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形式：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学批评”关键词研究

民族形式在“十七年文学批评”中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意味”可以从当时占主流的有着文学“性质”的两种题材（即农村题材小说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和替代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叉的“两结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手法中见出,它是新民主主义文艺“社会主义化”的过程,也是苏联文艺“中国化”的过程。     

王实味事件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在1942年的王实味事件中已初具规模:批评对象由文学文本转向作者的政治"罪名",批评主体从独立的评判者转变为对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政治群体,在批评方法上,将政治定罪作为逻辑起点和终极结论,对批评对象进行有目的的阐释.在中共意识形态初步确立的延安时期,这种文学批评可有效清除"异己",有助于建构"清洁"和"一致"的政治话语,但它在"十七年"的延续损害了文学批评的本体功能,使"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痕迹愈益深重.     

角色的焦虑创作的转向——"十七年文学批评"对作家的影响

在"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实践过程中,作家经历了角色转换的艰难蜕变,其"知识分子"内涵发生了巨大改变.作为一个群体,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迅速地整合到政治化权力格局之中,作家的创作随之也发生了重大转向,印响应口号,深入工农.这一切不仅使当代文学具有强烈的政治实践性品格,而且也强化了当代文学的学科地位.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合法性解读——以“史诗性”文本和文学经典价值确认为中心

十七年文学,以其整体的＂同一性＂构建了一个＂战歌＂与＂颂歌＂相交织的文学时代。＂史诗性＂文本为新政权的合法性存在披上了漂亮的外衣,对文学经典的价值确认则体现了十七年文学批评理论的合法性存在。     

"清洁"的文本与"衰竭"的主体——论"十七年"文学批评的规训与惩罚功能

由于依托于民族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功能和性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对于文学的审美评判转向了对于文本和创作主体的政治批判,并衍生出了具有高度规范化和裁决力的规训与惩罚功能.对那些不符合意识形态规范的文奉,主流批评家进行了干预和批判.作家依照批评意见修改文本,努力使其变得"清洁"和纯粹,并做出了检讨和自我批评,但他们并未因此而重新被意识形态话语所接纳.文学批评的规训与惩罚功能使作家作为写作主体的独立性和思考能力日益衰竭,也造成了"十七年"文学作品某种程度的相似和一致.     

“十七年”文学批评与“清洁”的文本

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下,"十七年"主流批评家的实践被赋予了"权威化"和"指导性"功能。他们以政治和阶级标准对于作家作品进行"检查",对不符合要求的"异质"进行剪除和清理。在意识形态和批评的双重威压下,作家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大幅度修改,强化"阶级斗争",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删除爱情、亲情等充满人性色彩的情节。"十七年"文学作品的"一体化"和扁平化与意识形态文学批评有着紧密关系。     

论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外来资源与本土经验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外来理论资源主要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伴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程和中苏关系的跌宕起伏,中国文学批评的接受表现出极不稳定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意识形态阵营的同一性和本土原生理论的孱弱,十七年文学批评汲取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政治实用成分。在中苏关系出现分歧后,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十七年文学批评获得了较为广阔的阐释空间,为多元化的文艺理论探讨提供了可能。随着中苏关系的断裂和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运动的开展,浪漫主义因素重新进入文学批评的视野,两结合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流批评话语,显示了本土经验强大的同化能力。     

略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主流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解放区文学经验建立文学审美态度的同一性 ,从而赋予全社会一种新的文学眼光和审美情趣。这时期文学批评的聚焦点在于文学的政治目的、政治功利及其相应的作家创作中的合法性。这种一体化批评格局主要是通过批判文学创作中的“个人主义” ,并通过作家的自我否定和创作上的“反精英”倾向而完成的。确信人的力量可以主宰全部历史发展 ,并以此督促文学不断创造出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完美的“新人”形象 ,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傲慢与偏见。在此意义上 ,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 ,指向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左”倾文艺思潮和文化观念的反思与检讨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社会政治话语系统

中国当代"十七年"文学批评自发展之初即面临着审美批评话语缺失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的形成与建立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当它放弃了与审美批评话语的"平等对话"成为"一维"的存在之后,文学批评活动的功能与价值也就发生了异变.本文试图就这种社会政治话语系统的形成原因、思维方式及实践特点做出理论阐释.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当代性”

按照韦勒克、沃伦的观点,文学研究可以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如果说"文艺政策"和"文学会议"还只是对十七年时期"文学论争"中具有结构功能的外围网络进行考察的话,那么对"文学批评"在遭遇"当代"后所呈现出的"当代性"亦即"文学批评"如何"策略性"地成为"文艺斗争"的有效方式以及对这种"断裂式"延续方式的审视,则具有更为重要的"修辞"意义。     

