天津商会为个案研究

天津商会作为清末时期总揽天津商务的总枢纽,主动配合官方机构,对天津粮食行业实施多层面的监督管理,保证了京津地区粮食供应的安全。     

《申报》与“《苏报》案”

《苏报》因宣传革命而触怒清政府,遭至封杀,撰稿人被捕,是为＂《苏报》案＂。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百科全书＂的《申报》对此案进行了全程报道,但它在字里行间与行文的语气上有隔岸观火与落井下石之嫌,表现出了与它作为报界领袖极不相称的立场,在报界同仁遭遇不幸的时候不仅没有表示同情、施以援手,反倒充当了满清政府的应声虫。作为一个幸灾乐祸的看客,它在貌似公正的报道下,让读者看到了清政府勾结洋人戕害革命者的丑恶行径,也真切地感受到外国侵略者对我国司法的粗暴干涉,从而激起了更多的仁人志士走上革命道路,这种结局是《申报》始料未及的。     

试论珠江三角洲的围董及围董会

围董及围董会是珠江三角洲人民在清末与民国时期,自发组成的一种民间性基层水利管理机构。它在动员群众修筑堤围、筹集资金、防汛抢险、调解水利纠纷等方面,始终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自清末至民国,政府对围董(会)的管理与渗透虽日益加强,但其权威却始终未能深入到水利基层管理中去。     

黄河铜瓦厢决口后清廷的应对

晚清时期,河政与荒政这两项曾被国家高度重视的事务陷入了混乱,这在清廷对铜瓦厢决口的应对问题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咸丰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决口.当时清廷正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疲于奔命,因此决定"暂缓堵筑"决口,对灾区采取的救济措施也非常有限.通过清廷对整个事件的应对可以发现:在内乱外患、军政祸乱频兴的形势下,清廷的施政能力已经大大地了减弱,自身的存亡绝续成为第一要务.明清以来的河政体制走上了解体的道路,救荒事务更加地方化.     

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

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成都官署受到严重破坏。作为国家政治统治象征,成都官署在城市重建中得到高度重视。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前中期,清初直至康熙二年,迫于战争形势,成都官署或仓促修建或"徐图营造"。随着清政府在四川统治的稳定,成都各级官署在康熙二年左右开始全面建设。康熙乾隆年间,各官署多进行了重修或扩建。但由于清代行政体制中"家国一体"的弊端在体制上留下的诸多隐患,成都官署到清中后期大多简陋不堪。成都官署作为国家秩序在地方社会的体现,其在城市空间布局中的位置、建筑规制、布局无一不遵守着儒家的礼制秩序和规范。     

论"江南奏销案"

清顺治末年,清政府继"通海案"、"哭庙案"之后,又制造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奏销案.此案公开的理由是追补钱粮逋欠,实质则是借清理财政之名打击反对清政府的江南士绅.文章拟从清初奏销制度着手,探究清政府兴此大狱的原因,以及从此案的审理中反映的清初法制状况.     

清代亳州赈灾研究——以光绪《亳州志》为考察中心

清代亳州地区水灾、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频发,给亳州地区居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面对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清代中央及地方政府积极应对,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救灾。亳州当地绅民商人及在亳经商的地商户亦慷慨解囊,通过捐物捐钱、降价出售粮米等方式积极参与救助。政府与民间在救灾中的地位不尽相同,两者的结合在救灾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其中的一些举措对现代社会抗灾救灾也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清治以后台湾朱子学的兴起

清朝在统一台湾后,为了消除明郑时期的反清思想,致力于提倡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利于稳定封建社会秩序的朱子学,以达到移风易俗、巩固清朝在台湾统治的目的。在朝廷倡导和闽台官员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学校教育,朱子学迅速在福建得到复兴并向台湾传播,在康熙至乾隆时期成为台湾儒学的主流,并对台湾社会文化和教育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