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新世纪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成为犯罪学界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应该成为我国新世纪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采取三个方面的预防措施(1)构建市场经济秩序中的良性社会意识,使未成年人能在良性的社会意识环境中健康成长;(2)抑制犯罪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实现社会文化的整合,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3)加强和深化社区教育,充分发挥社区帮教的预防控制功能.     

外来务工人员犯罪动机结构的实证研究——以苏州为例

犯罪动机是外在环境刺激下,犯罪人所产生的关于犯罪动因的生理、认知、情感等方面的失衡及犯罪行为实施倾向或犯罪行为倾向的选择性推动的动力源.文章以484名外采务工犯罪(嫌疑)人为对象进行了犯罪动机的问卷调研,并对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外来务工人员犯罪动机呈三维结构,即犯罪后果评价、认知失协、情感失协.     

我国当前仇恨犯罪的原因解析——以2010年以后仇恨犯罪典型案例为研究样本

仇恨犯罪是对社会具有强烈负面影响,对社会安全与稳定造成严重冲击的类型化刑事案件。基于这种理解,现阶段我国社会频繁出现的、带有明显的仇恨动机的报复社会性犯罪和群体性暴力事件都属于仇恨犯罪的范畴。对2010年以来国内发生的35起典型仇恨犯罪案例的整理和分析可以发现仇恨犯罪的深层次影响因素:社会结构性失衡是社会个体仇恨情绪的逻辑起点;社会底层的病态心理是促生仇恨动机的初始形态;传统的法外复仇文化对仇恨犯罪具有发酵作用;现阶段社会治理中的"压力控制型"治理模式则对仇恨犯罪具有反向激励作用。在全面、客观认识仇恨犯罪产生原因的基础上,当下我国仇恨犯罪的预防应遵循治标与治本结合、打击与预防并举的方针,具体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     

计算机犯罪动机的社会学分析

计算机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生活领域 ,推动了社会发展 ,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 ,即计算机犯罪。本文将在界定计算机犯罪的基础上 ,对其产生的动机进行社会学分析 ,并从人的社会化角度提出一些消除计算机犯罪动机的设想。     

法定犯罪目的的实质探究

法定犯罪目的是指刑法分则条文对具体犯罪所明文规定的犯罪目的。对于法定犯罪目的的实质的认识 ,中外刑法学者看法不一 ,主要有特定犯罪目的说、犯罪动机说和追求超故意的结果说。本文在评析特定犯罪目的说与犯罪动机说二者缺陷的基础上 ,基本肯定追求超故意的结果说 ;并认为在目的犯中 ,犯罪目的具有二层结构 ,法定犯罪目的属于其中的第二层次犯罪目的 ,其实质是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所希望达到的超出直接故意意志内容的最终结果。     

人民警察职务不作为犯罪研究

犯罪的成立应具备三个要件,即根据其职务要求负有实施某种行为的特定作为义务,而现实中并未履行,其行为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这种不作为犯罪行为具有间接性和隐形性、犯罪动机类型多样性以及后果的严重性等特点。为此,应采取道德控制、司法控制、社会控制等对策,避免警察职务不作为犯罪。     

恐怖主义犯罪概念的再探析

各国政治、经济、文体、宗教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当代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行为方式的变化给恐怖主义犯罪概念的统一带来困难。恐怖组织和个人都是恐怖主义犯罪的主体,与恐怖组织关系密切的组织,也应当成为法律的规制对象。反国家性而非政治性才是恐怖主义犯罪的动机,而实施恐怖主义犯罪的手段是否具有正当性或暴力性则不应是恐怖主义犯罪的构成要件。恐怖主义犯罪对象的不特定性是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重要特征之一。各国应当摈弃政治化对恐怖主义犯罪概念的影响,以列举具体行为类型的方式对恐怖主义犯罪进行定义。     

我国无差别杀人犯罪的现实状况与理论分析

无差别杀人犯罪,是一种多发于现代社会的独特犯罪类型,具有无差别性对象、社会不满动机、并无组织依托、公然无饰作案等特征,从而应当将其与有关相近类型的犯罪予以区别.在社会转型日益深入的背景下,我国无差别杀人犯罪也相对多发,并呈现出这一类型犯罪的独特形态.基于社会结构的视角具体考察我国目前的无差别杀人犯罪,对于从根本上有效遏制这一犯罪,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工业化时期英国的犯罪问题及其治理探析

英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犯罪活动猖獗,犯罪率持续上升,侵犯财产犯罪成为犯罪的主要类型,青少年犯罪不断增长并呈低龄化趋势。贫困、糟糕的城市环境、传统管理制度失效等因素是工业化时期英国犯罪快速增长的主要社会原因。面对犯罪问题的不断恶化及其引发的各种危害,人们开始采取措施对犯罪进行治理。     

