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士大夫及士风和名节——以宋朝士大夫为中心

本文针对在中华古史研究中盛行一种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史观提出不同见解,认为历史演进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教科文、军事等多方面的综合演进,而被剥削、受压迫的广大劳动大众是历史演进的主干和主角.古代的士大夫与近代的知识分子一词有相近之处,其中的大多数只是卑鄙龌龊之徒,更有巨恶大之辈,不应将所谓士大夫的群体视为社会精英,但士大夫中也确有个别的真正精英人物.本文强调了在当代提倡名节或气节的重要性.     

宋代士大夫文人的反“俗”心结

科举制度在宋代的最终确立与完善,使中下层人士向上流动成为常态,但这并未导致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界限的消失。寒庶俊造一旦晋身,对自身的新地位新特权的意识立即形成。维持其既有地位,便成为士大夫文人的要务。宋代文人画之崇尚神理意趣及词在宋代的雅化,实质上都体现了宋人对士大夫文人的情趣与品味的提倡以及对"匠技"与"工俗"的排斥。宋人在文化艺术活动中极力强调自己的高雅品味,自觉地以其人格理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极力与"俗"拉开距离的努力,生动地反映了士大夫文人这一享有特殊地位的新社会群体对自身价值的敏感的体认,也表现了其作为文化精英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略论汉初的士大夫

中国古代通称为“士”的社会属性在先秦秦汉时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春秋战国前之“士”是贵族的一个等级,春秋战国时期是为游士,秦汉时期,尤其是汉初方正式形成一个士大夫阶层。汉初,由于高度集权的中央君主专制体制的确立,士人的社会角色也基本被确定为入则为官、出则为士,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阶层及其社会功能由此基本形成,并历经两千多年而无本质变化。汉初士大夫的社会功能或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积极入世,投身于社会政治,为新兴的汉王朝反思历史,拨乱反正;规划政权,制礼定制;亦官亦师,教化民众等,对汉政权的确立和巩固、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文化学术的繁荣倡盛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二是继承和传播文化,在这一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

宋代的隐逸文化丰富多彩,各种隐逸文化类型至此而趋于完备。但宋代士大夫文人最崇尚的隐逸形态是居官而犹如隐的“吏隐”,并因此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隐逸文化精神。他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定位,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处世心态与行为方式:既与现实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又努力摆脱“政统”的羁縻、控制,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既不放弃世俗的享乐,又能在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人生中努力守护、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不为外物所役,求取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成就自己的闲适生活和诗意人生。     

明代士大夫眼中的回回形象

明代士大夫尤其是江南士大夫在他们的笔记中记载了大量的回回形象,这些记载不仅反映了汉地回回人的现实生活,也反映了汉族士大夫对回回的评价。回回入居中原后,坚守其宗教习俗,张扬其义气性格,汉族士大夫对其有褒有贬。明代士大夫对回回形象的描述反映了汉文化与回回文化之间的接触与碰撞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农耕与游牧、农业与商业两种文化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演变也是回回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进程之一。     

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完成与文人画的产生

士大夫在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中兼具政治集团与文化艺术创造集团的双重特质。士阶层出现了儒与侠的分途后,单纯意义上的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出现。而士大夫的以道自任的文化性格也开始肇端。秦汉时期学士、文吏的分途与混一,造成了政治集团与文化创造集团合一的世族阶层,士大夫双重特质的构架开始产生。科举制度产生后,士大夫全体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仰禄之士",文化性格中的体道与忠君的矛盾更加深刻,科举也强化了士大夫作为文化独占集团的特征。随着宋代士大夫之政、士大夫之学的空前统一,士大夫集团的文化性格最终完成,而文人画也由此肇端。宋代士大夫之学也决定了后世文人画的一些基本美学特征:即在美学终极目标上体道、艺术立场上强调士气、艺术操作层面要求传神而忽略形似。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人文理想主义精神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阶层所继承,并在新的内涵上形成知识分子的新操守,中国文人画在近现代完成了创作主体的转变,继承传统文化价值是当代中国画发展的重要课题。     