论“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题与意识形态的规约——从王林的《腹地》及其批评说起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新的语境。与以往历史境遇最大的差异在于：它不再以摧毁和否定旧体制旧文化为己任,而是致力于建构新的文艺秩序。为此,它要求作家正面表现社会现象,歌颂民族国家建设和革命历史,并着力清除＂不洁＂和＂不纯＂的叙事方式。王林的《腹地》写作于四十年代初期,它塑造了日常化的具有普通人性的英雄形象,保留了时代与乡村的原生风貌,却与新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裂＂,成为新中国最早受到批判的长篇小说。批评家认为小说中的很多描写与文艺新秩序的要求和写作原则相去甚远,对作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十七年＂文学批评主题的生成并非单纯的文艺问题,而更多地来自于民族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     

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个人主义”话语

“个人”话语曾经是“五四”时期的重要成果.但在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批评中,“个人”话语被中断了,被看成了小资产阶级的专利而被认为是最肮脏、最丑恶的东西.当时作家为了融入新体制而不得不告别个人话语,这是当时作家深层次痛苦之一.“个人”的价值还值得继续启蒙.     

《人民日报》与"十七年"文学生产

<人民日报>发表的文艺社论、编者按、文艺消息、读者来信、作家检讨、文艺评论、文艺作品引导着新中国作家的创作方向,规约和促进着"十七年"文艺的生产及其价值诉求,进而建构起具有党性原则的新中国文学制度.而这对于当下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无疑具有重要的典范作用.     

"十七年"文学三论

本文探讨了"十七年"文学中的三个问题个性色彩淡化,非理性的被压抑,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试图对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与主流文学观念、思维方式,特别是与新文化、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揭示.     

新时期三十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中国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已走过近三十载的历程.其中经历了萌芽、发展、开放三个时段.从性别的视野研究文学,重视女性文学文本,关注、重视女作家,关注、重视女作家独特的性别创作体验、性别创作特质,建构女性文学研究学科,以及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过渡到"性别诗学",可谓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探索的重点与取得的业绩.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又有其严重的不足.这首先表现在部分学者在对西方理论嫁接上的生吞活剥.其次,中国古代本土思想文化资源的缺失.再次,研究对象的偏嗜与评判标准的绝对化、单一化.放眼未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许多条路可走,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本土化以及将相对封闭、狭窄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拓宽为相对开放、广阔的性别诗学,或者称为"性别批评",将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首先必须解决的课题.     

"十七年"的舆论环境与作家心态张力

受建国后“十七年”舆论环境的影响,作家真切的个人感受与文学规范的威压,形成了一种心态张力。心态张力的矛盾运动,使得一些作家常常陷入自我反省、批判之中。相比较而言,在纠正自我的“偏差”时,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能较快地适应权力话语的要求,在创作上能一定程度地化解个人感受与文学规范要求之间的张力,把握时代的脉动。     

论建国后"十七"年现代随笔的创作与理论

建国后的"十七"年,在特定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语境中,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本质特征的中国现代随笔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困境。人们不得不再为随笔(杂文)的生存而抗争,而难能可贵的两次随笔"复兴"景象,充分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那种直言不讳、自由批判的精神在当代中国的顽强表现,尤其是生存逆境中的张中晓,他的随笔虽零星片语,但极具灵魂穿透力,至今读来仍然撼人心魄、催人警醒。     

论"十七年"文学的审美主流

颂歌美学与红色史诗是"十七年"文学的审美主流.从建国初期的"新华颂"到大跃进民歌再到六十年代初期的政治抒情诗,时代颂歌的抒情模式成为政治化的审美规范,对"干预生活"创作潮流的批判则是巩固其权威性的重要环节.红色史诗在建立其排他性的审美范式的过程中,通过对"中间人物"论的清算以及对人性化的爱情描写的排斥,逐渐定型于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与符号化的人物塑造.构建健康的文学生态,应该尊重不同审美追求的差异性与丰富性,才能维持文学发展的总量与结构平衡.     

"十七年"文学的再反思——兼与王彬彬、吴义勤先生商榷

王彬彬先生的<<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和吴义勤先生的<在历史与审美之间——重读<红旗谱>>,这两篇文章对<红旗谱>的不同评价,实质上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评价"十七年"文学?作者认为意识形态的介入确实影响作品的艺术性,也加速了"十七年"文学的传播,促使<红旗谱>等作品成为"红色经典".而文学史一再证明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深度的现实关切和完美的艺术性结合的典范.     

阶级话语的流变与文学批评功能的转换

从1927年到“十七年”,随着中国政治形势与意识形态的变迁,阶级话语的语义内涵和功能几度变迁.本文意在通过对“阶级”这一词汇的考察,分析其话语流变背后政治和文化霸权力量的变化,以及以“阶级”为关键词的文学批评功能的转换,从中可以看到20世纪前半期文学批评远离“审美成规”而倾近于“政治成规”、成为政党伦理和国家意识形态工具的“不能自主”的政治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