扣除“合理开支”是个认识误区

在审理贪污犯罪案件时,将被告人贪污犯罪后所得用于给领导送礼、招待等费用,认为是“合理开支”,从犯罪数额中扣除。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1.贪污罪的客观外在表现和侵犯的客体。贪污罪的客观外在表现是犯罪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它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贪污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公共财物的所有权,又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犯罪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而公共财物的所有权一旦发生转移,变成由个人支配的私有财产,犯罪就已构成。2.犯罪故意、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犯罪故意、…     

中国犯罪构成理论构建的理论体系与价值前提

犯罪构成理论的构建是当下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目前国内学者的研讨可以归纳为三大模式八种路径,这些观点实质脱胎于三大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审视现有的三大法系犯罪构成理论,虽然概念术语、理论体系以及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不同,但是却具有共通性的因素,此乃理论比较的基础。因此,作为解释理论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就至少应当遵循以下两个价值前提:法的实务操作性,法的实质安全性。在此价值前提之下,对各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评价与构建思路才可以认为是有价值依据的。     

树立理性刑法观——以审视刑法的有限性为视角

由于自身属性的制约,刑法保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的功能具有有限性。刑法不是打击犯罪唯一甚至决定性手段,对罪犯的人权保障必须建立在对罪犯惩罚的基础之上。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刑法只对类型化的危害行为具有普适性,无法规制社会生活中的特例。罪刑法定原则从深度上要求刑法条文的明确性来保证刑法安定,而刑法适用宽度又要求条文的模糊性来保证刑法的灵活性。因而我们必须审视刑法的有限性,树立正确的刑法观。     

对女性犯罪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

近年来,中国女性犯罪快速增长,其危害应引起全社会的重视。相对于男性犯罪而言,女性犯罪在犯罪动机和犯罪危害方面具有主体上的特殊性。针对女性犯罪的自身特点,只有加强对于女性犯罪的一般预防,采取人性化的特殊预防处遇措施,才能有效遏制女性犯罪的发生。     

抢夺转化为抢劫罪若干问题研究

抢夺罪与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其危害性较大,历来为我国刑法打击重点。本文着重对抢劫罪即抢夺转化为抢劫罪进行了比较和区分,从前提、主观、客观三个方面探讨了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的构成要件,针对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的立法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和措施,将前提“犯抢夺罪”修改为“实施抢夺行为”,把“毁灭罪证”改为“毁灭证据”并在法条中应明确规定抢夺的财物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才能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立法中应细化共犯的认定标准。     

关于缩减刑法分则"法定犯"罪名的思考

刑法分则过多规定"法定犯"不符合现代刑法"省刑"、"谦抑"思想,法治社会不是条文越多越好.刑法有自身的调整范围.不是所有的行政违法行为发展到严重程度就都构成犯罪.现行刑法中许多"法定犯"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达不到犯罪程度,甚至不属于犯罪的性质.法定犯使空白罪状过多实际上把部分刑事立法权变相地交由行政机关行使.与立法法的精神相悖.基于以上考虑,建议大幅缩减刑法分则"法定犯"罪名.     

反思与重构:对结合犯概念的再思考

对结合犯概念的揭示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不能脱离结合犯的初始意义,应反映结合犯的本质内涵和立法目的,不能脱离法律的实证规定,不能混淆规范刑法学与本体刑法学的界限,不能脱离犯罪成立的理论体系.所谓结合犯是指立法者基于特定立法目的的考虑,将两个具有内在联系性的犯罪(构成要件)规定为独立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况.     

论人的全面发展的规律

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正如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循一样,人的全面发展的规律也是客观存在的.本文探讨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三个规律:人能够把社会生产力创造的财富转化为严格控制和自由驾驭的内动力的规律,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地选择行为的规律,人的认识受到客体性质和主体感知能力制约的规律.     

论单位犯罪的概念及其构成

新刑法颁布后,刑法学界对单位犯罪的概念进行了多种界定。笔者从犯罪构成的角度将单位犯罪的概念定义为: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经单位集体决定或负责人决定,为本单位谋取利益,故意或过失实施的危害社会,依照法律规定为犯罪并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并对单位犯罪的构成进行了论述。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研究

自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以来,司法实务界一直致力于准确理解其规定并加以适用。理论界需要正视信用卡产业自身的迅猛、粗放型发展过程中内含的机制性瑕疵和司法实务界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一种简单化处理的倾向。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一些争议性项目需要加以界定、探讨,如“恶意透支与善意透支”、“银行催收要求”、“持卡人认定”等问题,努力达到一种既符合金融信贷业发展规律又与刑法精神相契合的解读,并提出一种民事与刑事法律法规合力互动的“民刑应对机制”的设想。     

中国合同法与国际接轨的动因

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就是市场的一体化。中国合同法在这个背景下必须完成与国际的接轨,才能更好地促进交易规则的全球化和经济社会法治观念的全球化。这种接轨的动因可分为:外在动因——发展商品经济的契约制度需求;内在动因——培育市民社会的私法精神需求,技术动因——统一交易规则的制度整合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