在“文人”与“士大夫”之间——略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身份冲突

我们通常把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称为"士人"或者"士大夫",这是不错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阶层的职业、身份实际上存在着很大差异:从职业的角度看,这个阶层可能扮演的角色有三种,一是以读书为主的书生,二是因读书优异而做官者,三是做官不成从事与知识有关的职业者(医生、教师、算命先生之类)。从身份的角度看,则同样可能有三种,一是钻研典坟的学者(经史子集之研究与撰著者),二是政治家(以社会管理为己任),三是文人(擅长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者)。这些身份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冲突,而这种冲突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宋代美学思潮勃兴阶段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结

宋代美学思潮勃兴阶段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结霍然宋代美学思潮的勃兴，当自真正摆脱前朝美学模式束缚之时算起。随着宋初仿唐之风的消歇，宋代社会审美主体，首先是其中的文人士大夫开始着手寻觅适合自我审美趣味的美的内容与形式。也就是在这个寻找美的过程中，他们日渐月...     

晚明士大夫的救世情怀

万历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深化,皇权膨胀而不作为,宫府疏离,庙堂政治成一恶性厮杀的泥潭。在此种危机时代,一部分士大夫继续在庙堂之上惨淡经营,力求挽救朝廷危机;一部分士大夫脱离庙堂,在野讲学、清议,力求影响学风、政风,从而改善庙堂政治和社会状况;还有一些士大夫,尽力推动所在乡邦的教化与慈善举动,借以体现其天下民生的关怀。这些取向表达出明代士大夫作为群体在普遍危机意识情形下行为的阈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精英在危机处境下的思想、行为潜力与方向。     

北宋士大夫参与斋醮活动述评

北宋士大夫们积极参与斋醮活动。他们或参观斋醮的整个活动仪式,或为其提供各种准备,或直接主持斋醮仪式。频繁的斋醮活动,加深了士大夫们对鬼神的崇信。他们只重视对鬼神的祭祀、乞求,而忽视了防灾、救灾工作,特别是忽视了军事备战,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林逋咏梅在梅花审美认识史上的意义

林逋发现了梅花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枝"影"美,从而梅花的清峭疏瘦美得以完整地确立;在林逋那里,梅与"水"月"成了一个经典组合,"水"、"月"皆为梅花"表德";而林逋以隐士心性咏梅,开创了咏梅重在品格立意的新境界.     

梅花象征生成的三大原因

梅花在两宋之际上升为崇高的文化象征,有着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的深刻背景,也与梅花自身的生物条件密不可分。两宋之际地主经济、私有园林的发展,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促进了艺梅赏梅的兴盛,这是梅花走向文化象征最基本的社会条件。同时,士大夫道德品格意识的高涨,带来了自然审美中普遍的“比德”倾向,梅花也由此获得深刻的思想意义,演绎出“清”“贞”和合的人格理想。梅之冬花凌寒、素色清香、幽姿野处等生物种性,是一种丰富多样而又有机统一的“有意味”形式,是宋代理想人格的最佳载体。正是这天时地利、人情物理的风会凑泊,成就了梅花这一道德人格的图腾。     

宋代咏梅文学的盛况及其原因与意义(上)

宋代咏梅文学极其繁荣 ,是当时整个梅艺文化繁盛的一个方面 ,有着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广阔背景。它以审美的方式体现着宋人道德情怀的健举、人文意趣的拓展。其最大贡献在于展示了梅花审美文化的丰富内容与意趣 ,以语言艺术的明确意义和丰富手法塑造了梅花作为品格象征的崇高形象     

杭州西溪梅花研究——中国古代梅花名胜丛考之二

杭州西溪梅花起源于宋代,明万历以来开始兴盛。自万历中至清康、乾盛世的两个多世纪为其鼎盛期,种植繁盛、景色丰富,蔚为壮观,成了钱塘湖山的一大名胜。其在明清之际的兴起既有杭城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的固有基础,同时又有万历以来当地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而其最直接的原因则是寺庙经营、文人园墅、土民生产多方面的积极投入。明末以来西溪梅花由溪南坡麓山地逐步向溪北洲渚湿地退缩,清嘉、道以来受当地蚕桑业发展的挤压而急剧衰落。由于当地地形地貌和种植目的等因素的作用,西溪梅花自来以林麓幽清、水竹映衬、绿萼品种、梅株古健称胜。西溪梅花是传统西溪风景的灵魂所在,无论规模和持续时间都堪与苏州邓尉“香雪海”相媲美,在中国古代梅文化发展史和风景旅游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中国古典诗歌梅文化意象与高趣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梅文化意象,寄寓着中国文人对于理想人格的品鉴与期盼,渗透着中国人文精神传统的追求与坚守.国人观赏梅花,除赏其外丽,更欣赏其蕴含的人格品质.研究古典诗歌中的梅文化意象,有利于深入了解中国梅文化的高趣与独特的人格魅力.     

名流印可、文人干谒与南宋诗歌风貌

文人印可延誉、干谒请托等行为与南宋诗歌风貌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杨万里品题延誉之高妙技法,成就了其独特风格的诚斋体;陆游注重社交酬唱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应酬之作在其集中占有很大比例,呈现出放翁之大家气象;姜夔为迎合名流的审美趣味而创作,其诗词展示了江湖谒客的人格精神、命运遭际和复杂心理。名流印可、文人干谒,客观上对当时诗歌风貌之形成起到了强有力推动作用,促成了整个时代诗歌风貌的嬗变。     

宋代士人的隐逸精神对宋词审美风貌的影响

艺术品是艺术家心灵世界的外化,宋词亦不例外。宋代士人是宋词的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他们的心理结构直接影响到宋词审美风貌的形成。在滋生于宋代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的隐逸精神的影响下,宋词形成了清旷、疏放、空淡的一脉审美风貌。宋代士人既积极入世又保持精神自由、追求诗意生存的人生态度对当前的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社会都是一种启示。     

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词体创作与词史意义

宋初半个多世纪里词坛沉寂,在词体兴起与发展的历程中,洛阳文人集团扮演了重要角色。该文学群体由于幕主钱惟演的倡导提携,诸文人才士的应和参与,形成从容闲暇、文酒诗会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以歌妓为中介的歌舞佐酒与填词听歌的词体运行系统。钱惟演、谢绛、尹洙、梅尧臣、欧阳修等集团主要人物均有词作问世,不乏词史价值。尤其是欧阳修,他以洛阳为起点,创作了为数甚多、质量颇高的词作,并受到洛阳文人集团的极大影响,最终成为宋初四大词人之一,有力地推动了宋词的发展进程,深刻展现了洛阳文人集团的词史意义。     

晚明玩物文化与明代文人审美心态的蜕变

晚明文人在日常生活领域表现出对物质文化的狂热迷恋。这种对物质生活的新的体验和看法体现了晚明文人审美心理的蜕变。文人在体物和用物上,不再恪守传统的"道为器用"的礼教观,有意去除附在器物上的政治和道德诉求,回归物质生活本身,将生活本身作为价值所在;也不同于道家讲究精神超越的超功利审美,对身体本身的关注超过精神上的诉求。审美与生活密切相关,重视纯粹的感官体验和个体的诉求,审美体验上的由俭入奢等等诸多方面共同构成明代文人审美心态的独特性。     

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是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过程。所谓“语境”问题,是指某一说法得以流行的现实情境,实际上涉及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涉及到时人的认识心理与解释角度。所谓“胡/汉”语境的“消解”,在历史上体现为一个并非与朝代兴亡同步的漫长过程。它一方面是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进程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观念与认识的演变也是促成这种“消解”的重要因素。